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在探讨历史问题方面还应该对资料进行反复比较，例如对于周恩来将周秉建，周秉和退兵回农村的事到底是周恩来带头反后门还是因为周恩来将自己的弟弟逮捕入狱的关系是需要厘清的。据人民网2017年发表的《亲情家事里的周恩来》一文中周秉和的回忆，邓颖超给他的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父亲现正接受审查（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代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

如果2017年人民网这份资料是确实的，那么同是人民网2010年前后发表的《超越亲情，大爱无边：周恩来总理的亲情世界》里所说的另一版本就需要商量了，原文如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炜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又去新兵团找到秉建，秉建说：“并没有人打什么招呼，是我自己报名，经过体检、政审等正常手续参军的。”乔和赵说：“你伯伯的意思还是让你回到插队的地方去落户，怎么办？”秉建说：“伯伯要我回去，我就回去。”乔和赵又问：“你已穿上军装来到北京了，再回去想得通吗？”秉建说：“那我得听伯伯的话。”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如人民网注释中所说的周秉和，周秉建的父亲当时正在狱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认为他们的父亲正在拘禁审查中所以不符合征兵政策（即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这显然是严谨的，这也是周恩来特色。那么周恩来退兵到底是因为他弟弟受审问题还是反走后门似乎有些复杂，因为如果周秉建和周秉和参军通过了政审就很不寻常，当时他们的父亲正在狱中啊！是否周恩来对此有双重顾虑呢？对侄子女当兵周恩来开始时不知情，但军方是否知情呢？我在知青网几年前的讨论中曾猜测过可能是军方给总理“下套”，意在把总理上山下乡的两名侄子女通过违反政策的通融招进军队，为更多当时处于逆境的老干部的子女当兵打开大门。在没有更多的军方内部资料解密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军方是否在周恩来不知情的前提下破例为周秉建与周秉和打开后门，但是我们知道了周恩来强令军方退兵。而且我们还知道是周恩来命令把自己的弟弟逮捕入狱，因为江青抓住周恩来弟弟和王光英曾有过来往而向周恩来发难，这里面的纠结就比较复杂了，但是再复杂也不应回避，否则如何探讨历史真相呢？

在人民网2017年发表的《亲情家事里的周恩来》一文中有段注解：

“（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对这段历史是需要梳理的。。。。。。

无声

人民网>>文史>>近现代史
“文革”中周恩来为何批示逮捕亲弟弟？
章敬平

2012年07月12日10:56  
1975年5月的一天，周同宇结束了长达7年的监禁，悄然回家。此时，他的亲哥哥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却不能亲往探视。因为，他是一个被控参与组织反革命、被哥哥亲笔批示拘捕的人。

此前7年的某个子夜，凌晨一两点，一名首都卫戍部队的军官带着几个军人来到周同宇住在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的庭院，向周同宇宣读了拘捕令。

根据他女儿的讲述，作为周恩来的弟弟，周同宇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姑娘让他饱尝失恋之痛，他可能不会脱离革命的道路。失恋了，他跟上级请假去了外地，原则性很强的哥哥误以为他擅离职守，严厉地批评了他。可能是因为性子倔强受不了哥哥的责备，也可能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周同宇脱离了哥哥终生为之奋斗的组织。

脱党后也为中国革命做过一点贡献的他，在哥哥入住中南海的日子里，并没有显赫起来。从北京市直机关到国务院直属机关，他始终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干部。由于身体不太好，被捕时他已经提前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在中共培训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政协委员的周同宇与同为政协委员的国家主席的某个妻舅，以及两个教授相处甚欢，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祸根由此种下，至于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我看到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周恩来连累了他。周恩来的政敌希望借此攻击周恩来，就无限上纲上线，弄出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把他弄成涉嫌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坏蛋。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主席的妻舅连累了他。国家主席被打倒后，他的妻舅受到株连，被抄家了，审查者从其家中的请柬中，发现了周同宇等人的名字，红卫兵怀疑他们从事特务活动，就将周同宇之外的人全部抓起来。风声鹤唳中，一位老教授自杀了。死人了，问题大了，材料很快上报到中央文革小组，该小组的一名成员批了一笔，说请总理阅。
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的结果都是将周同宇交给了周恩来。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原因，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当主席请周恩来酌处的时候，他给公安部的两个负责人写了张批条，请他们命令首都卫戍部队，连夜将周同宇拘留审讯。批条上，周恩来还用蝇头小楷注明了弟媳和六个侄儿侄女的姓名，末尾还不忘写上弟弟家的住址。

依照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一则大义灭亲的故事。

要说周恩来完全没有保护无辜的弟弟，也与部分文献的记载不合。据说，周恩来向主席报告之前，曾找首都卫戍区的将领商议过，对方建议周恩来，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把他交给军队，用拘捕的形式把他保护起来，与部长以上的高官关在一起。这就像独木舟拴在大船上，惊涛骇浪中，固然险滩不断，但船翻人亡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失去自由的周同宇保住了性命。

