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总理诞辰，解秘总理组建领导的“第五野战军“

无声

今年是总理诞辰120周年，全国人民缅怀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的方方面面无需我累述。我想说的是自电视剧《潜伏》问世后逐步露出水面的中共“第五野战军”的辉煌战史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什么是“第五野战军”？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靠着四个野战军打下了江山！一野平定了大西北，四野包办了东北，平津，三野逐鹿中原并与挺进大别山后的二野联手包办了淮海，最后四个野战军合作解放了全中国。但是从没听说过“第五野战军”这个番号啊？ 这就要说起周恩来总理多年来在国统区组建和领导了一支与四个野战军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下野战军”，他们的战场是“看不见的战线”。

本文将用周总理组建和领导的"地下野战军”的真人真事来回顾周总理率领他的“第五野战军”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斗的英雄史诗！

无声

为了写“第五野战军”的战史，我已经准备了几年，除了资料收集，还采访了在世的“第五野战军”的将领。但是我深知，“第五野战军”的全部战史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深埋在“地下斗争”的历史里，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无名烈士将永远不为人知，还有很多被打成叛徒特务的“第五野战军” 将士在文革中死于自己人之手永远看不到他们迟到的平反证书了。

一处名为“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场所，于2013年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纪念广场并不是墓地，而是一座分为上下两层的石材建筑。一层正面是毛泽东的题词：“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据说，是为潜伏在台湾的中共情报人员题写的。

无声

周恩来的遗愿

在周恩来临终之前，曾经向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同志留下了一个遗愿。

在“文革”当中，凡是历史上曾经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被康生和“四人帮”诬蔑为“叛徒”或“特务”。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逮捕和杀害的吴石将军和中共情报人员朱枫（女，又名朱谌之），虽然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因此，在周总理弥留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专门把这件“善后”工作，交待给了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

周恩来的这个遗愿终于在康生和“四人帮”倒台以后，陆续实现了。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张学良将军接受了大陆媒体的采访，并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吴石将军等革命烈士的事迹也已经广为流传，他的骨灰也被送回大陆，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以上是我哥哥发表的资料）

无声

无名英雄广场上，树立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长14米、高4米。此碑正面刻有浮雕，描绘了无名英雄的形象；背面的巨幅抛光花岗岩上阴文镌刻着《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无名英雄纪念碑铭 ：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之知，乃至殒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公元二零一三年十月立




光影
黑暗里，你坚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阳；长夜里，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而起，毙敌无形。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你们，在烈火中永生。

无声

要说“第五野战军”的历史，顾名思义，就是要说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的贡献。在书归正传之前，还是要把这支队伍的前身和来龙去脉简述一下。

中共建党之初在北洋军阀统治区属于半地下的秘密活动状态。当时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在以广州为大本营的大革命时代，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批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所以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例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时期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周总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北伐中就更是以共产党为先锋，那个时期的战斗中陈赓大将还曾救过老蒋一命。但是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上山下乡，在城市的党组织转入地下。顾顺章叛变后，中共在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摧毁殆尽，周恩来曾率领特科和红队在上海曾坚持了一段时间，其中有陈赓，李强等老革命。

资料：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所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主要从事特务工作，包括情报收集、对中共高层人物实施政治保卫、防止中共高层人物被国民政府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或暗杀，并且开展针对国民政府的渗透活动。中央特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采用暗杀的方式惩处当时背叛并且对中共造成严重危害的中共叛徒。 中央特科存在时间自1927年至1935年。

无声

在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特科时代，有一对中共夫妻不得不提。先生是熊瑾玎，夫人是朱端绶：

熊瑾玎（1886年—1973年） ，湖南长沙人；，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后在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任过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经他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却始终清贫。“文革”来临，周恩来为他写证明材料———“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党所给予他的最好评价。
熊瑾玎为熊笑三父亲，熊笑三为国民党五大主力第五军军长。熊瑾玎早年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1918年秋加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长沙五四运动，后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1922年起先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教务主任和湘江学校董事，协助毛泽东培养革命人材。1924年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1926年2月在长沙参与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行，参加长沙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后到上海。1928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做掩护，与朱端绶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他谨慎细心，严密周到，在白色恐怖下，使这个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持续三年之久未被敌人发觉。他还主持开办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协助毛泽民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

