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从心头起

无声

不是空话，也不是光说不练，而是自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之始就没有打开真正能够克服周期律的大门，贪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几十年来都不乏有人满大街赶马蜂，但是没人捅掉马蜂窝，甚至赶蜂人有的变的比马蜂还厉害。

延安窑洞对

黄炎培在见毛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无一事不用心，无一人不尽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当时的毛的回答是：“民为政本，国为政体，新路在幄，是为民主。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秉政施德，固不会蹈前车之覆，亦可免人亡政息之祸焉”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9 22:07
毛泽东时代，可有人敢这么嚣张？

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中抄家，打砸抢，打死人，冤狱逼供信都不比现在嚣张的黑社会差，那时砸烂公检法，现在烂掉公检法，共同之处在哪里？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10 15:01
你说的那些文革事，前前后后也就几个月。现在是整整40年。文革把中国变化为什么样，大家都清楚。如今 ...

你们的痛恨我很理解，但是文革是有病乱投医，改革是医生自己病了。发动文革和被迫改革都不是想造成文革出现的乱局和改革出现的腐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尽管有文革出现的动乱和改开出现的腐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已经与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有了根本的区别。问题可能出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要求不断的出现可遇不可求的明君贤臣才能确保盛世不断，否则就会因周期律而导致人亡政息，如黄炎培所说的官场腐败“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最后社会崩盘引发新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然后朝气蓬勃的新的统治阶级上台，新的盛世再现，然后再按周期律周而复始，周期律最短的统治者要算李自成了，刚推翻明朝还没来的及改朝换代就因美女（李圆圆）丢了江山。毛泽东打进北京时说“我们不当李自成”，因此后来他一直在注意选择和培养新的“伟大接班人”，后果你知道，刘邓不行改为林彪，林彪不行改为王洪文，王洪文不行改为华国锋，华国锋把文革派“四人帮”抓起来结束了文革，毛泽东人亡政息。乌有之乡张宏良如果上台领导中国能够克服周期律吗？能比毛泽东高明吗？能培养出“伟大接班人”吗？毛泽东培养接班人失败说明那条路子不通，邓后时代还是指定接班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不同的是做完本届退休走人，任内没有问责机制，任满没有追责机制。最重要的是新中国也没有建立毛泽东说的“民主立国，人人尽责，唯政当察于百姓，为党方得尽心敬事".  因此就算毛泽东再多活20年，或者能做到万寿无疆也还是不能解决周期律问题，最后从”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处理” 退到“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旧社会差不多”。怀念文革的心情似乎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10 21:15
我的专业和资源有关系，所以特别关注资源，我的老师，不止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都是非常自豪的告诉我们：中 ...

先乡后城的观点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得出来的，我很尊重，观点不同值得讨论，有时间再谈，因为这次回来写上山下乡的文章看到和很多先兄的观点和资料。谢谢！

无声

离开这里好几年，常年在别的几个知青网讨论和探讨上山下乡。在知青网，兵团知青通常不到插队知青为主的知青网来“掺和”，他们有自己的兵团网聚堆。我是兵团人，但是我喜欢在插队知青为主的知青网和到农村的知青交流甚至是交锋。有的插队知青说到兵团去的不算上山下乡，我对他们说插队知青和兵团知青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应该互通互补。

这次回来看到几位新老网友基本上是相同观点相同的资料在这里说着相同的话，似乎还没有不同观点在这里可以做到和而不同？ 我想试试！因为楼上各位发言的基点基本相同，我就不一一回复，只讨论你们共同坚持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我还要抓紧完成我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的帖子，如有怠慢来不及回帖造成冷场请多包涵。

无声

1，关于文革“四大自由”和文革大民主：
依我看，文革出现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应该说初衷是好的，试图找出一种方法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那就是发动群众“造反”，即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种“四大自由"最终走向反面，不但踢开了党委，而且还把更多的“牛鬼蛇神”踏在脚下，甚至逼人死于非命！连周恩来总理的弟弟因为和王光英吃了几顿饭都要上纲上线成为“反党集团”的罪证，上报给毛泽东，逼的总理被迫抓捕监禁自己的弟弟长达7年，甚至总理过世都不让他弟弟吊唁和送葬。江青没和王光美吃过饭吗？毛泽东还邀请王光美一起游过泳。说到底，文革的“四大自由”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小部分人用他们特许下的极端自由造成了很多人失去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那种动乱可不是几个月或几年，对于周恩来的弟弟和他的家庭来说就是骨肉分离7年，"罪证”完全不需要公检法的过程，据人民网的资料，老人家对总理说可以把他弟弟交给红卫兵或卫戍区关起来查证，司法在哪里？这个案子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似乎没有关系？

