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网在转载了《邓颖超书信集》中给周秉和的信后又与删除，原链接如下：

致周秉和〔1〕--中國共產黨新聞--中國共產黨新聞-人民網
https://cpc.people.com.cn/BIG5/6 ... /87211/5969194.html

秉和： 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2〕。你想當兵，當然很好。但是，農村更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我和你伯伯都認為你還是應該回到延安去

从别的网站看到该信如下：

致周秉和〔1〕

（一九七○年）

  秉和：
  
  　　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2〕。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
  
  　　
  邓颖超
  
  　　一九七○年
  
  
  　　注 释：
   
  　　（1） 周秉和、周恩来的侄儿，其父周同宇是周恩来的胞弟。
   
  　　〔2〕 指一九七○年，周秉和从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新疆后，给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写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张周秉和身着戎装的照片。
   
  　　《邓颖超书信选集》

无声

据周秉和的说法，邓颖超给他的信是这样说的：

“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

为什么公开发表的《邓颖超书信选集》中邓颖超给周秉和的退兵信中没有周秉和回忆中的内容不得而知，是对原信的删改还是邓颖超给周秉和写过几封不同的退兵信？ 总之，按现有资料来看周恩来同时对周秉和，周秉建兄妹的退兵原因和动机是多层次的，我们探讨上山下乡历史最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追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声

再回到1970年我当兵的过程，那年我正在重重苦闷之中。被揭发的事刚出，还差点被小混蛋的手下给灭了。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哥哥来信说有一天他从劳改工厂放假进城回家发现换了锁，他到部机关去问后才知道进驻部里的军代表看中我家的房子就堂而皇之的撬锁开门把家搬进去，并且把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堆在一间房子里勒令我哥限时搬走。这说明了什么？当时家长都在干校受审查，军代表当然掌握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那就是我家被从北京赶出，住房收回，文革最牛的就是军管方！我哥只好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亲戚家暂存，他也无家可归了。正在此时，我听说我在某省的一位当儿科医生的亲戚的女儿下乡不久就去当兵了，女兵本来就招的少，特别是我亲戚的女儿刚下乡不久就去当兵很不寻常！我立马给亲戚写信询问详情，并提出如有机会也想当兵。过了很久终于得到回信，只有一行字，让我马上坐火车赶到某省该亲戚家，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去当兵。看到信后我愣住了，这就是让我逃跑去当兵！当时在兵团对逃跑去当兵时有听闻，我们同来的分到别的连队的一个同学（军队中级干部子弟）就逃跑去当兵了。因为逃跑去当兵的太多，兵团开始在兵团驻地附近的火车站派人把守查看“通行证”，因为兵团属于军队建制又地处边疆，因此所有休假人员都必须有“通行证”才能上路。当时兵团抓住了不少逃跑去当兵的知青，还对所属各部可能逃跑去当兵的人进行了调查与警告，那位曾在我们学校军训的排长（当时在兵团是我们的连长）就曾找到我谈话并告诉我上级的指示，如不辞而别去当兵，后果很严重。。。。。。

无声

在这里打断我个人的回忆，插入一段我刚看到的网文，给用微信与我讨论上山下乡的朋友发条重要资料，因为我的微信密码忘了，暂时上不去了。

周恩来侄子眼中的上山下乡：没得想 只能上山下乡
2012年04月03日 10:15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秉和  

本文摘自：《周秉和谈“我的伯父周恩来”》，作者：周秉和，原题：周总理侄子眼中的上山下乡

嘉宾：周秉和，周恩来总理的侄子、中国知青网理事长

【文字实录】
[周秉和]：那个时候我父亲都被抓走了，我们还讲什么啊？而且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想沾光，不要搞特殊化。

[主持人]：这是周总理从小就这样教育你们的。

[周秉和]：对。所以，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

无声

由于发现了新的重要资料和重要线索，所以我个人的回忆先放一放。网上做功课或为某些历史专题探讨进行资料准备是对自己非常有新意的挑战。我在本文开头部分对于历史资料的收集梳理给出了范围：

“用文献法为例来看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概貌：

文献法并不是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而是一种研究方式---------既包括资料的收集方法也包括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方法。
个人文献（主要指个人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及自传等）、官方文献（主要指政府机构和有关组织的记录、报告、统计、计划、信函等）及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指报刊、电影、电视等）三大类。也可以分为原始文献（或第一手文献。指的是有亲身经历某一事件或行为的人所写的资料）和第二手文献（文献学上称二次文献。是利用别人的原始文献所编写或产生出的新的文献资料）两大类。”

二手分析，指的是对那些由其他人原先为别的目的收集和分析过的资料所进行的新的分析。
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的资料，
对资料的再创造。首先，必须从资料中寻找或重新定义所要研究的变量。
文献法的优点：具有无反应性的优点。
费用较低。
可以研究那些无法接触的研究对象。
适于作纵贯分析。
文献法的缺点：
许多文献的质量往往难以保证。
资料不易获得。
许多文献资料由于缺乏标准化的形式，因而难于编录和分析。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中运用文献法（回忆录，自传）是最“短平快”的方法，但是必须进行二手分析和资料的再创造。在我的实践中就是把那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所提供的同样话题的资料和由别人所完成的文献进行对比，然后完成新的文献。例如我在前面的资料收集和梳理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周恩来侄子周荣庆文革前从北京机关下放湖南后到底是去插队当拖拉机手了？还是到国营企事业单位去了？对此不同来源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这是需要追踪澄清的。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

