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作为业余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者，不可能具备专业学者的各种研究条件和时间，也不可能充分运用前述的种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研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需要等待什么后人隔代写史，当代人写自己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咒语。国家档案不公开，专业学者和业余探索者就得到了平等的遭遇，因此在互联网上人人平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充分搜集，对比，筛选，利用网上各类资料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面对历史首先提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才去问“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根据自己的不变立场和不变的结论去面对复杂的历史就失去了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提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自50年代 他就对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忧心忡忡，他认为教育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占据，因此他一直试图找出一条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的路子。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杭州座谈会上曾提出要废除高考，他还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几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在被说成是文革目标蓝图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说：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上面两段毛语录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教育思想就是要求青年学生到工农兵中间去“轮转”学习，而且强调了“单下农村还不行”，但是为什么文革期间老人家一改传统的提法突然提出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的人民日报甚至又提出扎根农村一辈子，有人说毛泽东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是为了降伏不听话的红卫兵，但是我们发现老三届走了之后，上山下乡运动继续搞了十年，70届以后各届学生在文革开始时有的还在幼儿园，他们与红卫兵何干？

问题提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68-12-21动员是以“再教育”为宗旨的，而且68年12月以前一直在提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发现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理论出现前后矛盾的变化，也可能是出现了无奈的变化。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变化？ 至此，我们就可以比对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来探讨上面的问题，这是我的“土方法”。

无声

在探讨上山下乡的方法学方面，专业学者第一波的工作已经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例如90年代党史界的张化和后来社科院的刘晓萌，原安置办的老人顾洪章等等，还有法国学者潘鸣啸，这些人或写论文或著书立说，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似乎“一网打尽”了！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方面，以社会发展的角度大都以否定为主, 但是大历史的角度似乎没有做出令人非常信服的结论。个人以为原因之一是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毛泽东的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之上，也就是说上山下乡的是是非非似乎都是老人家一人的专利。学界如此，坊间更甚，特别是有悔无悔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上山下乡的历史研究。有些否定论者还把上山下乡的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加以批判，一些肯定论者则往往从永葆红色江山的角度歌颂上山下乡，这样就落入了一个黑洞，立场和结论代替了对历史过程的仔细梳理，因此就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


另外，人们往往习惯于上山下乡历史研究的先驱者留下的定论，例如人们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成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提出的上山下乡号召。还有人把50年代初期杨华率队去黑龙江垦荒说成的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个案，这样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逻辑推理和论证是本文采用的方法，对于传统的上山下乡研究所留下的历史难题可以利用互联网采用带着问题搜，急用先搜，立竿见影。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突破口深入进去找出逻辑不清的历史谜团仔细梳理。例如论证杨华是否是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先驱? 带着这个问题去网上搜索：
资料：

北京远郊区石景山地方志如此记录：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杨华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主要发起人，当时任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兼团支部书记(中共党员)。1955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社的舒学煾同志告诉杨华，团中央正在准备组织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并征求他的意见。早有此愿的杨华立即做出了积极响应。8月5日，杨华和南苑区、东郊区、门头沟区的4名团员在团中央会面，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

通过带着问题搜的方法，我们从北京石景山区地方志找到黄村乡长兼团支书杨华相应团中央号召到边疆垦荒的记载，毫无疑问杨华本来就是农民，他的行为与秦汉时代内地农民到塞北屯田很相似。但是我们所研究的上山下乡是专指的城市学生下放农村而非政府组织关内农民向关外移民，历史上个人组织的移民叫“闯关东”或“走西口”，因此杨华的出关不能说成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更不能说杨华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关，他本身就是农民，与其相似的还有文革中上海市郊一批农民被送到云南兵团去“屯垦戍边”（可能是为了完成上山下乡指标而充数）。

无声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6-21 16:16
知青
当年还是一群
年轻无知的孩子

理解方外山庄的感受，但是从大历史着眼，上山下乡在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下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场社会实验，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本文将全面梳理。邓小平终结了上山下乡，但他在文革前协助周恩来制定了18年上山下乡3500万的国家计划，他还发明了“插队为主”。自1956年以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震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有关负责人的推动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上山下乡文件，上山下乡正式成为国策，当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统购统销的农业政策和统管统配的城乡劳动力政策下（二元户籍制），下放城市“闲散人员”，“非转农”的移民，学生上山下乡以及大跃进失败2200万已经“农转非”的农民工返乡等等是文革前就不断实施的国家实践，并非文革专利，例如文革前十万上海知青上天山（新疆兵团）。

