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总理诞辰，解秘总理组建领导的“第五野战军“

无声

周恩来帐下的隐蔽战线上的“第五野战军”之序列在党史上从来没有公之于众，当这些老英雄们绝大多数都已去世的今天，弄清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我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原农业部长何康在纪念张执一百年寿辰大会上有个讲话，其中有句话是：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张执一是谁？百度上是这样说的：

“张执一（1911—1983），湖北汉阳人。1926年在汉阳参加农民协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武昌区委宣传委员、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1935年后在上海从事学运、军运工作。1939年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第五师旅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统战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病逝。 ”

从张执一的简历中我们看不到他在解放战争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历史事迹，因为没有成型的公开资料。再看何康部长的回忆：

上海地下斗争几件往事
— 在张执一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何　康
1946年末，我与两个哥哥党的关系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刘少文，负责军运、统战、策反工作的是张执一。我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方行和邓裕民，财务主任是缪希霞（我的爱人）；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瑞明公司、东方公司、安通运输公司等都是由张执一同志经手创办的。瑞明公司的各项工作一直是在张执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瑞明公司的资产是我们党的，为便于掩护，公开的背景是我岳父缪秋杰和我父亲何遂合办的企业。缪是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我父亲是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们的名义邀请上海金融界知名人士组成董事会。我和父母弟妹住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因其僻静安全，长期是上海局高层秘密聚会的一个地点。瑞明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等物资，其中紧缺药品就有数百木箱之多，因内战的爆发滞留上海。根据张执一传达的指示，我们首先设法把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存在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同志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张执一同志十分重视上层统战工作，他与上海许多上层人士保持联系。我父亲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有心脏病，1948年"立委竞选"前，萌生了退意。张执一劝他不要退，特派我的大哥何世庸当"竞选办公室主任"，由共产党出钱，帮我父亲竞选。结果在陈立夫、刘建绪（福建省主席）支持下，竞选成功，父亲同时成为制宪国大代表。在执一同志撰写的《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写到我的父亲："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期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里讲到的吴石，是一位正直、爱国、多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时期长期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时任南京国防部史政局局长。他是我父亲的同乡挚友，通过我父亲的联系，他表示愿意和共产党的高层代表接触，我向张执一同志作了汇报。
　　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董竹君开的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作陪。这是吴石接受我党领导的开始。此后，在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商定吴与张和我单线联系，以愚园路我家为联络点。我父亲素以交游广阔知名，起了自然的掩护作用。那时，吴石将军经常亲自送来重要情报，有时也以封好的信件形式，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很震动，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面交给了张执一同志；执一同志派专人送出了。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向我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局下设"台湾工作委员会"，我的二哥何世平被派到台湾，先后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盐务系统潜伏。张执一同志47年、48年曾到台南检查并布置他的工作。1948年夏，张执一让我找妹妹何嘉谈话，说组织上有意派她到台湾工作，征求她的意见。何嘉当时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尚未入党，她表示同意。何嘉先到香港青山达德学院学习；这年末，刘晓、张执一、邓裕民、缪希霞还有我父亲都到了香港，张执一让缪希霞去找何嘉，告诉她台湾另外派人去了，她也另有任务。缪带何嘉去见了张执一，执一同志亲切地问了她的近况。就在张的寓所，由邓裕民与何嘉谈话并作介绍人，何嘉入党了。
　　1949年1月，党组织派我父亲到武汉去见白崇禧。任务是由刘晓、张执一当面向他交待的，我妹妹随行（任务是由邓裕民交代的）。他们从香港出发到达武汉，在"华中剿匪司令部"，父亲带着妹妹三次"拜访"白崇禧。白正生病，在卧室里与父亲谈话，何嘉就坐在外间客厅里等。完成任务后，父亲又到南京参加蒋政府的"国大"，父亲还主动去见"代总统"李宗仁，劝他和共产党和谈息兵（父亲与李、白有师生之谊）。父亲回到上海后，张执一特地请他在锦江饭店吃饭，我与何嘉作陪，执一同志对"何老伯"大加慰勉。
　　1949年4月，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奉命到北京，邓裕民跟他去了。后来执一同志随四野南下华中，留在华中工作，邓裕民当了他的秘书。执一同志素来关心部下，他偶然发现邓秘书喜欢我妹妹，便写信给在上海的刘晓，请他动员何嘉到武汉去工作。何嘉选择了先学习俄文，1953年才到武汉去。她与邓裕民的婚事，是执一同志一手操办的。
　　执一同志的肩膀硬，敢承担；他的记忆力是超凡的。虽然在"文革"中备受迫害，晚年仍然顶着压力，抱病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也留下了地下斗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许多事情他不说，可能永远都说不清啊！
　　执一同志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他待人的真诚侠义，思维的敏捷缜密，处险不惊的大将风度，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何康先生是原农业部部长）

