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从心头起

共同

           这种分析不能苟同。文革与改革正确与否不能简单用有否失误来衡量，只能用是否偏离方向来判断。

   文革是共产党的自律自查与自我革命，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没有背离马克思毛泽东指导思想的主体作用。而该开完全偏离了这三个方面的大方向，不管吃上了肉住上了楼房，人民不叫好，工农兵不叫好，毛泽东思想不让提，私有制泛滥。。。。。。就判定了他的错误方向。

无声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1 15:02
这种分析不能苟同。文革与改革正确与否不能简单用有否失误来衡量，只能用是否偏离方向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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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届中央领导不提了，就说现在中央是知青当家，既尊建国大业，也尊改革开放。我们都是知青，如果我们上台能拿出比现在知青中央更好的办法来吗？这代知青分成三派，就分成文革派，改开派，中间派吧。文革派上台否邓否改革开放，改开派上台否毛否文革，中间派可能是大多数吧？ 现在的知青中央刚上台时文革派和改开派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但他们既不否毛也不否邓，似乎对立的两派开始失望和发牢骚了。就说文革派吧，认为改开都错了，那让他们上台应该怎样做才算对呢？

无声

知青就说知青事，78年闹大回城（卧轨，绝食）是兵团知青的专利，因为文革兵团没有招工回城，上大学的也不多，征兵更少，78年时插队知青陆陆续续都走了不少，周秉建那里只剩她，习近平村里也只剩他了，同来的很多去当兵了。但是大回城闹成了之后，城里一下子又人满为患，又回到68年原点，这些人都要求分配工作。此时薛暮桥对大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做了调研，提出开放市场经济，他是修正主义吗？是破坏公有制吗？如果换了各位，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资料：
1979年，薛暮桥在理论界提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如果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他再三提出要让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有一点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 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 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 这一年，薛暮桥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同年，他发表了文革中开始写的，历时11年7次修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79年7月2日，成立经济体制研究小组，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12月3日，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出设想："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也就是计划市场相结合。
1980年春夏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双周”座谈会，其目的是为党的十二大召开提供经济决策意见。“当时许多知名专家都参加了，在一系列座谈中，许多专家共识，我国经济的重大失误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决策是”领导拍脑袋“，缺乏决策前的科学论 证和民主共识。我记得薛老等几位老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组建经济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完全采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说。1980年8月7日中央正式批文，9月初正式组建了以薛暮桥为中心总干事的领导班子，同国务院体改办合署办公。“当时薛老提出，中心的任务是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在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策之前，先组织专家论证，再把各种意见上报中央，并提出建议。中心组建 后，薛老组织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座谈，为中央许多决策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当时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需要决策的命题，都批请薛老主持讨论，提出意见。使中央决策与经济理论界的咨询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机制。这是我国高层决策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性进展。”陆百甫说。
1980年9月，作为顾问的薛暮桥协助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薛暮桥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第一次提出了把改革目标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建议。也就是初步否定计划经济，确定商品经济。 这个《初步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不少经济学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提出了带有明显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从改革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但这个《初步意见》在党内的决策最高层未达成一致，因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名词的故事：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
薛暮桥商品经济的提法，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 “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坚持计划经济；第二类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列，第三类主张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分别实行计划和市场调节，第四类主张商品经济。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廖季立、林子力等为第四类。维护计划体制的势力和主张市场取向的思想第一次被端出来，正面对峙。此后，“商品经济论”和持这种主张的薛暮桥等人受到了反复的批判。1981年11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决议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论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19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其职能之一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也就是在成立当天，按照赵紫阳总理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薛暮桥作动员，谈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
已经被贴了标签的薛暮桥，在这样的场合必须表态，是赞成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当时正是非常敏感的"反自由化"时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份材料中已把他列为第四类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他在会上违心地对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张做了自我批评。他后来说：“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规定。”这样的无奈缠绕他一生。这场讨论延续了四个月，有300多位参加者，分成8个组，大小会开了70次之多。
薛暮桥的女儿曾经问父亲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种思想势力角逐，以期影响和主导大政方针。在为十二大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转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还编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上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这一派学者看来，薛暮桥的提法是“把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一些更极端的人进而反对“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认为“这样一来，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果中共十二大报告确定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一，二类人获胜，第三，四类人受挫。但对比文革，这已是巨大进步。至少市场调节不是反革命，允许搞。
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当时，中国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深圳和珠海特区正饱受争议之苦。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在这样的形势下，赵紫阳总理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初稿.后来，又找吴敬琏逐字推敲，修改文稿。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赵紫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无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著名经济学家。原名薛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参加新四军。
解放前，开始作经济工作：
1943年，薛暮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后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财经部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先后任中央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 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文革中，思考酝酿经济改革：
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下放到五七干校后，65岁的薛暮桥主要工作是看花生烧猪食。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只有在五七干校，才有时间）
文革后，领头经济改革“智囊/顾问”团，组织讨论，建议，制定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
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体改办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先乡后城