朱端绶：
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洲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年8月与熊瑾玎结婚。被成为“老板娘",几乎所有第一代的中共领导人都吃过她做的饭。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与熊瑾玎先后去湘鄂西蘇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遭拘押8个月，后以无罪获释。熊瑾玎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也在报社工作。解放后担任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端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代表邓小平对她的拜访和慰问。1994年1月24日病逝。

无声

链接：

最著名“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周恩来亲自撮合--党史频道-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10020107.html

最著名“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周恩来亲自撮合。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邓小平、李富春、贺龙，或是更多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只要见到他俩，往往都会尊称一声“熊老板”、“老板娘”。如此待遇，恐怕在党内也算独一份。
　　熊瑾玎和朱端绶，相识在中国革命最为艰危时期。他俩为了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而结成假夫妻。他俩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终因周恩来的撮合而“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无声

在“第五野战军”序列”中。何遂绝对是位可圈可点的老战士：


何遂
何遂（1888年－1968年1月）字叙甫，又作叙父、叙圃等。祖籍福建福清港头镇占阳村，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

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何遂入福建武备学堂，其间结识革命党人林觉民、方声洞等，并参与反清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保定陆军大学，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秋，何遂毕业后赴广西督练公所参谋处任筹略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宣统二年（1910年），何遂同耿毅、刘建藩、杨明远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广西支部，何遂任参议。何遂编辑出版了《南报》。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何遂任北洋第六镇统制、革命党人吴禄贞的参谋。吴禄贞筹划举行起义时遭到刺杀，何遂乃率第六镇部分官兵发动起义，获推戴为燕晋联军副都督。辛亥革命后，何遂眼见在山西没有活动余地，便在民国2年（1913年）到日本考察军事。 。
民国4年（1915年）归国后，何遂应黎元洪之邀，出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云南发起护国战争后，何遂潜赴山西大同，策动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世凯，何遂还替孔庚起草了电文。后来孔庚遭阎锡山逮捕，何遂被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1]
1916年袁世凯死亡以后，北京政府派何遂、沈鸿烈等人到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何遂亲自查看了法比前线，并且游历了英国、美国等国。归国后，何遂著《欧洲观战记》。民国6年（1917年）7月，何遂到广东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任靖闽军司令。后何遂奉命回福建，密谋炸死福建督军李厚基，事泄，流亡日本。民国8年（1919年）归国。[1]
民国9年（1920年），经孙岳引荐，何遂任曹锟的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不久，何遂调孙岳部任参谋长。国民军成立后，何遂历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并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
民国17年（1928年）春，应李济深之邀，何遂赴广州任李济深的总参议。同年5月，任黄埔军校代校务（代理校长）。民国18年底，因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另外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何遂辞职，赴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民国21年（1932年）春，何遂、朱庆澜等人在北平组织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何遂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民国26年（1937年），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遂由此结识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
抗日战争期间，何遂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任内，他曾陪周恩来乘汽车自河南前线前往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他曾调解过八路军同阎锡山的矛盾，并通过军令部次长林蔚的疏通，给八路军增加了军饷。皖南事变后，何遂获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费困难，便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面见董必武援以钱款。后来，董必武、叶剑英将延安生产的毛毯和衣料送给何遂作为回赠。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何遂经常联络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协助他们的工作，并掩护身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和三儿媳缪希霞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4月，何遂及儿子何康、吴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经常往返上海与福建，为中共送来很多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石飞赴台湾，和中共渐失联系。1949年8月，女儿何嘉奉命与父亲何遂一道赴台北，并与早在那里潜伏的何遂次子何世平会合，和吴石取得联系，在何遂影响下，吴石答应继续为中共工作，直至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处决。1994年，吴石的骨灰由何康主持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紧邻何遂夫妇的墓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何遂迁居北京。何遂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何遂还将收藏文物和图书分别捐给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天津图书馆，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褒奖状。
1968年1月，何遂逝世，享年80岁。

无声

在整理和综述“第五野战军”的资料和战史的过程中，需要将这支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的英雄部队的序列与当时全国战场上的另外四个野战军对比一下，先看三野：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国军队序列的命令，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主持了华野全军的改编。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身份公布了第三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的命令，如下：

公布第三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

（1949年2月9日）

奉中央军委命令：为适应今后新的战争形势需要与全国统一建军要求，决定全国野战军统一序列番号，原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并于各野战军下分编成数个兵团，下属各纵一律改为军，旅一律改为师的番号，并依野战军序列番号全国统一兵团军师团的番号。兹将本野战军兵团、军、师、团编制序列番号公布如左(下)：