无声

再看前面第九楼介绍何遂老先生的一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何遂经常联络刘晓、张执一、刘长胜等中共领导人，协助他们的工作，并掩护身为中共党员的子女和三儿媳缪希霞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4月，何遂及儿子何康、吴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见面，吴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吴石以何遂家为中转站，经常往返上海与福建，为中共送来很多重要情报。”

对吴石的介绍在前面只开了个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嘱托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不要忘记台湾两个人就是指的张学良和吴石。吴石于1950年因叛徒蔡啸乾出卖被蒋介石亲命枪决，他留在大陆的家人长期背负“国民党军人家属”的黑锅。吴石在上海所联系的刘晓、张执一、刘长胜就相当于公开战场上野战军的一个纵队的领导人。解放战争中在长江以南活跃着“第五野战军”的好几个纵队，解放战争后期吴石奉蒋介石之命退守福州后所联络的中共地下党属于吴克坚“纵队”，后面再详述：


刘长胜（1903—1967），山东海阳人，1924年参加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月进入海参崴党校学习。1927年5月参加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4月，奉命离苏回国。1936年6月到达延安后，出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主任。1937年8月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重建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上海情报工作，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和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1942年10月离开上海赴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副书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1953年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副主席。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12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7年含冤去世。


刘晓（1908—1988），出生于湖南省辰溪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刘晓参加长征，1937年5月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恢复和重建情报组织，领导党的情报工作。1937年11月，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沦陷后，刘晓仍留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940年3月刘晓一度调至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同年9月重新回到上海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配合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刘晓和江苏省委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协助潘汉年加强开展情报工作的基础，解决情报来源。194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淮南根据地成立华中局敌区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研室，刘晓任部长，继续领导江苏各地以及上海等日伪占领城市的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1944年4月刘晓根据华中局决定前往延安出席七大，9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45年10月刘晓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常委。1946年2月从延安回到上海，继续领导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主持上海局的全面工作。1949年后，刘晓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协助陈毅使上海市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5年以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1988年6月11日刘晓因病在北京逝世。

无声

两年前何康部长对我畅谈了他们当年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往事，比较出彩的就是吴石将军把国民党退守长江以南后的军事部署地图（详细到团）送给了何康，何又转给张执一，张立马电传延安。直到前些年原三野的张震将军见到何康部长还是对此念念不忘！

资料：
“约在1949年3月初，已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风尘仆仆到俭德坊来，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有图，是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包括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后来曾两次曾提及，说渡江前，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无声

再看解放战争中活跃在南方的周恩来帐下“第五野战军”另一支“纵队”的负责人吴克坚的简历：

“吴克坚（1900—1986），1900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一个理发工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加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1929年，负责保护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32年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出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武汉沦陷后，被派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新华日报》总编辑等；1946年后，被派往上海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侦获敌方大量重要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198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1928年到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第三区宣传委员。后因组织被破坏到上海，任党中央交通员。1929年起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工运委员，沪东区区委宣传委员，中共江苏省工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特科秘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6月至1936年春受党派遣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任学院党委委员、中国班支委书记。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6年4月赴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巴黎版）总经理，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组织进步华侨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扩大党在海外的影响，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1937年，应周恩来电召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2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处副秘书长。3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党报委员会委员、秘书，汉口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同年春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武汉沦陷后撤退到重庆。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报馆。1940年10月后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新闻组组长、重庆新华日报社总编辑等。11月后任中共南方局社会部成员。1943年8月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随周恩来等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参加了国共和平谈判工作。1946年至1949年奉命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和领导党的隐蔽斗争。1946年5月至6月任中共中央南京局资料（情报）组组长。

