闲说6.18

护林人

我这个当年极受曾祖母溺爱，不到9岁才上小学——1951年11月底出生的小69，由于年龄的关系，虽然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联。但是那复课闹革命刚刚升入中学——给老三届插队知青家送喜报的事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还有街坊邻居那老三届到山西、陕西插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给家中来信；及逃跑回家过年诉说和反映的真实事实，让我这年长两岁的小69对前途的担忧和战栗是和同届小69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也是我现今对当年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必然的相反；尤其在1973年探亲之时，接触到当年非常要好的老三届大哥哥们相遇得知他们已分配到插队地区本省的铁路和工矿和乡镇企业时，纳闷怎么没有回京呢？而1975年上海宝钢、北京首钢宁可招收农民（工），也不招回一个下乡知青和国营农场职工（兵团知青），才让我恍然大悟——永远扎根边疆是我们最终的命运结局，还会搭上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当年最初插队的知青还落得分配到本地区的工矿企业和乡镇企业，那1971年以后到北京郊区插队的知青三四年以后还会回到北京，而我们只有永远扎根边疆且连带我们的子子孙孙啊！

护林人

中国知青网的老三届大哥哥、大姐姐们，因为当年的我这小69虽然同处一个年代，但是69年才连锅端的到了北大荒、又分配到了那兵团75年底才被打掉的最后一个“土围子”——当年东北农垦总局四大王牌农场之一的二九0农场。在兵团连队工作了6年，而在经历了8团历史性大转折后调到了团部、、、、、、。
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当年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也许我的这篇《闲说6.18》对我们中国知青网引发了一场论战，我以为也是极正常的——在当今全国知青网几乎沉寂、宣布下线之时；我以为是值得庆幸和欢欣的。
如有冒昧之处还望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原谅！

无声

楼主这组文章的用意表述的有点模糊，写农场历史可以兼述国家上山下乡历史，但是要把局部和全局的历史联系起来就需要很小心。

感谢楼主让我们知道黑龙江兵团特殊的历史沿革，看来在解放战争期间老东北局就在北大荒开始建立党营农场了，因那时还没有建国，不能说是国营农场，可能说公营农场比较准确，因此黑龙江兵团的起点比王震的359旅在新疆建立兵团还早。

现在的北大荒农垦历史包括几部分：1，解放战争时期老东北局和全国解放初期在北大荒的开垦（包括军队复员转业军人）；2，63年到66年2月由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策划的因应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而在黑龙江组建兵团，派遣了万余人去北大荒，但因文革而中断；3，文革中的68－6－18，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关于在黑龙江组建扩大规模的大军区管辖下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将原有的黑龙江省军区和黑龙江省管辖下的军垦和农垦单位合并交给沈阳军区，接收全国数省份的中学毕业生（知青）组成由现役军人管理的军队建制的兵团（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自1968年6月建立到1976年2月解散后交给黑龙江省管理，前后经历7年多时间）；4， 1976年以后黑龙江垦区由地方政府管理恢复国营农场体制；5，改革开放以后北大荒国营农场的改制。

纵观黑龙江垦区历史，文革期间的兵团史具有文革的特性，那就是安排知识青年。毛泽东68－6－18批示要比他动员上山下乡的68－12－21指示早半年，仅限于黑龙江兵团。全国上山下乡高潮是在68年12月底毛泽东出面动员后，全国组建12个兵团主要是在69年和70年，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毛泽东68－6－18批示是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战略转变，也不能说自那以后全国再无大规模跨省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运动。楼主说68－70年间全国有900万知青到各地兵团，这个数字的来源不明，据我所知文革期间到兵团的知青不超过200万，其中到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最多，有50万。内蒙兵团10多万，其他小兵团也就在几万人。就算全国12个兵团都去了50万知青，全加起来也只是600万，12×50=600。因此从全局来说楼主的文章不论对上山下乡历史的概括还是研究数据的来源都不准确。从黑龙江兵团局部历史来说，楼主突出了文革时期老军垦和新现役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于知青的历史一带而过，特别是对68－69年兵团战备的历史作用不屑一顾，连黑龙江兵团在珍宝岛战役前后突出的历史亮点都给予抹杀，这就不应该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有错，党对此已作出了结论，但是党对文革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组织的战备工作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在多年战争年代带领党和军队走向胜利的大师，如果说他们在68－69年战争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在全国组建兵团完全是为了遣散知青的一种借口就不严肃了，实际上国家的战备工作从文革前大建三线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就开始了，文革也是战备的一环，为了肃清内部的亲苏派，尽管这种文革是错误的，变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我们永远不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把国家搞坏，就是为了迫害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当年搞上山下乡和组建兵团就是为了让老三届外带我们69届永远世世代代呆在偏远山乡边疆，这个说法是否有些过了？