周同宇被释放回家，不过半年，哥哥就溘然长逝。举国哀悼中，7年未曾见过兄长的周同宇却不能出席追悼会，因为他还未彻底平反。他只能自设灵堂在家祭奠。当时的他可能并不知道，哥哥在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他，拜托夫人照顾他。（据《经济观察报》章敬平）

无声

上面这篇文章是我今天搜来第一次读到当年毛泽东也牵涉到周恩来弟弟的“案件”之中，但是该文有两点含混不清，一是没说中央文革哪位成员把红卫兵抄家抄出来的周恩来弟弟的罪证批给了周恩来，二是没说那位军方将领给周恩来出主意对他的弟弟进行拘捕审查（实则保护）。在我记忆中看过的资料中说是江青借机向总理发难，我还记得是杨成武给总理出了主意用拘捕的方法把他弟弟藏到卫戍区保护起来。不论怎么说周恩来是文革中不倒的台面上第二高位领导人物，自己的弟弟竟然被无中生有的罪名由自己送入狱中长达七年！贵为总理也遭受如此厄运，更何况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了！

抄家发现罪证？如果抄江青的家会发现什么？我们听说文革中江青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红卫兵在上海文化人家中抄出来的她的历史资料和照片统统送到北京当着她的面销毁，如果这是真的就说明江青这个文革“旗手” 实在太可怖了！文革抄家在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是个什么性质？你没有任何罪证就用暴力打开人家的大门冲进去翻箱倒柜搜集人家的“罪证”，如果这就是文化的革命也算是史无前例了！过去打家劫舍的强盗就是为了钱财，水泊梁山最多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文革抄家如果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为了找出反动证据把人打入死地，那就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无法无天了! 这样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吗？跑题的思绪就此打住，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

无声

又在网上搜到一篇文章，也是第一次看到：




周恩来兄弟两家人合影

周秉德

        2011年06月15日09:27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作者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现已退休。她12岁就随伯伯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本文介绍了她的父亲周恩寿（周同宇）和伯伯周恩来的曲折故事，读来真实、感人。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遭蒋介石通缉。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痴心的爸爸因失恋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允许后直奔了四川。伯伯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对爸爸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

　　爸爸脱党

　　1927年11月末，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

　　直到几十年以后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六十年代初，爸爸胃溃疡越来越厉害，经常请假在家休息，伯伯还安排他到外地治疗了几次，还请我七妈（邓颖超）联系当时协和医院外科名医吴蔚然大夫为他开刀，但他因病仍不能正常上班。于是，1963年6月，伯伯指示让爸爸提前退休以后，爸爸的工资明显地减少，可是家中6个孩子，除了我和当飞行学员的秉钧外，还有4个孩子都上学，负担很重。“秉德，我会交代成元功（秘书）他们从现在起，每月从我工资里拿出200元，还是由你拿回去给爸爸妈妈。”伯伯对我说，我除了点头，还能说什么呢？

　　爸爸被捕的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1968年，王金岭从野战部队调到北京卫戍区，他真没想到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抓我父亲———周恩来总理的亲弟弟，而且还是总理亲自下的逮捕令！

　　那天，公安部长谢富治递给他一份文件，是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的逮捕令：立即逮捕周同宇。旁边周总理还用蝇头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钧、周秉华、周秉和，家住北京机织卫胡同27号。“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谢富治说罢便起身出门去了。王金岭敲开傅崇碧司令员办公室的门，“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洪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批示拘捕

　　“周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向他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想，把‘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不能时间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非常专注地听取傅司令下达命令：“这案子是红卫兵弄起来的，人抓起来后，还要他们继续介入调查，但你必须左右局面，这是难点之一；第二，拘捕周同宇的事，只能你知我知，绝对保密！”

　　“第二个问题好办。我在野战部队当过侦察科长，我马上去看一看周同宇家周围环境，夜深人静时去悄悄执行任务，保证人不知鬼不觉。”王金岭已经明白了拘捕的真正含义是保护，心里点子也多了。“至于第一条，我一定牢记傅司令员的指示，决不给红卫兵乱来的机会。”“好！”傅崇碧司令员双手紧握住王金岭的双手，提高声音说：“周总理已经批准了，从今天起，周同宇一家的事，都由你出面关照，你要记住，这不是为哪一个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作贡献吧。周总理为国事已经操碎心，太忙太辛苦了，我们有责任不让他后院起火！”王金岭立下誓言：“司令员，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我永远忘不掉第一次见到刚出监狱的爸爸的情景。

　　7年多没见，爸爸眼含泪：“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你伯伯，把我这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无声

