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山西知青葛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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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个五年计划投入850亿元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元和人均占有粮食(1979年340公斤/人，接近360公斤/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知青大规模的返城，完全是我国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也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社会上所说的，是知青“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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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去做建设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正是广大知青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使我国每年的人均粮食数量，在1979年达到340公斤，1983年突破了世界公认的360公斤的温饱线，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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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尽管是以号召、动员等政治形态出现，而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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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西方国家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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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楼主父亲是两弹一星功勋，可他从不坐享父辈的荣誉得悉最近又回当年插队农村搞集体化合作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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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 “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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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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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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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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