无声

本楼属于草稿性质，是在最后定稿之前把十多年以来对于上山下乡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在先行者开辟的路上进行接力。十多年来，除了专业学者的专著之外，全国南北一些知青网有志于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不同观点的网友或对手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帮助和激励。在网上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修改，而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的短板就是“不能改悔”！ 特别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探讨，当新的资料问世后，很多旧的结论不得不修改，对于网上作品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的优势，当然这不是说不讲原则的跟风。当下知青一代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应景跟风的文章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都是过来人，只希望把真实历史的写照留给后人，因此在探讨历史的方法学上就要以求实与客观为最起码的写作标准。

无声

三，文革前上山下乡历史：

从中外历史上回顾“类似”上山下乡的社会运动

要总结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知识青年（说白了就是1968年12月22日以后到1978年底的所有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不在时间的纵轴和横轴方向去联系中国与世界的大历史来思考。从时间纵轴方向去回顾，世界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找到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使用公权力将连续十几届应届毕业的中学生都送到农业领域去务农的先例，前苏联在1950年代初期曾发动过垦荒运动，可看到的资料并不一致。
资料1：
百度：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资料2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2012年02月17日 08:18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作者：李华

摘 要：20世纪5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振兴农业的一个最为宏大的行动计划，就是发动全民垦荒种粮。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虽然具有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带动畜牧业发展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将其放在一切经济工作首位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另外，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地带以及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开荒种地的同时，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果产生了影响苏联自身甚至欧洲国家的沙尘暴现象，进而导致六十年代初期新垦区的土地严重歉收。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1954 年 1 月赫鲁晓夫决定：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发展谷物生产。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

全国动员，从各地抽调人力

赫鲁晓夫认为， 用通常的办法即向新地区逐渐移民的办法垦荒，费时费力太多，不能在短时期内开出大量荒地，迅速提高谷物产量。 他建议全民动员，尤其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动员， 抽调大批机器拖拉机手、建筑工人、工程师、专家和普通工人、庄员作为志愿垦荒者移居垦荒区，进行开荒。 结果，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其热烈的响应”[1]。 据统计，仅垦荒头几年，就有 100 多万志愿者参加了垦荒工作，其中有 50 万是青年。 单是哈萨克斯坦，1954至 1955 年内志愿垦荒者就有 36 万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 他们有的人是从原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抽调的；有的是从工业和其他部门中调出的；还有的则是通过有组织招工来的。 抽调职工到垦荒区去，当时是作为任务下达的，必须完成。 赫鲁晓夫宣布：“应当把有组织地给新开垦地区选拔和派遣工作人员，看作是执行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看作是一件 爱国的大事。 ”
同时， 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 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 ②在 1954-1955 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 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为了给垦 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 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 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 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 年， 工龄津贴为工资的 12%，5-10 年的为 15%；10-15 年为 20%，15 年以上的 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 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 10 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 100％，10 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 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 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垦荒运动突然开张，令全国各个经济部门高度紧张。仅从农机具的分配使用情况看，用于 1954年开荒的拖拉机就得 12 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 1 万台和相应数量的载重汽车。实际上，1954 年全国农业部门，总共才得到 13.7 万部拖拉机。 结果，垦荒区成了个“暴发户”，拨给多少农机也不够用；非垦区的摊子大，压缩农机供应吃不消。 全国农机供应达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与此相关，全国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波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可以这样说，“垦荒运动一露头， 国家经济的各部门就开始乱套了，国家财政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急于迅速提高谷物产量，对开荒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科学分析。 只看到开荒有利的方面，不考虑因此会带来的问题，更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控制开荒的规模及速度。 因而，开荒地区从 50 年代末开始，便出现大面积风蚀现象。 据当年西方媒体透露，苏联“中亚细亚垦荒区的风沙一直吹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12]158。 1962 年的沙尘暴，波及了几百万公顷的土地。 1963 年春，连续几场风暴竟将成百吨处女地上的沃土卷走。 据统计，当年风蚀总面积约占全苏农业用地的 l/3。