都是人民网关于周恩来家史的文章也有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在叙述周恩来让自己的亲属上山下乡方面的文章有的似乎是编造的？ 例如下面这份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人物长廊

超越亲情，大爱无边：周恩来总理的亲情世界（节选）

周恩来、邓颖超没有子女，但对亲属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十分疼爱，视如己出，但要求极严。他曾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盛世危言”的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而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对于干部子女，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周恩来的侄儿周荣庆，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总理说：“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荣庆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很听总理的话，在农村积极劳动，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还在农村成了家。周恩来称赞说“这很好嘛！劳动之家光荣！”

无声

隐居”的周总理后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阿 峻
2013年02月04日08:4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总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

从1957年始，周恩溥的后人周荣庆一家一直低调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后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周家人从不炫耀身世，如同“隐居”一样，日子过得平淡，甚至寒碜，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平凡、平静、平常中度过每一天……

        总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来总理没有后代，周恩溥有一个儿子叫周荣庆，周恩寿有6个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后牺牲了。大弟媳王兰芳和小弟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不能正常上班。于是，周恩来就让他们提前退休了。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于是，周总理就将两人的费用担了起来。

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小弟，拿出50元给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药的钱也是根据需要另出。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参加工作，持续到大弟媳王兰芳去世。当时，周总理专门交代侄子周荣庆：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家的后代牢记总理的嘱托，住房寒碜、生活清苦等，他们没抱怨过一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并且，按照总理的要求，侄子周荣庆一家还来到了河南生活。

当时，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于是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周荣庆是周恩来7个嫡亲侄辈中的老大。临行时，周总理专门送他一句话：“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子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到河南不久，周荣庆又调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后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到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员工。

在焦作九里山钢铁厂，周荣庆结识了晋菊清。晋菊清来自焦作农村，招工到厂里“三八”炼钢炉工作。两人相处了大约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几位工友突然把晋菊清拉到一边，神秘地问她知道和谁谈对象吗？晋菊清有点摸不着头脑，说不就是老周吗。工友们说，周荣庆就是周总理的侄子！晋菊清惊呆了，气喘吁吁找周荣庆。当时，周荣庆正提着糨糊桶在厂区贴标语，面对劈头盖脸的发问，周荣庆只好回答说是真的，他是周恩来的侄子。晋菊清非常生气，说为什么不早说，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晋菊清说完扭头就走。周荣庆连忙追上去解释，说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两人最后来到母亲王兰芳面前。王兰芳耐心地对晋菊清解释：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

晋菊清听着老人的话，再想想周荣庆近半年来，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总理的侄子，就是一个普通人，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对人发脾气，晋菊清的心动了。1959年5月10日，30岁的周荣庆和20岁的晋菊清喜结连理。

得知侄子周荣庆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周总理连连称赞说很好，说劳动之家光荣，并立即致信祝贺。邓颖超也随信寄来了一条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

无声

上一篇人民网文章说周恩来侄子周庆荣“在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制度时，就从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还有鼻子有眼的说周荣庆插队当了拖拉机手，受到周恩来赞杨。但是另一篇人民网文章说50年代初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结束后，军医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刚好提倡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对侄子说，你们到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于是在1957年，周荣庆转业分配至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一同来到了河南。” 后来他转换了几次工作都在城里国营单位工作，似乎没有插队当过拖拉机手？

为什么人民网的两篇文章如此的不同？主要是那篇说周庆荣是干部下放当农民的人民网文章最引人注目，因为干部下放当农民涉及了户口和干部工资的问题，至少我没听说过国家机关干部在没犯任何错误时被取消干部工资下放去插队当农民改为拿工分的。对比上面两篇人民网文章，前一篇说周荣庆从北京下放到河南当农民的文章似乎不靠谱，当然了，如果周荣庆刚下放河南时曾短暂的去农村锻炼一阵子又回到城里国企上班就是另一回事了。。。。。。

无声

转了一大圈，找了不少资料来探讨上山下乡历史过程中的走后门问题，刚刚说到走后门当兵，还没说到走后门上大学和招工回城。下面还是现身说法的回顾一下当年我从兵团逃跑去当兵的历史。据兵团知青网的资料，文革期间内蒙兵团人员总数变更资料（含逃跑去当兵的人数）如下：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7月16日--7月21日，农林部召开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

内蒙七万知青转交地方

一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540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6383人，其中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上大学1088人，参军91人，招工217人，调出2687人，知青死亡42人，其他原因减员48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26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2441人。
二师，至1975年6月，实有知青数为27054人，其中参加兵团3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为26184人，3年以下的有870人，1255名知青长期逾假不归。
三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325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272人，其中病迟873人，困退966人，上大学813人，参军110人，招工510人；死亡知青29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99人，至l 975年8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5325人。
四师，共接收知识青年8491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1815人，其中病退142人，困退284人，上大学436人，参军38人，招工46人，调出869人；知青死亡35人，逮捕1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242人，至l975年5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6620人。
五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1046人，七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679人，其中病退173人，困退722人、上大学667人，参军73人，招工177人，调出的7人；知青死亡92人，判刑10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99人，至1975年5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8166人。
六师，共接收知识青年7906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566人，其中病退845人，困退826人，上大学572人，参军37人，招工32人，调出254人，知青死亡11人，提干14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46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5269人。