总之，写兵团史，写上山下乡历史切忌以偏概全。楼主的用心可赞，但思路偏了，当然多元思想共存，百家争鸣也能互相促进思辨，楼主的新视角也是一家之言，有很大的参考性，辛苦！

无声

习近平：农垦改革要坚持国有农场的发展方向

2018年 9月25日，习近平抵达黑龙江省开始考察，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第二次到黑龙江考察。这次考察的第一站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建三江，这也是习近平今年下半年的首次国内考察。据《建三江农垦志》记载，“建三江”的前身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因建设开发三江平原（乌苏里江、松花江、黑龙江）而得名。据了解，第六师师长王少伯亲自把师部所在地命名为“建三江”。从此，中国版图上就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如今，建三江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9个管理局之一，下辖15个大中型国有农场。仅七星农场每年生产的商品粮就有15亿斤，可供全国13亿多人两天的口粮。
考察期间，习近平走进稻田，拿起一把稻穗，看谷粒、观成色。习近平强调，北大荒建设到这一步不容易。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共和国把这里作为战略基地、把农业作为战略产业发展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发生了沧桑巨变，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很了不起，令人感慨。北大荒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了大作用。“今天来到这里，很鼓舞信心，鼓舞斗志。”
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

正逢丰收时节，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上几台收割机从远处驶来。万亩大地号，占地面积1.43万亩，相当21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平均亩产是610公斤。据收割机驾驶员说，以每车每天收割150亩计算，收割完万亩大地号需要10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干9天半。
习近平一边看收割稻田的景象，一边了解大地号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情况。农场工人们看到总书记来了，纷纷跳下收割机，围拢到总书记身边。习近平询问他们的种粮收入、生产模式等情况。谈到北大荒的未来发展，习近平表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北大荒的土质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

他强调，农垦改革要坚持国有农场的发展方向，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调动农场工人的积极性、维护好他们的权益、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机械化水平。总书记说：“衷心希望农业进一步搞上去，衷心希望像建三江七星农场这样的地方，国有农场的现代化农业能够搞得更好、改革能搞得更好，也衷心希望农场的干部职工们生活得更好。”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建三江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有“中国绿色米都”之称。习近平25日下午深入三江平原腹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考察粮食生产和收获情况。他边听介绍，边向农场负责人询问今年收成如何、有没有病虫害、能否做到连年丰收，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一楼大厅，当地出产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摆满展台。习近平走近前去，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他向正在实验室工作的科研人员了解谷物品质、土壤测试分析情况。据园区负责人介绍，建三江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大豆三大作物，在技术推广上坚持科技园区试验示范先行，试验成功后再进行大面积种植。

面对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2岁的科研队伍，习近平说，农业是基础性产业，中国现代化就离不开农业现代化。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农业是不可或缺的。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

无声

刘国新，男，汉族, 1950年12月生于天津，籍贯山东淄博。中共党员，研究员。1968年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任连副指导员、团理论教员、团中学教师。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至1993年留校任教，历任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室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当代政治教研室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代理书记。1990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正式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先后担任《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兼社长，国史多卷本第一卷副主编。 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1992年起任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96年起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第三（文化和社会史）研究室主任、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国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刘国新·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杨贵华：《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中国军事科学》2000年第1期。、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徐奎：《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5期。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也不过三四十篇，且较集中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于化民、胡哲峰：《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王普丰等：《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姚有志：《毛泽东大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以及《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国防和军事类卷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值得关注。较早的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共列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列了22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做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1. 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做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做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杨奎松：《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7页。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叶晖南：《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战略的四次大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做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悉》，《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新文：《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他认为1962年以后的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总第41辑，第204、212页。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视角不同，刘志男以大国关系和国家利益为视角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做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他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无声

　2. 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廖述江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2006年第7期。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1949—1976）》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1页。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顺嘴”做了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3页。这就把口号形成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3. 关于“三五”计划