1948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曾协助国民党将军龙云出逃，计划乘船北上解放区，但未能实现。1949年在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进行策反工作。获得敌人大量的军政战略情报；参与组织并成功地争取多起国民党军事人员的起义。

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对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多次嘉奖。”

无声

现在刚刚开始梳理“第五野战军” 各“纵队”一级的序列就已经感觉“有点乱”了！我还没提“第五野战军” 主要领导人李克农，潘汉年，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康生呢！后面再详细梳理。“第五野战军” 除了刘晓，张执一“纵队”和“吴克坚”纵队外，还有一部属于“散兵游勇”，例如吴宗南的次从副官熊向辉和在淮海战役关键时科率军起义的张克侠（1929年秘密入党），何基沣（1939年秘密入党），这些人都属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的“特别党员”，属于“潜伏棋子”，其中还有著名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容后梳理。

大革命前后的中共"特别党员"和"秘密党员"

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在隐蔽战线有一些执行特殊使命的中共党员，后来人们称之为“著名卧底”，或者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以及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下英雄”，等等。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党史界和史学界对此很少有研究，也鲜有介绍和宣传。
　　《党史博览》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发表的《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一文，共收入“著名卧底”１６人，如果加以分类的话，他们是：一、暗藏在国民党或汪伪要员身边的“秘书”，如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汪精卫的秘书汪锦元等；二、有着参议或“高参”身份的“红色特工”，如段伯宇、刘仲华；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何基沣、张克侠，以及曾经是中共党员的廖运周和国民党杂牌军的牛化东等；四、埋伏在汪伪或国民党特殊机构内的“红色特工”，如“龙潭三杰”中的李克农、胡底，以及王启明、李时雨等。当然，这仅仅是全部活动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之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其全部的概况，迄今也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了。笔者拟通过对不同时期这些人物的描述，并略加分析和综合，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其他“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
　　在大革命时期，除了尚未确知其真实身份的邵飘萍之外，已确知其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还有杨度、胡鄂公、江浩等。
　　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湖南湘潭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他曾依附于袁世凯，于１９１５年８月领衔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了所谓“筹安会”，并被推为会长，负责策划恢复帝制。迨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遂移居天津外国租界，以习佛度日。但从１９２２年起，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开始拥护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之后，他与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反帝大联盟”的活动。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参与了营救活动。１９２９年，杨度移居上海，参加了“中国互济会”。同年秋，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周恩来负责与其单线联系。
　　由于杨度是名人，又是一位大儒，他的入党，对中共在上海联系和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收集特别情报，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１９３１年杨度病逝后，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为党做过一些工作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胡鄂公（１８８４―１９５１），湖北江陵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早年曾是“共和会”的干事长，后是“京津同盟会”的军事部成员，又曾在天津组建“北方革命协会”，自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胡鄂公于１９１２年４月加入共和党，并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１９１３年４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议会中与张伯烈等组成新共和党。１９２１年，他与熊德山、汪剑农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他出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次长。由此可见，胡鄂公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斑驳的。由于当时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当时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流派），于是就被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鄂公的入党有一个历史背景：即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从单一的工人运动转向更加宽广的政治领域以后，它与上层政界人物的联系也日渐增多。于是，胡鄂公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而且由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集体参加了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胡鄂公代为主持中共北方地区的工作。他还以议员的公开身份参加了弹劾“二七惨案”凶手、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等。１９２４年７月，他还联合参、众两院的进步议员和进步团体，发起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并创办《反帝国主义运动》旬刊。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胡鄂公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后被捕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
　　江浩（？―１９３０），原是同盟会会员，后来成为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其间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一直以天津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革命工作。据盛忠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记载：在大革命期间，江浩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３０年，江浩在回国途中患病，死于海参崴。

无声

这里需要提及的另外一个中共“秘密党员”，则是晚清贡生、民国议员刘少白。当年，北京虎坊桥的刘少白公馆，曾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刘少白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就有王若飞、杨献珍等。