一句话，共产党夺权后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垄断权但无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由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国家，和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列宁也曾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就只好摸石过河了，无奈！
   您说的的一些事实，我承认，结论不一样。
   比如上面这些话，表面看，似乎对，仔细想想，好像有问题。
   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多少？主要是地主阶级。地主的存在，体现的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核心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才有可能产生官僚主义以及腐败现象。为此，老一辈革命家实实在在的的采取了一些办法：尽量缩小工资差距，取消军衔---等等。文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破坏了等级制度。和旧社会不是差不多，而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文革中，很多不应该受到冲击的人，受到冲击，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相信那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毛主席的初衷非常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中的有些事，确实存在问题，就像红军时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红军杀了很多自己人。这些人冤枉不冤枉？当然冤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红军，更不能因此否定中国革命。
    我说文革防止了修正主义。不错，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从现在向前推，没有谁敢公开承认修正主义。即便美国天天公开说咱们是修正主义，外交部也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假装不知道。
   改革开放，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水平确确实实提高了。还是但是，用什么换来的？我看是用遗产换来的。什么都可以改变，资源的短缺无法改变。后代人靠什么幸福？千古遗恨。
  还是一句话：文革的问题，可以逆转；改革的问题不可逆转。
   如果还要说一句话：文革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改革中的问题，解决不好，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就是区别。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11 17:28
一句话，共产党夺权后推翻了资产阶级经济垄断权但无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由 ...

先兄提出的问题让我想起曾是老生常谈但是后来又都避而不谈的一个悖论，既“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其实人类几千年以来的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亡国的可能就只有中国了！你看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亚述，还有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王国都烟飞灰灭了，有的连文字都没留下来。当然中国也被游牧民族推翻和统治过，但他们最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了。中国从没有亡国，只是不断改朝换代。抗战最终也打胜了，因此中国亡国的可能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出现。苏联算是亡党亡国吗？苏共还在，俄罗斯还在，只是前苏联拉进来的“加盟”小国又离开了，因此也算改朝换代。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是第三国际共产党，还有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北欧社会民主党。中共属于第三国际帮助建立的，但是第三国际解散了，苏共也下野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亡党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没有亡。最早的社会主义是资本家“空想”出来的，例如欧文，但我认为人家一点不空想，欧文拿自己的钱办了“共产村大锅饭”的试验，他失败了。毛泽东拿国家的钱办了大跃进大食堂那样的“空想共产主义”试验也失败了，他不象欧文转而去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失败是修正主义干扰（例如三自一包），因此他要发动文革消除修正主义的领导，他的文革目标蓝图就是《五七指示》，消灭商品经济，工农兵学都搞“大生产”，然后拿产品与国家交换所需物资，国家成为唯一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商人，即列宁说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党报上有党校的专家学者也这样说，例如国家土地都归党，过去的公粮就是农民向党交租。上山下乡与秦汉派民工修长城和到塞外“军屯垦殖”如出一辙，因此孟姜女哭倒长城，云南兵团卧轨绝食喊出“我们要回老家”，上山下乡也被拔根了。如果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他们会放知青回家吗？放知青回家是修正主义吗？

先乡后城

无声 发表于 2018-10-11 21:40
先兄提出的问题让我想起曾是老生常谈但是后来又都避而不谈的一个悖论，既“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其实 ...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的明明白白是教育，也可以理解为锻炼。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1976年去世的，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知青走上了各种岗位。包括我本人，也算是在他们去世之前走进学校的。
   您的这番论调，一点不新鲜，早就听说过。
   这里所说的亡党，并不是说党死了。而是说党失去了执政的权利。中国人民失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亡国，并不是说中国没有了。而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了，被其他什么国名代替了。也可能四分五裂，成为各列强的殖民地。
   虽然可以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解释亡党亡国的概念，依然不能够否认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果。
   我强调的是文革和改革的区别。您强调的是您自己的主张。风马牛不相及。

无声

忘了说了，孙中山一直自称社会主义者，他在欧洲考察发现有50多种社会主义。他是最早用英文阅读和研究《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人，经研究后他决定带着他的兴中会（同盟会前身）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并宣称他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纯属冤枉！