2，陈云和老邓说文革的初衷是反对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但是文革的结果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吗？先兄说“一句话：文革巩固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给了人民群众更多的监督权，防止了修正主义”。

首先，文革到了九大前后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在哪里？张春桥的大女儿说她不愿当兵（她妹妹当兵去了）也不愿意下乡，只想去工厂，结果王洪文就安排她到工厂所属的科研室，谁能监督她让她下乡？

第二，文革防止了哪些修正主义？刘邓算防止了？早知他的猫论，为何又请邓出来？林彪是修正主义吗？如果是，把他写进党章是怎么回事？如果说防止他了就太牵强，说破天算淬不及防吧？林立果的火箭筒都差点对准毛泽东的专列。不论怎么说71年林彪自己摔死了，也可算防止了， 除非档案解密后将说法改为林的飞机是被我军击落的。但文革是76年以抓捕“四人帮”为结束点，说文革防止了修正主义？“四人帮”是修正主义吗？ 如果是，那么华，叶，汪这些毛生前重用的人就做了防止的大事？乌有之乡说华，叶，汪及后面的老邓才是，如果他们才是，那文革防止谁了？

3，改革到底是对是错？

这如同去问“文革到底是对是错”一样，尽管文革出现了毛泽东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老邓说文革不能全盘否定，他说文革中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顶住“四人帮”干扰在生产和科研方面仍然取得很大发展，爆炸了氢弹，发射了卫星，而且国家在外交上联美抗苏走进联合国。同样，尽管改革出现了大面积坍方式的腐败，但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人民生活在吃穿用方面基本接近小康。文革是一种试验，改革也是一种试验，没有毛泽东，也会有人发动文革，没有邓小平，也会有人发动改革。从大历史着眼，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苏醒和崛起过程中面对世界格局，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的中国必定会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衰落后出现中国式的共产党以及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必定在中国式的文化传统下异化出中国式的文革和中国式的改革，这是天命，因为中共的宗旨就是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强国富民之路，究竟能否走出中国式复兴之路？那是另外的将来进行时的话题。

一句话，共产党夺权后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垄断权但无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国家，和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列宁也曾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只好摸石过河了，无奈！

无声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1 15:02
这种分析不能苟同。文革与改革正确与否不能简单用有否失误来衡量，只能用是否偏离方向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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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届中央领导不提了，就说现在中央是知青当家，既尊建国大业，也尊改革开放。我们都是知青，如果我们上台能拿出比现在知青中央更好的办法来吗？这代知青分成三派，就分成文革派，改开派，中间派吧。文革派上台否邓否改革开放，改开派上台否毛否文革，中间派可能是大多数吧？ 现在的知青中央刚上台时文革派和改开派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但他们既不否毛也不否邓，似乎对立的两派开始失望和发牢骚了。就说文革派吧，认为改开都错了，那让他们上台应该怎样做才算对呢？