　　刘少白（１８８３―１９６８），山西兴县人，著名乡绅。清末，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后，他当选为议员，后加入了共和党。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刘少白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后来，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女党员之一。此时，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长、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脱离险境。后来，他回忆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我虽身处嫌疑，犹自热情地爱护那些在地下活动和救济那些身陷囹圄的革命党人，因此而遭受危害亦不徨顾。”当时，他还负责转送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

　　刘少白曾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１９３７年初，他回到太原，积极投身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的家是共产党员聚会之所，并秘密设立有印刷厂。１９３７年８月，刘少白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此前他实际上已是“秘密党员”了。

　　此后，刘少白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的经济部长，负责征集粮草，支援八路军一二○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他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后为西北农民银行），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４２年５月，他和牛友兰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接见。此后，他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海军中的“秘密党员”
　　在北伐革命后期的中共兵运工作中，也活动着一些“秘密党员”，如当时上海海军中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新海军社”，就是由中共“秘密党员”郭寿生于１９２３年在烟台海校学习时发起成立的，其主要成员还有中共“秘密党员”曾万里、陈嘉谟等，当时他们在组织上受王荷波的领导。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凌晨，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当时原计划以海军开炮为信号，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钮永建掌握的军队联合攻打北洋军阀的高昌庙兵工厂和龙华司令部，但舰炮因故未能打响。
　　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总结第一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制订下一步起义计划。会上，曾赴苏联学习过的罗亦农、汪寿华、王若飞、赵世炎等人很重视十月革命中俄国海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经验，提出策反北洋海军，并加强党的领导，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

　　会后，中共在上海的北洋海军和江南造船所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秘密发行《灯塔》月刊等。１１月下旬，周恩来到上海后，郭寿生、王介山等中共“秘密党员”与周恩来直接联系。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２日，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号军舰开炮，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帷幕。虽然这次起义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却得到了高度评价，如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说：“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罗亦农也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海军开炮……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钮惕生（即钮永建）说海军开炮，是Ｃ·Ｐ（即中国共产党）命令，这是不错的。可以表现我们的力量。”此后，北洋当局惩办参加起义的海军官兵，郭寿生等被迫离舰隐蔽。

　　后来，国民党实行“清党”，所有海军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迫隐蔽起来，直到１９４９年他们又策动了国民党海军的起义。

　　“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等）、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至于对这些“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解释，应是：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二、其“特别”之处还在于其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所谓“特别党员”，最早是由张闻天于１９３８年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并加以表述的，即：“特别党员”是指当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因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这也就是说，其所以“特别”：一是根据其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即一般的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特别党员”则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与中上层有联系的人员；二是在党内受到特别的管理，即一般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特别党员”的“特别”原因，其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来担任，且须上级组织或中央批准，而一般做法则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至于对其的具体管理，则或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或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当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组织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

　　因此，只与中共的高层人物保持若干联系，不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以便于其在“特别地区”、“特别领域”，如国统区和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秘密活动，这就是中共“特别党员”或“秘密党员”的又一层含义。

无声

“第五野战军”除了上述序列之外，还有一哨人马，那就是民主党派和各类学社中以及文化界的一些“民主人士”，他们早就是中共地下党了。但是在他们的简历上都没有入党记录，有的直到文革后的晚年才“要求入党”，例如宋庆龄。宋庆龄在30年代初就加入了第三国际共产党，是第三国际与中共间的联络员，也属于周恩来直接掌握的“特别党员”，与张学良类同。但是张学良的入党申请遭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拒绝，大概是因为张家父子曾在东北与苏联接壤地区的“中东路事件”中曾与苏联打过一仗，第三国际说军阀不能入党。而且张学良这个“特别党员” 属于无组织无纪律，他是只受周恩来和叶剑英掌握的“特别党员” ，但又是“高干子弟”的脾气任性随意，一次党小组会都没参加过，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小组，因此不听周恩来劝阻在西安事件中硬要陪老蒋飞回南京，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到了晚年只好念念不忘周恩来总理是神人。

周总理确实是神人，到底有多神？我们接着从梳理“第五野战军”的历史中一窥秘辛。

下面是宋庆龄身为“特别党员”的历史资料：

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

2009年05月27日08:16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无声

接上：

这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随后，《纽约时报》分别于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报道。
　　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注：西安事变后宋美玲，宋子文和老蒋，戴笠都知道宋庆龄是中共的人，但也没办法，后来干脆默认了她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传话人，潘汉年是宋庆龄的“大秘书”？！