点击图片可放大来看

垦区劳模，看上去不象知青

从资料2来看，很显然，前苏联50年代初的全民垦荒运动与我们1968年12月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巨大区别。首先，前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全民支援，并非仅限于中学毕业生。再有，垦荒人员都安排在国营农场而不是集体农庄，是拿工资的。另外，垦荒人员中的青年在报考大学时有录取优待，而且还有一些人用种种借口离开垦区回城了，说明前往垦区的人员有选择回城的自由。再有，资料没有说明前苏联在非转农和农转非之间是否有命运乃关的户口制度？ 资料显示，前苏联垦区志愿者的工资待遇大大高于城市地区同等级别的职工，为的是留住他们。

还有一点我们不该忘记，毛泽东在1968年12月发出的上山下乡动员不是以发展农业为纲领的，而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无声

再从时间横轴去看上世纪60年代在国外是否有类似中国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或城市人口向农业地区移民。资料显示：

美国“知青”支援革命 古巴砍甘蔗(图) [ 2006-10-27 09:43 ]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一说起“知青”这个词，人们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30多年前。其实在那个火红的时代，“知青”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古巴，也出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知青”。这些来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青年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自发地抛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去古巴从事革命建设。 支援古巴革命，美国大学生要去古巴砍甘蔗 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开始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在这轮高涨的革命热潮中， 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共有三批纵队成员至少900人到达古巴，但他们的旅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从美国无法直接前往古巴，纵队只好组织车队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中转，因此费用极高。许多人为了去古巴不惜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在古巴，美国“知青”一般会呆上两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业余时间则参观革命圣地和进行政治学习。起初，美国“知青”们劳动都很积极，每个人急于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相互竞争。然而进行了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后，砍甘蔗在美国人眼里渐渐变成了苦役。当时，“知青”们要每天八个小时挥舞着砍刀与甘蔗搏斗，同时还要与甘蔗地里的各种蚊虫搏斗。而在美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修剪草坪外，从未干过体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很快，“知青”们开始偷懒，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人开小差溜回营地，甚至有人谎报病假。很多人盼望着天天下雨，这样就可以留在营地里休息。 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开病假更加严格了，需要医生出具的证明才行。同时，每周举行的会议上，劳动态度成了讨论重点。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十分重视纵队的精神面貌，他在视察纵队营地时，强调了砍甘蔗的政治意义。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在革命领袖的鼓励下，美国“知青”们又重新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要与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产糖1000万吨的目标。

   

50国青年古巴体验革命 烈日下收甘蔗 坐地听报告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7 月14 日 |
古巴以其旖旎的加勒比海风情，每年吸引约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鲜为人知的是，每年还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为了“吃苦”来到古巴。他们和农民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劳作，亲身参与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年轻人就是到古巴的“革命旅游者”。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1日报道，今年夏天，古巴将迎来1200名参加“革命旅游”的外国游客。今年的“革命旅游”为期21天，每人收费350美元。游客们将住在首都哈瓦纳以西凯米托村的一个营地里。那里有食堂、商店、户外酒吧、宿舍、会议厅以及配有上网设施的娱乐区域。对许多西方游客来说，他们将第一次挤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和另外七八个人同时共用公共厕所。营地的伙食也不能奢望，主要是米饭和豆类。
古巴的“革命旅游”最早始于1969年。那年夏天，美国一个左派团体组织了一个由500名美国青年组成的纵队到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以实际行动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人来到古巴，见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这些“革命旅游者”每天的生活类似于当年中国“插队的知青”。清晨5:45，他们会伴随着古巴民歌的悠扬乐曲起床。7:00，他们挤上上世纪70年代出厂的卡车，到田野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戴着草帽和帆布手套，穿着厚厚的衣服，挥舞沉重的古巴刀在密密层层的甘蔗田里砍甘蔗，要么就清除甘蔗田里的石块或者在当地建学校。与此相比，参观工厂、医院、工会和学校等活动则显得惬意得多。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坐在会议厅的地上听关于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报告。在他们居住的营地，前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形象随处可见，T恤、帽子和人们的文身上都有他的头像。
大多数“革命旅游者”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本国的古巴团结小组了解这项旅游的，其他人则通过互联网。26岁的戈倍尔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她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亲自到古巴做些事情，“这样比从伦敦直接寄张支票过来更有意义”。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学系学生贝西亚说，“欧洲媒体总说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古巴的情况很糟糕。我在这里看到了真相，我不会再盲目相信媒体对古巴的报道了。”

无声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左派青年自发到古巴“上山下乡”砍甘蔗与中国同时期由政府发动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显然不是一回事，与前苏联的垦荒运动也无可比性，但是在政治精神层面却与毛泽东的“再教育”理念和“五七指示”的理论有相关性。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