无声

知青就说知青事，78年闹大回城（卧轨，绝食）是兵团知青的专利，因为文革兵团没有招工回城，上大学的也不多，征兵更少，78年时插队知青陆陆续续都走了不少，周秉建那里只剩她，习近平村里也只剩他了，同来的很多去当兵了。但是大回城闹成了之后，城里一下子又人满为患，又回到68年原点，这些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此时薛暮桥对大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做了调研，提出开放市场经济，他是修正主义吗？是破坏公有制吗？如果换了各位，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资料：
1979年，薛暮桥在理论界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如果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他再三提出要让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有一点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 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 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 这一年，薛暮桥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同年，他发表了文革中开始写的，历时11年7次修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79年7月2日，成立经济体制研究小组，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12月3日，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出设想："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也就是计划市场相结合。
1980年春夏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双周”座谈会，其目的是为党的十二大召开提供经济决策意见。“当时许多知名专家都参加了，在一系列座谈中，许多专家共识，我国经济的重大失误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决策是”领导拍脑袋“，缺乏决策前的科学论 证和民主共识。我记得薛老等几位老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组建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完全采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说。1980年8月7日中央正式批文，9月初正式组建了以薛暮桥为中心总干事的领导班子，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当时薛老提出，中心的任务是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在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策之前，先组织专家论证，再把各种意见上报中央，并提出建议。中心组建 后，薛老组织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座谈，为中央许多决策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当时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需要决策的命题，都批请薛老主持讨论，提出意见。使中央决策与经济理论界的咨询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机制。这是我国高层决策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性进展。”陆百甫说。
1980年9月，作为顾问的薛暮桥协助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薛暮桥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第一次提出了把改革目标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建议。也就是初步否定计划经济，确定商品经济。 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从改革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名词的故事：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薛暮桥商品经济的提法，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 “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坚持计划经济；第二类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列，第三类主张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分别实行计划和市场调节，第四类主张商品经济。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为第四类。维护计划体制的势力和主张市场取向的思想第一次被端出来，正面对峙。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其职能之一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就是在成立当天，按照赵紫阳总理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薛暮桥作动员，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
已经被贴了标签的薛暮桥，在这样的场合必须表态，是赞成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当时正是非常敏感的"反自由化"时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份材料中已把他列为第四类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他在会上违心地对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张做了自我批评。他后来说：“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规定。”这样的无奈缠绕他一生。这场讨论延续了四个月，有300多位参加者，分成8个组，大小会开了70次之多。
薛暮桥的女儿曾经问父亲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种思想势力角逐，以期影响和主导大政方针。在为十二大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转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还编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上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这一派学者看来，薛暮桥的提法是“把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一些更极端的人进而反对“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认为“这样一来，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果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一，二类人获胜，第三，四类人受挫。但对比文革，这已是巨大进步。至少市场调节不是反革命，允许搞。
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当时，中国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深圳和珠海特区正饱受争议之苦。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在这样的形势下，赵紫阳总理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初稿.后来，又找吴敬琏逐字推敲，修改文稿。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赵紫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无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原名薛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参加新四军。
解放前，开始作经济工作：
1943年，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后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财经部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先后任中央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 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文革中，思考酝酿经济改革：
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下放到五七干校后，65岁的薛暮桥主要工作是看花生烧猪食。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只有在五七干校，才有时间）
文革后，领头经济改革“智囊/顾问”团，组织讨论，建议，制定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
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11 17:28
一句话，共产党夺权后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垄断权但无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由 ...

先兄提出的问题让我想起曾是老生常谈但是后来又都避而不谈的一个悖论，既“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其实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亡国的可能就只有中国了！你看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亚述，还有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都烟飞灰灭了，有的连文字都没留下来。当然中国也被游牧民族推翻和统治过，但他们最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了。中国从没有亡国，只是不断改朝换代。抗战最终也打胜了，因此中国亡国的可能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出现。苏联算是亡党亡国吗？苏共还在，俄罗斯还在，只是前苏联拉进来的“加盟”小国又离开了，因此也算改朝换代。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是第三国际共产党，还有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北欧社会民主党。中共属于第三国际帮助建立的，但是第三国际解散了，苏共也下野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亡党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没有亡。最早的社会主义是资本家“空想”出来的，例如欧文，但我认为人家一点不空想，欧文拿自己的钱办了“共产村大锅饭”的试验，他失败了。毛泽东拿国家的钱办了大跃进大食堂那样的“空想共产主义”试验也失败了，他不象欧文转而去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失败是修正主义干扰（例如三自一包），因此他要发动文革消除修正主义的领导，他的文革目标蓝图就是《五七指示》，消灭商品经济，工农兵学都搞“大生产”，然后拿产品与国家交换所需物资，国家成为唯一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商人，即列宁说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党报上有党校的专家学者也这样说，例如国家土地都归党，过去的公粮就是农民向党交租。上山下乡与秦汉派民工修长城和到塞外“军屯垦殖”如出一辙，因此孟姜女哭倒长城，云南兵团卧轨绝食喊出“我们要回老家”，上山下乡也被拔根了。如果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他们会放知青回家吗？放知青回家是修正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