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楼主 |
发表于 2018-11-2 08:43:45
|
只看该作者
1966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推迟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学校里就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搞推荐选拔。当时我就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了。我还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武汉市教育局组织的工作组，到隔壁的22中搞推荐选拔。
当时听了邓垦的报告，邓垦就是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弟弟，文革初期调到武汉市当副市长，管文教。他也是强调阶级路线。但是这个事情没有搞成，但初步的推荐与选拔，造成学生中的分裂，中学里特别是初中毕业生后来分成两派，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就是在22中听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7月29号在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的录音，提到撤工作组。我听到这个录音以后，就回学校了，也没有跟工作组打招呼，我觉得工作组不行了，所以这工作也别搞了。
大概是6月6日，我们学校初三学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后来叫王正谦，和初三的另三个同学(其中两人是高干子弟)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学校第一张大字报，把我们学校初中的三个青年老师打成“三家村”。学校一下就炸了，就把这三个老师关押起来，关在学校办公大楼三楼的一个小房间。把窗户打开，让他们把头伸出去示众。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议论这个事情，我们把王三宝的大字报跟聂元梓的大字报做了比较。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对着北大党委的，这三个老师跟北大党委不能比啊。再一个，我们此前看过社教“二十三条”，我还把全文抄下来了，这个抄件现在还在。“二十三条”说运动重点是走资派，我们觉得聂元梓大字报方向是对头的，王三宝这个大字报的方向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些话当时还不敢说，王三宝的大字报工作组支持啊，学校总支支持啊，我们学生当时认为这就是党支持啊。学校工作组的组长是团市委第一书记杜万高，我们学校的老师搞“四清”的时候，他也是工作组长。
文革开始，武汉市的社教工作组全部转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我们是学生干部，跟杜万高一直很熟的，有人就说你跟杜万高说一说，交换一下意见。我不敢去，担心搞得不对头要出大问题。
8月上旬十六条公布，接着我们学校的高干子弟们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篇大字报，就是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全部抄出来贴到学校里面。我当时也看了，也觉得那些语言还是很慷慨激昂的，充满革命朝气。后来又传出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起来也奇怪，也是干部子弟用大红纸抄出来的。我看到毛主席要大家重读一遍北大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敏感性，班上一个同学就跟我说：“毛主席要我们重读，找来看一看吧。”这都8月中旬了，就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再读，里面有毛主席的一段话，就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就是这段话给我们开了窍。
党的领导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对错误的就是要抵制，这个时候底气就起来了。王三宝等人的大字报的大方向不对，不符合“二十三条”精神，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这样搞是转移大方向。形势发展很快，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没有跟他们发生冲突。但是那个时候就形成什么叫党的领导这个概念，文革中一直坚持这种思想。1974年“批林批孔”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是空的，要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去实现。但是党的各级组织怎么体现党的领导?只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你就是党的领导，你不执行，虽然你是党的一级组织，也不是党的领导。”我一直是这样的思想，后来在工厂，在社会上，在农村，到现在都是如此。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北京的学生南下串联，来我们学校的很多。有的南下学生带来“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到处宣传这个东西。我一听到就有一种反感，不对头啊，不能这样啊，于是就辩论。南下学生也带来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带来了“怀疑一切”，当时的思想确是挺活跃的。我们对“造反歌”挺欣赏的，对“鬼见愁”这个对联我们是反感的，在学校里也辩论，同时辩论“怀疑一切”。当时造反派同意这个“怀疑一切”，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
8月底，王三宝在学校组织“红五类”的红卫兵，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成立大会晚上开，武汉市市长刘惠农等领导去了不少，我进去一下就出来了。王三宝发言说：“我们红卫兵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子弟组成的。”很自豪。“红五类”子弟组织红卫兵我不反对，但是他们成立红卫兵，干的一些事情确实不得人心。他们在街上男的剪喇叭裤，女的剃“阴阳头”。再比较有名的就是“破四旧”，武昌的曹祥泰食品商店，他们把它改了名字，当时都登了报。长春观，小东门的一个道观，他们在那里“破四旧”，砸东西。他们抄家，就是派出所说哪一家哪一家，自己不出面，就跟他们讲，他们去抄家、打人。我们班上有个高干子弟打人挺凶，现在当了很大的官了。他们穿着都是一样的，褪色的军装，武装带，了不得，打人很凶。后来我们造反派同学也打了班上那个高干子弟，他1967年就参军去了，现在地位很高。
我们学校有一个女老师，教政治的，历史上脱过党，年纪比较大，身体也不好。学校高干子弟成立红卫兵以后，经常去打她，剪她的头发，侮辱她，好像打人取乐的一种味道。后来死了，当时说是病死的，但是跟这个刺激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校工，大概历史上有点问题，也是去打他。
9月底我第二次去北京，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到谭力夫的讲话，几个讲话都看了，全部都是铅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对头，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在全国人数上占大多数，高干子弟很少，按理都应该是所谓“红五类”，但实际上并非属于同一个“红五类”。我在学校准备搞推荐选拔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推荐学生上高中，两个，一个出身好，一个出身差一点，名额有限，说良心话，我就推荐那个出身好的。但是绝不应该歧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但是大多数你要相信，相信他会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你要有基本信心，不应该歧视。国家有些机密的事情，你可以有这种考虑，但是你绝不能把这当作条件来搞，不好。那些出身好的，不见得个个都好。谭力夫这个讲话影响的确很坏。
谭力夫，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文革初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观点，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文革后改名谭斌，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0月份我们学校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高三一个同学造反很早，很坚决，一直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比我能力强，但是他父亲有问题，没能当上红十月头头。他父亲原来是重庆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解放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里当领导，因为潘汉年一案受牵连，就关起来了。我们学校造反派和保守派辩论阶级路线的时候，对方是高三的一个高干子弟，他在全校辩论大会上指着这个同学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死在我们共产党的监狱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同学非常沉得住气，没有理他。这个同学几个月后才当上红十月一把手，后来当上校革委会主任。当时我们自己也受血统论影响，就是造反派的队伍也要“纯洁”，特别是领导班子，就是说血统论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影响的，一直有影响。我们当时是少数派，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让人抓住辫子。所以我们武汉造反派的头头，特别是学生造反派头头，都可以说是“红五类”，都是“根正苗红”的。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省市搞补台，我从农村回来，准备要我当团省委书记。我当时就跟省委书记赵辛初、姜一他们讲，团省委那一套班子不行，我得安排人，他们都是认可的。我就到武汉造反派当中去找，我提出的标准是：第一，要坚定的造反派；第二，要出身好；第三，要有代表性；第四，要有女同志。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执行阶级路线问题上有重大偏差，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并没有真正贯彻，以致文革初期发展为疯狂的“血统论”。那帮红二代搞出不伦不类的“红五类”概念，不仅与文革前的走资派一样，分裂人民群众，制造群体歧视，而且与德国法西斯灭绝犹太人一样，打人杀人。更可笑的是，“红五类”内部也是分类别、分等级的，他们自居第一类、第一等，高居于另四类之上。
“改革”了，“开放”了，文革彻底否定了，但是那帮老红卫兵却不能否定。陈云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看看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新中国肌体上的毒瘤——新的血统论流毒至今，愈演愈烈。
2013年8月口述 2017年3月整理
|
|
发表于 2018-11-2 11:4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