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队长一看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门,脸色非常不好看,马上给我搬过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急切地问我:“石头兄弟,你说嘛,到底出了啥子事情?”
我提高了嗓门,大声武气地向他发出连珠炮般地质问:“啥子事?你还问我咋回事?你自己干得好事,未必自己还不晓得吗?平日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能算坏吧?既然我们两个,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为什么突然带着人,在今天,把我栽种的菜地都给踩平了?”
二队队长满脸疑惑地回答道:“今天上午,我的确是带着人踩平过一块菜地,那是因为公社领导曾经多次指示,要严格坚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就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社员一律不准私自开荒种自留地。不论任何人,谁违反了都要重罚。随便哪个也不能违反。我也只是带着人把地踩了,还没有说到要给哪个啥子处罚嘛。”
我开始连珠炮般地发起反击:“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儿来的。那块地,是在我的窗户根底下面开出来的荒地。它是招惹到你了?还是犯了哪家的王法?你凭啥子带起人给我踩了。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承担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骂名?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废话。走,我们马上去见大队书记,一起走!走!走!”
话刚说到这儿。我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拉着他的一条胳膊,使劲拽着他就往大门外边拉。
这一下,二队队长立马慌了神儿:“慢点儿,慢点儿,小石,小石头,听我跟你说,你等一哈,等一哈,你听我跟你说嘛,说实话,我真的不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当时如果我要是晓得,那块地是你石头兄弟开的,无论如何,随便咋个讲,我也不可能带起人给踩平啦。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哈!千万千万说不得哈!”
此时此刻的我,开始得理不饶人,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你想要我不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不是不可以,那你看该咋个了结这件事情?”
二队队长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陪着小心对我说:“这样子,我认赔。我赔给你二十元钱,现过现,你等着,我马上就给你拿现钱。石头兄弟,你看如何?”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觉到眼前直放光,从小长到大,特别是在69年,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从外人的手上拿到过二十元钱,当时的困境也的确到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份儿上,也就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许了。
两天以后,二队队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把已经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出来,按照原样把菜地重新给我恢复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1月底,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小木屋。2002年的冬天,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鉴于当地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整个生产队集体搬迁,所有的农家住户都离开了原有住址。站在一片高高的丘陵顶边沿,举目远望过去,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年我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已经被一片断壁残垣和残瓦碎砾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那座小木屋,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那个小木屋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我的小木屋外面高坎上,还住着一户邻居,主人姓肖,是一个盲人,大概接近六十岁了,我们都称他为肖大爷。在我下乡两年的经历中,肖大爷家里的那盏马灯,和我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盏马灯到底是啥样呢? 请看下一节《马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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