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纪念周恩来

无声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纪念周恩来的讲话，对此我表示完全同意，希望与我争论的人们也能对是否同意总书记对周恩来的评价表态。我个人认为应该对总书记对周恩来评价的讲话进行重要补充，这并非说总书记的讲话不全面，因为在习近平的位置不可能对一些评价周恩来出现的争论问题也在对全世界公开的讲话中去一一澄清，这项工作可以有我们这些与习总同龄，同时代，同阅历的老知青来完成，这也是纪念周恩来总理最好的纪念。尽管我正在书写的周恩来总理组建和领导“第五野战军”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章因为这里出现的对周恩来评价的争论而搁浅，但是我认为这次搁浅正是我们能够全方面的梳理和澄清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的一次大好机会，万不能错过。我们不怕面对真实的历史，例如周恩来说过很多拥护江青拥护林彪，拥护文革的话，我们都说过同样的话，当年没说过那样话的人在全国没有一个。当然有人会说十万大山密林深处黎族山寨里有位老妇人没说过，对此我认错和道歉！


下面对周总理的评价将片面的展开，何为片面？因为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太多了，世人多年来对他的颂扬也太多了。我在这里专门针对很多拥护总理的人们不敢面对的文革时期周总理的角色进行梳理和辨析，这就是片面的由来，希望这个片面的补充能够将周恩来的评价成为全面而不留下黑洞，仅此而已！

无声

由于这方面的话题敏感，所以需要梳理和适当的引用一些历史资料，需要些时间。但是梳理这方面问题极为重要，否则人家从海外搬来一颗“氢弹”摆在总理灵前，谁还敢前去纪念总理？可能有人还会根据那些人的转帖去联想，“原来总理是那样。。。。。。”

无声

我们不用面对难题绕圈子，就直接进入主题！共同在我致理事会的帖子里开诚布公但不给出处的转来美国反华反共网站上的帖子如下：


参与/回复主题
RE: 再致周秉和理事长和理事会，网管会：

共和国同龄人 发表于 2018-11-12 06:49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相比这个讲话，哪个算力挺江青？

无声

鉴于共同（共和国同龄人）说我过去复制她的帖子有篡改之嫌，必须用截图才能证明那是她发过的帖子。因为她的共同网名被封，她的帖子全部被删除（或屏蔽），所以“死无对证”。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把她转来的帖子进行了截图如下，她的这个帖子没注明出处和讲话人的姓名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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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尽管共同转帖没有注明那个讲话的发言人是谁？什么时候讲的这番话？但是我们根据共同的意思知道她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讲话人是周恩来。我在美国反华反共网上查到这个帖子，原帖显示这个讲话是在文革初期：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11.28

这篇几位领导人的讲话很长，发表讲话的领导人的顺序是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除了江青之外，所有发言的领导人都赞扬了江青主持搞的八个样板戏。

我们就说这个讲话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吧，那是否可以说周恩来等所有当时发言的领导人都是永远坚定的挺江派？先说陈伯达，他后来加入林彪阵营与江青发生内讧而被打倒。再说谢镗忠少将，1967年就因中央文革中的刘志坚中将因得罪江青被打倒而与刘一同被赶出中央文革。而吴德后来更是参加了抓捕江青四人帮的行动。最后就是周恩来没说了，总理是在1976年文革结束前夕去世的，当时总理内心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呢？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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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陈扬勇

2018年09月11日11:39    来源：人民网

节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无声

共同转的那个帖子的背景是“1966.11.28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原文领导人排名顺序如标题）”.

周恩来纪念馆的上面那篇文章是"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通过上面两份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6年11月大会上“盛赞”江青的总理就在66年12月的大会上被江青点名要批斗他身边的左膀右臂。江青的逻辑是只要造反派搞出来的资料就是可信的，只要造反派要批斗谁就要把此人交给造反派去批斗，在捕风捉影甚至栽赃陷害和侮辱体罚之下很多人死去。我们可以看到总理如何顶着江青的压力保护被冲击和迫害的老同志。在那种处境下，周恩来内心中能是挺江青的吗？可能有人会争辩，他们会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公开讲话中都是拥护江青的，对此我们必须替总理面对历史“认罪”，他老人家当年错误的支持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同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当时的成年者）也都应面对历史认罪，这样才公平，因为大家都拥护过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很少数的人因为近距离的观察过江青因此说过反对她或对她不敬的话，例如我哥哥当年对人说他认为江青有精神病，其代价就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牢房，最后被开除大学学籍到了劳改工厂当了炼铁的炉前工，那年他22岁，当时我们家为此承受了巨大压力。后来我的父母都被送出北京到外地去审查，我也因中学生之间的帮派械斗造成的流血事件阴差阳错的被关进看守所 ，那年我15岁。 在当年那种混乱时期，有人说在文革中如果周恩来学了彭德怀，那这批开国元勋大都不在了。

类似于“伍豪事件”的诬陷还有一例就是周恩来之弟所谓参加了“王光英反党集团”的冤案。

无声

追思我的伯伯周恩来
周秉和
2018年04月17日09:1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来了。伯伯的工作骤然变得异常繁重和复杂。电视剧《海棠依旧》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倒、批斗、审查时，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状告我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总理批示。伯伯将上报材料中的处理建议上的“拘留”两字划掉，改为“拘捕”，我父亲就这样被北京卫戍区抓走了。


父亲这次被抓走，关押时间长达七年多。后来，邓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要释放一大批老干部出来，经毛主席同意批准，我父亲与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释放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政治气氛有所松动。1972年开始，很多被关押的老干部家属被允许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探监，被关押的人能与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互诉思念之情。


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被允许去见我父亲。负责审查我父亲的工作人员都说我父亲没问题，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说：“审查周同宇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

我父亲被释放后，因为七年多没有与外界接触，对形势变化都不了解。那时，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通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经过深刻思考，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长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没有问题。凭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识破了“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诡计，但是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式，将“拘留”的建议改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铐铐走的），让“四人帮”抓不到辫子，反而对我父亲起到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时期不能说出来，而且需要配合。他对哥哥的处理办法表示理解、钦佩和感激。


有一件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他都没有被批准参加。他没有“资格”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别。


那是因为1975年被释放出来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带着“尾巴”出来的。所谓“尾巴”，就是人被放出来前，审查人员宣布：“以前对你审查是正确的，放你们出来是对你们的关怀，但并不等于你们就没问题了，放出去后还是要继续反省你们的问题，不要以为放了就没事了，你们是带着尾巴（问题）出去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随意参加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周恩来总理的治丧活动属于重大政治活动，就算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因为有“政治问题”，也不准参加。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当父亲得知伯伯的一切治丧活动只允许我们晚辈参加，他却因为有“政治问题”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机会时，他的绝望、悲哀、凄惨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只能默默地忍着，接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父亲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


没能为哥哥送终的难过、委屈、无奈与遗憾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可喜的是，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无声

周恩来1968年亲笔批示逮捕亲弟弟周恩寿
周秉德


2011年06月15日09:2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王金岭敲开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批示拘捕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是难点之一；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作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王金岭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7年多没见，爸爸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遂宁知青

当年你们家的不公正的遭遇全国各地皆有，且数量甚多，惨不忍睹，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背景，恰恰证明在总理追悼会后北京首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掀起悼念总理的高潮时所写的一首:扬眉剑出鞘，这首诗不仅立即传遍大江南北，而且至今的中老年人都能背颂，也懂的这首诗的真正涵意。周总理永存人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