目前找不到古巴曾经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垦荒运动的资料，也没有政府组织的“非转农”运动，同时不清楚古巴是否存在过农业户口制度。

无声

从大历史的框架着眼去看上山下乡包括梳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 曾有人将乾隆年间“下放”八旗子弟返回东北白山黑水老家的历史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提并论。有人说：

“过去我们认为除了上世纪有上千万的城市青年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号被放逐到农村或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才有了“知青” 。殊不知国外也有“上山下乡”的运动，苏联和纳粹德国也有“知青”。在260年前的乾隆年间就曾有数千户京城闲散八旗子弟下乡定居一事。满清入关夺权建国权后，经过历代皇帝对亲族施行“恩养”政策后，八旗子弟享领俸禄，坐吃皇粮，只习鞍马骑射，不识农工为何事。到了康熙中叶以后，八旗内部开始分化，少数王公大臣子弟仕途发达，积累了大量财富，骄奢淫逸；多数旗人则无职闲散，经济窘困，甚至负债累累，难于度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皆曾作过各种努力：或发帑金，或赏钱赐粮。然而这群八旗子弟积习难改，朝廷的措施恰似水泼石上，于事无补。到乾隆初年，在京城游荡的八旗子弟已达数十万之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朝臣们纷纷上书，痛陈在京八旗“生齿日繁，聚居京师，不农不贾，优游坐食”的危害性。形势迫使清政府别辟途径，作出决定：将在京的闲散八旗移驻东北。

据史料载，当时规定：在京旗人闲散者，哥仨者来二，哥俩者来一，即家有三兄弟者须走两人，家有两兄弟者须走一人。调拨北京闲散旗人到拉林阿勒楚喀，朝廷意在使这些八旗青年到满族的发祥地学习农业和练习国语（指满语）、骑射、恢复本民族旧俗，如此，既能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祚，因此堪称为朝廷实施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举动。据说，当时政策很优惠，每人给300亩土地，还给盘缠、车马，给盖房子、种子、牛、农具、零用钱，免赋税。因为这些八旗子弟不会种地，当地又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很多人难以适应，逃回京城。于是朝廷采取了进一步政策：一是让他们带家眷去，二是对逃回者抓到要杀头。现定居拉林的京旗人后代关鹏书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家族传说，据说当时朝廷准许旗民圈地，俗称“跑马占荒”，方法是，规定一定的时间，指定一个地点，给你一匹快马，让你从一个指定的地点出发，跑上一圈，所圈占的土地或山林或草地就归你所有。圈地的另外一种方法叫“一箭之地”，方法是选好你要圈占的地块，在这块土地的边沿上选好一个点，给你一张弓，叫你往前方和右方各射一箭，然后在两箭头的着地点取成一个方形地块，这块土地就归你所有了。
　首批北迁的八旗子弟用十年时间向朝廷展示了移民屯垦的初步成功。看来这一信息令朝廷鼓舞。乾隆十九年，朝廷作出计划：再派遣总数2000户八旗闲散子弟，前往拉林地区。在计划中，这2000户将被分成数批派遣，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七年，每批500名。结果是，离规定的年限还有三年，移民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我们不知道当年满清王朝是否预见到他们日后有可能落到象蒙古人一样被汉族推翻退回草原的命运，因此早早下手准备退路开辟“根据地”，有人认为将满清历史上的那次八旗子弟“回乡”运动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比拟并不贴切。不过按照人民网的常驻民间写手数学的观点来说，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核战争中保留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种，也就是把知识青年撒在原子弹打不到的穷乡僻壤保存下来绵延民族血脉。这样联系起来似乎有其道理，但是再往回推到秦汉时代去比较就会出现矛盾了！

无声

参加过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都知道“屯垦戍边”这个词，据我的了解“屯垦戍边”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毛泽东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为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中，以后被各生产建设兵团引用。中国历史上没有“屯垦戍边”这个词，类似的词有“军屯垦殖”。以下是我搜集的一组相关词汇资料：


屯田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以军屯为主。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击败匈奴后 ，在国土西陲进行大规模屯田，以给养边防军，这就是边防屯田。