无声

“第五野战军”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主人士中的中共特别党员。国共分裂后有不少民主人士要求加入中共，但都被周恩来劝阻，因为他们一旦加入中共就必须与党组织经常联络，一旦出现叛徒就会暴露身份而失去了在党外为党工作的作用。实际上很多民主人士都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络的中共“特别党员”，全国胜利前甚至在解放后他们才公开入党（重新入党），因此他们的党龄就大大的减少了，类似的还有“第五野战军”的很多地下将士，他们或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或因种种原因曾经在长期单兵作战中远离组织孤军奋斗，到后来联系到组织后往往还要被反复审查，通过审查后再重新登记入党。因为地下工作的保密性极强，一旦出现叛徒后果严重，因此地下党的组织系统不象另四个野战军那样容易简单的操作，例如新兵入伍打一仗就能火线入党。“第五野战军” 的将士仅是入党前的考验就要好几年，从党的外围组织一步一步的才能进入党的队伍。一句话，“第五野战军” 的将士所从事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不仅危险而且在个人荣誉和利益方面又往往“后四个野战军之荣而荣”，最为惨痛的是这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受到江青四人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中不少人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地下战线却死在文革运动中。

无声

下面介绍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山沙千里，现在说他1938年国共合作后入党，实际上他成为党的人在时间上要早的多。

沙千里 （七君子之一、原全国政协委员）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远，曾用名仲渊。原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因家庭贫困，小学还未读完，就到上海大丰棉布批发字号当学徒，五年升任帐房。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北京，历任贸易部、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长、粮食部长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北伐战争中，在国民革命运动推动下，尽管当时上海地区军阀李宝章疯狂残害革命青年，但沙千里不畏强暴，于1926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从事秘密工作，参加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斗争。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于是他自动脱离了国民党，积极参加《青年之友》社，赞成该社主张“中国需要另一次革命”。1929年上半年，《青年之友》出版“革新号”，由沙千里主编。
《青年之友》从“革新号”开始，形式有较大更新，内容更加充实，积极引导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问题、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后来又增出文艺副刊(由李伯龙任编辑)，宣传普罗文学。由于《青年之友》的内容适合青年要求，代表了青年的呼声，因此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最多时达5000份以上。《青年之友》在青年中不断扩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和一系列的迫害。国民党政府发出了禁止销售《青年之友》的密令，并要查拿负责人，其罪名是宣扬普罗文学，鼓吹阶级斗争，违反出版法。邹韬奋提到此事时，曾愤愤不平地说；“民国17年，他曾经同几位朋友创办《青年之友》，一年半后被禁……”《青年之友》虽然被禁，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很快组织了“蚂蚁社”。
蚂蚁社简称蚁社，是《青年之友》被迫停刊后，骨干沙千里、李伯龙、许德良、任先、沈仲君、徐赓敖、杨修范、马燮庆、徐以礼等经过多次研究；于1930年12月，以《青年之友》社原有的社友为基础成立的。在成立过程中，沙千里设法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被批准为职业界青年文化团体。他们以蚂蚁自诩，认为蚂蚁虽是小动物，力量小，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能够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与敌人进行拼死的斗争。沙千里在社员大会上讲话时，也常常以“蚂蚁精神”激励大家，号召大家“做活蚂蚁”，“要象蚂蚁一样团结一致，奋斗不息”。蚁社社员都能保持这种“蚂蚁精神”，使蚁社不断发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著名群众团体之一。
为了鼓舞斗志，蚁社编有《蚁社社歌》和《蚁社之路》两首歌曲。《蚁社社歌》由沙千里作词，黄自作曲。歌词是：“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 我们要前冲，我们要前冲! 前冲，前冲，前冲，前冲! 我们都要前冲! 用蚂蚁的精神，来播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 起来，起来，蚂蚁们，大家起来，蚂蚁们，向前去做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先锋!”
1934年初，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并与许德良、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葛师良等在蚁社里面组织“苏联之友”小组。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沙千里在上海看到宣言的油印本，感到宣言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从此他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12月，在蚁社的支持下，沙千里和徐步等创办了《生活知识》半月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这个刊物是当时文化战线上反对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阵地，读者多数是蚁社社员、中下级职员，他们有的在公司，有的在商号、工厂、银行、工部局和海关等单位工作，身受不同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薪水微薄，时有失业的恐慌，又都有点文化，容易接受革命真理，因此《生活知识》在他们当中影响很大。