甲、各纵改为各军及兵团编组序列番号：

(一)、原2纵改为21军，3纵改为22军，4纵改为23军，另以原35军与原鲁中南纵队合编，统编为35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七兵团。

(二)、原6纵改为24军，7纵改为25军，8纵改为26军，另以原何基沣部与江淮军区独立旅34旅合编，统编为34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八兵团。

(三)、原1纵改为20军，9纵改为**，12纵改为30军，另以原张克侠部与原渤海纵队合编，统编为33军，并以上述各军统编为第九兵团。

(四)、原10纵改为28军，11纵改为29军，13纵改为31军，并以上述各军及两广纵队（仍保持原番号不变），统编为第十兵团。

乙、各军以下师、团番号均按上述序列番号区分，自20军第58师第172团开始，依每军三师、每师三团计，逐次下推。其各兵团所属各军、所属各师、所属各团序列番号区分，另详附表。

丙、原特种兵纵队（扩编为美式榴弹炮团二、榴弹炮团四、工兵团一、战车团一、高射机枪营一、特科学校一）仍归本部直辖。另由特纵抽出骑兵团，与本部特务团及由华东军区新升三个地方团（合编二个团）合编，组成本部直属教导师，担任本部直接警卫与培养初级干部。

上述仰即遵令转饬所属遵照执行为要！

此令

代司令员、代政委 粟裕

副政委 谭震林

无声

周恩来帐下的隐蔽战线上的“第五野战军”之序列在党史上从来没有公之于众，当这些老英雄们绝大多数都已去世的今天，弄清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我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原农业部长何康在纪念张执一百年寿辰大会上有个讲话，其中有句话是：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张执一是谁？百度上是这样说的：

“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1926年在汉阳参加农民协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宣传委员、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1935年后在上海从事学运、军运工作。1939年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五师旅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病逝。 ”

从张执一的简历中我们看不到他在解放战争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事迹，因为没有成型的公开资料。再看何康部长的回忆：

上海地下斗争几件往事
— 在张执一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何　康
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方行和邓裕民，财务主任是缪希霞（我的爱人）；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瑞明公司、东方公司、安通运输公司等都是由张执一同志经手创办的。瑞明公司的各项工作一直是在张执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张执一同志十分重视上层统战工作，他与上海许多上层人士保持联系。我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有心脏病，1948年"立委竞选"前，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劝他不要退，特派我的大哥何世庸当"竞选办公室主任"，由共产党出钱，帮我父亲竞选。结果在陈立夫、刘建绪（福建省主席）支持下，竞选成功，父亲同时成为制宪国大代表。在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写到我的父亲："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里讲到的吴石，是一位正直、爱国、多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他是我父亲的同乡挚友，通过我父亲的联系，他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接触，我向张执一同志作了汇报。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二哥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47年、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他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我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她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这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我父亲都到了香港，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也另有任务。缪带何嘉去见了张执一，执一同志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就在张的寓所，由邓裕民与何嘉谈话并作介绍人，何嘉入党了。
　　1949年1月，党组织派我父亲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任务是由刘晓、张执一当面向他交待的，我妹妹随行（任务是由邓裕民交代的）。他们从香港出发到达武汉，在"华中剿匪司令部"，父亲带着妹妹三次"拜访"白崇禧。白正生病，在卧室里与父亲谈话，何嘉就坐在外间客厅里等。完成任务后，父亲又到南京参加蒋政府的"国大"，父亲还主动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劝他和共产党和谈息兵（父亲与李、白有师生之谊）。父亲回到上海后，张执一特地请他在锦江饭店吃饭，我与何嘉作陪，执一同志对"何老伯"大加慰勉。
　　1949年4月，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奉命到北京，邓裕民跟他去了。后来执一同志随四野南下华中，留在华中工作，邓裕民当了他的秘书。执一同志素来关心部下，他偶然发现邓秘书喜欢我妹妹，便写信给在上海的刘晓，请他动员何嘉到武汉去工作。何嘉选择了先学习俄文，1953年才到武汉去。她与邓裕民的婚事，是执一同志一手操办的。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执一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他待人的真诚侠义，思维的敏捷缜密，处险不惊的大将风度，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何康先生是原农业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