无声

我是与周秉建，周秉和同一年参军的，是在1970年12月，史称71年兵，类似中学毕业分届，例如68届高中毕业生（历史上因为林彪事件没有72年兵），周秉建他们是走前门入伍（是否有军方照顾不知道），我是从兵团逃跑去走后门当兵的。逃跑去当兵本身就说明门路不硬，门路最硬的是军方子女，都在68年12-21之前的两次征兵中入伍了，史称68年兵，那批兵里后来出的将军最多。那个时代知青要当兵一靠根红苗正，二靠门路硬，三靠表现好。前文说了，我因“谋划杀人”而受过留校查看处分，到了兵团又被革命同学揭发往事，而且父母都在外地干校接受政审，有重大历史敌特叛嫌疑，最要命的是我哥哥在军事院校被打成“现反”开除军籍，这样说来我哪一条都不符合当兵的资格，从周恩来将侄子女退兵的历史资料中看到周恩来查到当时征兵的规定是受审查干部的子女不能当兵。但那时年龄小不知天高地厚，还有句话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自从看到兵团下调令给有硬门路（军方子弟）的知青去当兵开了绿灯，我就开始惦记上了！

当时偶尔听到连队干部们的谈话，说我们都要变为农业户口在那里互相之间结成婚姻家庭扎根边疆，我的心立马凉了。69年大战备时期我们准备打仗还真是激情燃烧了一把，但是70年中美和解，苏联亲华派的柯西金也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款待吃了全聚德的烤鸭还顺手带走了两只，因此战备情势趋缓，在兵团参军参战的希望渺茫了。但是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小就梦想着参军，怎么办？

无声

1070年12月前后，当兵的前门向周秉建，周秉和打开，但是周恩来硬是把他们推出门去，还咣啷一声把他们关在门外。据周秉建回忆，周恩来对她说“你参军虽然合乎手续，但是在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要回到草原去。”

据周恩来身边的人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入伍了，总理听说后怀疑孩子参军是不是走的后门，就派乔金旺和赵炜同志去了解情况。他们问北京军区机关的招兵部门，都说没有首长打过招呼。乔和赵回去向总理汇报，总理坚持让侄女回原来插队的地方去。乔金旺同志后来回忆说：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希望秉建在那里扎根，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真正为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做做样子，拿那里当跳板；二是为抵制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为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军的不正之风。总理一贯主张干部子女应同工农子弟一样，不能搞任何特殊化。”

那么军方到底是否主动对周秉建破格录取？ 据周秉建自己回忆，“家里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使我们家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不可以做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并且处处都很自觉地注意和防止搞特殊化。我在申请入伍时，就专门对招兵的负责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若属于“后门兵”我是绝对不会参军的”。看来周恩来是很敏锐的捕捉到军方的意图，不论军方是出于对中央文革加害周恩来弟弟的不平还是军方招收不符合政审条件的周秉建入伍是为了军方的利益把周恩来也拉进走后门的几百万干部之中，总之军方对周秉建的背景不是一无所知。

据周秉和2018年在本网发表的回忆，“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听话。
    七妈的来信还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
    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

文革中的周恩来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纯熟政治技巧，他虽然显然站在老干部一面，但在大面上他与老干部的文革逆反（如走后面潮流等）保持着“绝对不湿鞋”的距离。同时，尽管他不同意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但在大面上他决不反抗文革派对他的发难与陷害，例如文革派对他弟弟横加罪名，他巧妙的让北京军区出面把他弟弟铐走 （实为保护），让任何人抓不住可以利用他的把柄。尽管军方帮他，他也不因此被军方牵着鼻子走，文革派也无法把他归于老干部走后门的行列中。文革中周恩来鼓励侄子女上山下乡并且把已经参军的他们强行送回乡下，这样就站在了文革派和老干部派相对立的两帮人马之间的道德制高点上，甚至高于开后门的毛泽东和也走后门的江青，张春桥。因此周恩来在文革中可以在中央高层不断翻新重组的对立两派之间起到调停作用，当然是“貌似公允”实则保护了大批老干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得不做出牺牲，包括他自己和亲属，也包括我们，周恩来在文革中，后期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尽快的结束文革，从他的角度来说似乎结束文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文革大火釜底抽薪，也就是让红卫兵上山下乡，这与毛泽东68-12-21发动上山下乡的动机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