3. 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三五”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4页。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74页。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83页。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题。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57页。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就发生了“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状况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标题为“‘文革’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以下的小标题依次为：“‘造反’、‘夺权’对经济秩序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思潮的泛滥”。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50页。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做出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共九大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有的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351～352页。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幅达25%，1968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5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9页。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线”建设项目，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1969年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经济开始回升。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第365～367页；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473页。

　　有的著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三五”计划。该文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六年，高潮四年，低潮两年。1966年处在四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三五”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卷三，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6页。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概括：“三五”计划总的来说呈现了“起（1966年）——落（1967、1968年）——起（1969年）”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无声

　4. 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例如：《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1980年12月5～8日《工人日报》；《在江西的日子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等等。事实上，“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苏采青：《“文化大革命”史事辨误三则——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4页。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无声

在探讨兵团战备历史的过程中，我托人到北京军区去询问当年决策组建兵团的具体过程，但北京军区说是总参决策的，再到总参去询问，总参说涉及战备机密，无可奉告。内蒙兵团在69年10月一号通令下达后，战备值班连队曾与正规军一起进驻大青山（阴山）山脉的国家战备坑道三天三夜，那些战备设施有的可通行军车和大炮，还可储藏战斗机，三防。现在那些战备坑道的位置仍然保密，但兵团老战士知道，在兵团网上这些老战士自觉保守国家机密不乱说，当然不知道属于另一回事。

护林人

无声：
你若想像当年报刊官样宣传那吓唬老毛子文章，来宣扬兵团的“光荣历史“——请自己单发一帖；别象苍蝇一样粽在我的帖子里让人生厌！
我劝你仔细读读兵团战士网那兵团组建后六个师和其下属的65个团的所对应的原各国营农场对照表，那当年吹牛皮的吓唬老毛子的官样文章的真实历史就会不攻自破。
请不要忘了，毛泽东的6.18批示是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而不是野战兵团，全部是沿黑龙江边境的国营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建设兵团。而那兵团战士网在介绍所兵团组成的部队，兵团只有一个独立营，还注明1969年划归于我们2师8团，成为我们五营。其属下的连队分到了3营、4营、5营。
这兵团唯一的独立营是原来黑龙江省蜿蜒河水产养殖场，划归我们8团后它原来国家分配的乌苏里江大马哈鱼渔汛期每年必须参加的——到划归抚远境内乌苏里江大小黑鱼泡地段的打大马哈鱼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8团身上。
除了兵团直属的两个值班团，再也没有什么你所说的几十个武装值班营的编制。就是珍宝岛战役，那参战的担架营，也是临时组成的。而且在我们兵团2师，从来没有什么武装值班营，我想你所说的兵团几十个武装值班营都在兵团四师或者都在四师某团吧？！！！
真的很可笑，我觉得你吹嘘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口吻，怎么和那些美国籍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拿当年吓唬老毛子所谓的兵团”光荣历史“；在美国吹嘘以抬高自己的在美国的”高贵“身份！
无声我希望你自重！

无声

护林人语录：

而1976年全国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转制，变身为各省直接领导的国营农场总局的国营农场这一变局。让研究兵团史的敏锐知青，才看到了毛泽东6.18批示的真正面容、、、、、、

之所以在闲说6.18的主帖下，详细的叙述农垦兵团的建制来源以及它的结局。绝对跟文革后期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的知青运动由于由于6.18批示不但全部解决了文革造成的初高中6届毕业生的积压问题，而且小69的连锅端更是让毛泽东放下了最后一块心病。
从此戴上了中国人名解放军序列——光荣的兵团战士的光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扎根边疆的真正含义，从1976年全国12支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的转制，变身于国营农场正式职工才是6.18批示真正的最终目的。
在那些当年在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辉煌的伟绩——参加当年最出名的珍宝岛战役，真正的编制和作用只不过是担架营。在战争中连民兵的作用还低。
所谓的兵团战备，保卫边疆只不过是毛泽东6.18批示的一种借中苏关系紧张发配文革中积压的六届初高中毕业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的“毕业生”的一种名义而已。
我们虽然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属于序列。没有枪，扛的是锄头，拿的是镰刀。说一句北京的老话，叫不男不女的二尾（yi）子，就像过去太监一样，像男人却是没男人的功能。
追溯历史，自从毛泽东的6.18批示之后，再也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跨省到农村插队的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