资料
杨天石
根据可靠资料，孙中山曾于1905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走访社会党（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接纳他正在组织的政党。孙中山阐述的该党纲领有两条值得注意：1.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2.采用机器生产，但防止欧洲已经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情况，使“工人阶级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显然，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纲领。稍后，孙中山又特别将英文中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翻译为“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他特别提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革命决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这就说明，当时孙中山就在追求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一面尖锐地指斥：“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一面勇敢地预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他设想，在他的“民生主义”推行之后，实业将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劳工将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不仅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而且将“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1915年11月，孙中山再次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他呼吁执行局：提供人才，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孙中山也力图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种“破天荒的政体”。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尖锐地指责欧美等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此后，他曾设想过一种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模式，企图使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曾对后起的与法、美不同的苏俄模式感兴趣。1924年，他多年来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终于凝聚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顾名思义应该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处处为资产阶级着想的人。但是，综上所述，孙中山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为资产阶级着想的成分。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可以将他称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后来第二国际不要老孙，说中国太落后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民意基础。老孙一生气就说我自己搞我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905年时苏联还没有“一声炮响”，第三国际还没出生，老孙发明的中式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纵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横看当今世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早已在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平演变”了。例如西方工业国的社会福利体系，还有当年萨达姆也说他是中东穆斯林社会主义。现在特朗普搞的才是真正的复辟资本主义，他要在美国打败美式社会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借鉴了资本主义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也无一例外的搞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互相和平演变，大家都修正了，都改革了，可以说防不胜防了！


链接：
为孙中山正名- Power By team board - 上海知青网
shzq.net/pjq/Simple/Archiver.asp?fid=3&tid=1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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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嫁接，为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 孙中山在欧洲要求加入第二国际时恩格斯已去世，但是孙在研究了几十种社会 ..... 以上所介紹的基督徒同工都曾積極參加革命，給予過孫中山很大的幫助，並與興中會關系密切

山和水

共同 发表于 2018-10-11 10:26
非常客观理智的分析认识，很赞同！

谢谢共同朋友认同和支持。祝好！

无声

先乡后城 发表于 2018-10-11 23:24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的明明白白是教育，也可以理解为锻炼。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1 ...

到昨天发出每日定期关网前的一帖之后才看到先乡后城的回帖，赶紧写了回复发出后网站已经打烊了，挺长的帖子也被“没收”，白写了，呵呵！不过有时间仔细再读先兄的文字，跟上思路回复就更好些。我来这里全是为了写上山下乡历史的个人认识，写完就走不会在任何知青网论坛做常驻写手。因为10年知青网的经历让我认识到由于微信的蓬勃发展，各类信息“短平快”的在手机上传播，无需在知青网上获取新闻和时政评论。但是这次回来写上山下乡历史探讨的小结期间发现这里的几位观点相同的新老网友在这个论坛版块夜以继日的转载外网的链接以及自己只言片语的评论，不外都是文革对了改革错了一类的结论，似乎没有系统的理论和认识。多年前我在这里摆了个“擂台” 和丹柯他们辩论，这次回来不见了丹柯他们，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10年下来，我们这些不同观点的老知青应该到了“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年龄和境界了，就象先兄不久前说的不同观点总是存在的，就象阴阳太极图相辅相成。

为什么我在你们楼里跟帖？因为你们的话题与上山下乡历史很有关系，而且我通过几个回合发现先兄对自己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也有一套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各自的观点再阐述明确一些，不只是让对方听懂结论而且让对方听懂论据，至于说服对方不是这种讨论的目的，更别去想打败对方或者降伏对方。当然赶走对方是很可能的，那不靠讲理而是靠权力或势力了。这种讨论需要君子之约，不翻脸，不骂人，不扣政治帽子，不打世俗棍子，就算话不投机也还有“半句”的空间，有时半句顶一万句，至少顶5000句吧？！

最近这里出现了对不同观点的剑拔弩张和下达逐客令，个人以为对不同观点还是要大度些，容许人家发言，只要不上来就骂人。老卷发上来就骂毛，我是第一个发言批评他的，但我认为只要他不骂人，应该容许他发言，这样才能有不同观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正常交锋，才能在互联网上检验各自观点的短长。骂毛不对，骂邓是否就对了？在延安时代就有老百姓骂过毛，因为边区征粮太多，骂毛的老百姓还咒毛应该被雷劈死，保卫局把人抓起来要判极刑，后来毛把骂他的百姓放了，随即发动大生产运动。 希望和这里的常驻网友共同遵受君子风范，真正能在讨论或辩论中澄清坊间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观点之争，做到求同存异，有益于心情舒畅，益寿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