无声

下面把一组资料进行对照比较：

资料A：

北京知青网
陕西是我的根    延安是我的魂
——习近平陕北插队情结侧记（一）
张思明   2012年10月3日
序：历史的深奥
无论后来者将以怎样的目光和心情阅读我们祖国历史上的这一页，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或将来决不会象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去生活。
1968年9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同志，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北京，在年底前后将安排近3万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延安去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请你们做好思想上、物质上的接收准备。

      李瑞山，这位陕北延长县祖籍的高级领导人，他刚从湖南调往陕西不久，接到这一指示心情十分激动。家乡多少年来贫穷落后，这一批北京娃娃被安排延安插队，这将对陕北生产生活、精神文明定有一个大的促进。
      他马上告诉办公室：“立即通知延安地区革委会负责人，明天到省城来参加重要会议”。

1968年10月，北京铁路局负责人，也接到铁道部一个同样指令，在年底筹备20列客车，准备自北京到铜川搞专列特运。
      接着，车辆处、调度处、机务处开始了积极安排运作。
  1968年10月初，接到省委指示的延安地区革委会主任许效民同志，紧锣密鼓地向各县安排接收北京知识青年来插队事宜，从运输车辆到人员分配，从住宿到饮食。他向下要求，对此项工作安排的好坏，要提高到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与不忠的表现上来认识。
      他在讲话中说到：“这次大批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是外地人大批来延安近代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35年不到3万人的中央红军。
      “这次，我们要把这三万多名北京知青安排到我区14个县中12个条件较好的县，分配到129个公社，1284个生产大队和2667个生产队。
      “迎接北京知青要敲锣打鼓扭秧歌，像当年迎接中央红军那样，场面要隆重，气氛要热烈。”
12月15日，延安地区革委会派出王福海、高明池等63名同志，组成“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直接进京迎接。并协同北京市工作，他们走访了部分家长，了解了不少同学，并按计划，在北京就将2.66万名学生直接分到各县、社、队；同时在铜川、延安设了两个转运站。

资料B：

那年我在北京接收来延插队知青

高明池 《陕西党史》 2016-05-20 10:33

1968年12月中旬，我受延安地区革委会指示，赴京负责组建“北京联络站”，接收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这是革委会成立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深感责任重大。12月15日，我和丁继旺同志(主管财会)带领地区所属各县20多人到了西安，在省上办了两天学习班。18日，我们一行到了北京。到京后，我们立即和北京市知青办取得联系，进行座谈，并派员走访学习了山西、内蒙等地的做法，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21日晚，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一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北京群众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上街游行。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去天安门游行欢呼，以示庆祝。两天后北京市负责人丁国钰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来京接知青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代表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向大家问好。他怀念延安，回忆了当年在延安的情况，询问了延安现在的变化。并向我们提出要求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值得学习和赞扬。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丁国钰同志一席话，使大家深受感动，表示要竭尽全力，力争完成接收3万名知青的任务。

资料C：

周恩来侄子眼中的上山下乡：没得想 只能上山下乡

2012年04月03日 10:15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秉和  

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红卫兵），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

无声

把上面这些资料的关键句连起来可以看出发动文革上山下乡动机的重要脉络：

“1968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北京，在年底前后将安排近3万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延安去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年10月，北京铁路局负责人，也接到铁道部一个同样指令，在年底筹备20列客车，准备自北京到铜川搞专列特运。

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区革委会派出王福海、高明池等63名同志，组成“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直接进京迎接知青。

1968年12月北京市负责人丁国钰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见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并说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

《周秉和谈“我的伯父周恩来”》2012
比较积极的分子（红卫兵），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如果上面这些资料属实，那么1968年9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个新理论就准备好了。1968年9-10月间，国务院已在幕后大张旗鼓的安排北京中学毕业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了，具体到要求铁道部年底筹备20列客车，准备自北京到铜川搞专列特运。1968年12月15日，延安地区革委会派出

“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进京，丁国钰说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丁国钰说的是周恩来系统长期以来的共识，以上这些都发生在毛泽东发出68-12-21动员之前，其来源是比较积极的分子（红卫兵）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上面特指的主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国家由谁代表？似乎只能是周恩来而不是张春桥，他请主席发出了那个68-12-21动员（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新理论），这个流程可能就是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研究中关于68-12-21动员之谜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客观事实？

无声

通过这几天梳理周恩来的十来个侄子，侄女和其他亲属的回忆录，似乎补上了多年以来在探讨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流程中的一个缺环。1968年7月到12月是我们这一代命运的“拐点”，从毛泽东7-21指示到68-12-21动员之间还有68年7月27日凌晨毛泽东率领在京所有中央高层大员召见大学五大红卫兵领袖的非常重要的谈话，其中毛泽东有一段谈话很关键：

"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

一个月后的68年8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某省革委会成员谈到学生问题时说：

“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68年12月丁国钰会见延安来京接受知青的代表团时说：

“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

无声

现在需要把李冬民回忆录中的关键点也找出来弥补“缺环”：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解放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注：临行前在市委召开座谈会，丁国钰等领导都参加了）。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到了1968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

无声

最后用周秉和的说法透露出来的信息似乎可以把“缺环”弥补起来了，周秉和谈话吐露出来的文革上山下乡决策过程的信息正好与李冬民的回忆链接起来将“缺环”补齐：

“所以，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