屯垦戍边 (古文没有这个词，相应的名词有军屯垦殖）
“屯垦戍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军屯和民屯为主。早在西汉时期，汉政府就总结了西征失败的教训，开始“置校尉，屯田渠犁”，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是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收效最为显著。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实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持边疆稳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息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尤其是清朝，不仅将屯垦戍边作为治边的主要政策，而且将屯垦的形式由军屯为主发展为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不仅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对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军屯
是指驻屯的军队，利用驻屯军队就地耕种土地。军屯是“寓兵于农”的政策。郑成功论军屯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

民屯
古代屯田的一种组织形式。由政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按规定纳粮。 汉 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税粮和军队给养，均采取过此项措施。《元史·兵志三》：“ 世祖 至元 十二年，立 曲靖路 民屯，拘刷所辖州郡诸色漏籍人户七百四十户立屯。” 郑观应 《盛世危言·防边上》：“有所谓民屯者，如 唐 初行民屯，及 天寳 间，天下屯田收一百九十馀万斛是也。

垦殖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场。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为良田亦作“ 垦植”。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三国志·吴志·华覈传》：“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陈书·高祖纪下》：“周旋千餘顷，并膏腴，堪垦植。”《魏书·高宗纪》

寓兵於農與寓農於兵有什麼不一樣？ 鄭成功統治台灣時期，所實施的拓墾到底是那一個呢？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而「寓農於兵」的意思則頗有不同, 所謂的寓農於兵是說由軍隊進行農業生產, 也就是本為軍人但在負擔戰備以外進行農業生產減輕財政負擔, 通常都是以某個軍隊建置為單位進行集體農業生產... 但基本上這群人一直具有軍人身分, 這就是「寓農於兵」!
而以這兩者做比較則可以發現其中的異同點~
相同處:
兩者都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的政策; 兩者都盡可能地運用人力,讓國防需求和國防開支盡可能平衡;
差異處: 寓兵於農大致上是將農民或部分農民劃為徵兵對象, 所以基本上是平時是一般農民, 戰時則會被徵召為士兵;
而寓農於兵大多則是因為戰亂而徵召大量兵員, 使得財政負擔急遽加大, 於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和彌補因為戰亂而損失的生產力, 因而變通出現的辦法, 命令軍隊於駐紮地就地進行農業生產, 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屯田」! 所以寓農於兵基本上是將軍人就地兼職進行農業生產, 使得軍人在駐防之外, 於駐紮地同時身兼軍、農兩種職業.

而由上列特徵和比較可知, 鄭氏治台時期所實施的是寓農於兵的軍事屯田政策... 南部許多地名如:左營、新營、前鎮...等都是當時軍隊屯田形成的地方和地名.

无声

梳理了词汇渊源和概念后， 再看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生产建设兵团：


“1950年，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1953年5月，新疆*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命令，将驻疆人民*军二、六军大部分，五军（民族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了举世无双的农业生产大军，担负起征服荒漠、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重任。1954年10月7日，根据王震、王恩茂两位将军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建设的兵团组织，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兵团除原驻疆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外，又接受了来自山东、河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地的支边青年及知识分子，下辖10个农业建设师，一个工程建筑师，两个生产管理处。这是我国自汉、唐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一个伟大创新。到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已达80.86万人，耕地面积达80.86万公顷，粮食总产达72.3万吨。在“文革”的冲击下，兵团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到1999年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单位，分布在全疆16个地州市境内，成为一个拥有24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根据历史传统的定义，建国之初由王震兵团359旅子弟兵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转业）应该属于“军屯”性质， 而后来加入兵团的各地支边人员包括十万上海知青到了新疆兵团后似乎与“民屯”的概念比较接近，与古代的平民在官地上屯垦类似。

至今关于1968年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各地组建的十几个兵团所接收的各大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含69届）算不算毛泽东68-12-21指示中定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直都有争议，因为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理论上来说相差甚远！按台湾学者对于郑成功组织屯垦的历史解读：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确实与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有很大区别，但是从文革大背景来说，包括五七指示，废除高考后的教育革命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理论以及当年战争阴云密布的国际环境，上山下乡的含义大大扩展了，全国所有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不论是去插队还是“军屯垦殖”都是一样的离开无书可读的学校，离开被文革闹的乱哄哄的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党和政府不需要你们留在已经砸烂但还没重新建立好新的学制和课程的学校里继续读书了，从这一点出发，这代人的共同命运就不是上山下乡所能涵盖的了！其实那些按“四个面向”分配时期留城的老三届与上山下乡和赴边屯垦的老三届（含69届）根本的命运是相同的，我们的共同命运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