参与组织救国会及其活动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涌现。同年12月 21日，上海妇女代表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27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章乃器、李公朴、江问渔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接着，上海工人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一个接一个成立。1936年2月9日，沙千里等发起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沙千里被选为理事长，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担任理事。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集会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会上宣告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刘良模、王造时、史良等30人被选为理事。5月3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沙千里参与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随后在《救亡情报》、《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宣传救国会的主张。还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各界人士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沙千里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等5人，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前往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对日抗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停止内哉。同时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请愿的情形和救国会的抗战主张，还同在南京的各地实力派接触，加强救国会与他们的联系，推动他们起来抗日。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全面阐述全国救国会关于联合抗日的立场，以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公开信发表以后，沙千里表示坚决支持，并在他所办的《生活知识》上全文发表。他说：“这个文件影响很大，比‘全救’成立宣言还大。”
1936年11月22日夜间，国民党政府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全国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大力营救。11月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并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27日又发表《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陷害，重申救国会的立场。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救国会领袖。全国各地救国会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救国会被捕领袖。中国共产党也发表文章表示抗议。海外华侨及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7月31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对七人案难以继续审理，只好“具保释放”。七君子在雄壮的军乐声、欢呼声中胜利出狱。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先后撤退到武汉。他们不定期聚会，研讨抗日形势，同时创办报纸刊物，宣传抗日救国，接待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革命或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上海蚁社的许多社友也先后到达武汉，他们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联络当地的职业界爱国青年，成立了武汉蚁社，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过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成为当时武汉最著名的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三大左派抗日救亡团体指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郭沫若曾赞扬说：“这些团体和三厅的工作是能桴鼓相应的，三厅的几次扩大宣传，被称为在武汉‘轰轰烈烈’过来的，事实上—多半就靠着这些团体和青年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在七七周年纪念时，单是临时下乡的宣传队，我们就靠着这些青年，曾经组织过七百几十队。”
在武汉期间，沙千里曾与救国会另一领导人何惧等组织过一个基金委员会，创办过《大众报》，每周一期，每期有一篇文章谈抗日形势，并附有形势地图。除此而外，沙千里还经常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武汉，沙千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以后，沙千里于1945年12月从重庆回到上海，没有参加1945年冬救国会成员召开的会议。但是，他对于会议决定将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及会议所制定的新的政治纲领是完全同意的，并在上海的工作中认真予以贯彻。
他回到上海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是从事律师业务。他一到上海，就有不少工会和公司请他担任法律顾问。最先来请他的是上海法商水电工会和一家百货公司工会，在打击汉奸势力，维护工会正当权益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是根据中国人民救国会的纲领和章程，筹建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上海组织。第三是与马叙伦、林汉达等发起成立了有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5月，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移驻南京，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加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华东地区的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就是党领导下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人民群众团体。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接着又对华北、华东、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发动进攻；8月2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公然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大，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
1947年5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民盟二中全会决议取消党派盟员，以后盟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会上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更加积极活动。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宣言》指出：“今后本会仍一本过去传统的精神，与国内各民主政团，共同努力，以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早日实现。”沙千里在会上积极拥护这一主张。
1946年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杀害，国民党妄想用暗杀等恐怖手段，把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1947年10月27日，宣告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并对民盟成员进行迫害。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陆续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沈钧儒和沙千、里是11月间秘密离开上海的，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中心随即转移到香港。
1948年9月，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批前往东北解放区。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是第一批，沙千里是第二批。他们到哈尔滨后，曾以民主同盟和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11月16日，沙千里等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指出：民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统一的新中国，只有在消灭反动独裁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
1949年2月25日，沙千里等到达北平。6月，他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救国会成立14年来的斗争历程，表示坚决拥护新政协的各项决议，决心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他满怀激情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
全国解放以后，沙千里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