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中发 [1974]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无声

文革对于我们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有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走后门运动，是否可以说这些运动都是自发的？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发起的，文革上山下乡是蔡立坚，曲折发起的，走后门呢？没有权力想走后门走的通吗？实际上走后门当然不是人人可走，但是影响了所有人，最早向毛泽东抱怨走后门的是李庆霖，毛泽东掏自己腰包给老李300元，没有给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知学界如何解读？而且毛泽东还说了“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处理”，中央文件也说了，“

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毛泽东自年青时代所追求的革命就是要求平等，文革之初废除高考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弟能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他又要求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应该到工农兵中间去什么都干干，然后呢？这些人去与工农兵相结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相结合？是去锻炼一圈后再回城？还是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老人家是否知道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厉害？是否知道当工人和当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

文革还出了三件令人费解的事，一是毛泽东在68-3-30批示中提到小学毕业生也有分配问题，二是毛泽东在68-12-21动员中提出大学毕业生也要上山下乡，三是毛泽东在68-10-13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两点让人困惑不解：

1，“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这段话到底是对谁说的？似乎把大学和中学两批毕业生混起来说了？“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这段话显然是对文革在校大学生说的，意思是说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不继续进行了，让大学生按“四个面向”分配到工农兵中去当普通工人，农民，当时对大学毕业生分配的中央文件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几个文件后面都不忘给大学毕业生发工资和定级的事，这就乱套了，带着国家干部工资下乡去当农民？似乎毛泽东对此没弄清或不在意？但是周恩来明白，因此当时周恩来主持出台了“补充文件”，他让军队农场接受大学毕业生，“锻炼”的内涵鲜明！

“两年不办（大学），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这就更有意思了，似乎“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也包括中学生？因此在68年10月13日毛泽东还没决定让中学生只去农村与农民混？否则他就不提工厂了吧？特别是他提出“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这句话可是专对中学生说的吧？要上大学就要先去当工人，农民，问题在于人人都想去当工人，怎么摆平？再有，说是把在农村，工厂中表现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大学，谁选？有权力的人选吧？至少有权力的人对“海选”上来的人中谁去上大学有最后决定权吧？后门能避免吗？

2.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了：

“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开始体会工农区别了，但是他还是象提出大学生上山下乡一样又提出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当农民，还是带着干部工资和级别下乡插队当农民？实际上那些人都去五七干校了，与大学毕业生一样几乎没有真正插队落户（非转农）当农民的。

最后，68-12-21动员出台，还是捎带着大学生，但这回中学生变成主角了，一是大学不办了（高中也没办），二是中学生只能下去与农民混，而且要“非转农”，三是要靠别人选拔才能上大学去。这就出现社会问题了，走后门运动来了，因此李庆霖来了，最后毛泽东在1975年说“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了追求平等， 为了反对走资，才废除高考发动文革，最后落到“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

看来发动革命和能否完成革命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人性的革命.

走后门，还在走！

无声

很多人把文革定性为权力斗争，认为文革是“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上毛泽东失去政府行政工作的领导权后“二线”对“一线”的反夺权，起因之一是他认为例如北京市那样的行政重镇对于中央党的领导发动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类政治行动出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个人认为文革的权力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陈云，老邓都说了发动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叶剑英说文革是为了战备（上海华东师范冷战研究所李丹慧资料），这些领导人似乎对于毛泽东夺回权力后（打倒刘少奇）的“最后一搏”没有特别关注。例如对于上山下乡被很多人认为是“卸磨杀驴”，是利用完红卫兵就赶走了事。这种说法很“解气”，但在历史真相面前似乎是隔靴挠痒，因为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文革上山下乡对于老三届和69届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匆促草率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把一切推倒重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例如文革之初废除高考停课半年，本打算先进行教育革命取得成果在半年后开始重新招生，中央文件说了预计1967年上半年开学。当时停课半年毛泽东说让大学生参加运动去接受锻炼，也包括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中学主要进行教育改革，主要是找出废除高考后如何推荐选拔大学新生的路子来。其实毛泽东的目的远远不仅如此，《五七指示》被学界一些人说成是文革的目标蓝图是比较准确的，即文革不仅要“打倒”，而且要“新建”，也就是破旧立新。但是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并非那样浪漫和简单，红卫兵运动出现是毛泽东因势利导的专利，没有红卫兵“一万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红卫兵运动出现的新问题是打倒了旧政府的“一线”之后红卫兵要充当“一线”的角色，“潘多拉魔盒”打开无法收拾了！到了1968年教育革命教育改革连影子才有那么一点点，怎么办？不要紧，有周恩来！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继红卫兵运动后的“二次革命”，红卫兵运动是革“走资派和反对文革者”的命，上山下乡是革“革命者”的命，这个“二次革命”属于毛泽东对文革设计中的斗批改，也就是他说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在这个“到底”中不仅仅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城市闲散人员疏散，还包括机关干部精减，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从一贯的主张与工农兵相结合，工农兵都干干（例如他特别看中王洪文工农兵什么都干过）转变到了1968年10月的新说法，“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到了1968年底，三年大限已到，毛泽东要收摊了，九大要召开，文革要结束，破旧大功告成，立新要重新上路.路向何方？农村!

无声

记得几年前看过戚本禹写的关于《五期指示》的回忆，印象很深，今天上网再搜，发现人民网也曾转载了，说明老戚写的东西官方认可了，因此我将此文节选转来。多年来我在知青网参加讨论上山下乡历史问题，曾反复强调《五期指示》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关系。我坚持文革只是手段的观点，毛泽东73岁发动文革的目的绝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大跃进是经济革命，文革是政治革命，大跃进失败后有了文革。似乎是毛泽东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在于上层建筑的的阻碍，也包括那些要搞包产到户和私有个体经济的“走资派”的阻挠，甚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身在毛营心在刘”。搞大跃进，对于中央来说大家都没有谱，属于大冒进。搞文革，中央“一线”完全不知情，在中央内只有毛泽东谋划和上海帮执行（打先锋），但是毛和上海帮对文革如何搞也没有谱，属于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文革的最终目的和总路线在毛泽东那里是清楚的，即改造全部上层建筑，消除阻碍“五七大同道路”的一切障碍，同时要进一步发动全国全民灵魂深处的革命，具体实践就是“斗私批修”，就是向人性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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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亲耳聆听毛泽东讲“五七指示”

2014年05月21日10:32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通知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见我和陈伯达、杨成武；并要我通知陈伯达，要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我是5月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我那次去上海，原本是为《红旗》杂志编发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组稿的。完成组稿后，张春桥传达中央通知，叫我继续留在上海，参加由康生、陈伯达、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吴冷西、王力和尹达、张春桥、关锋、我等人一起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这一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决定成立新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亦被内定为成员之一。接着，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红旗》杂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中央办公厅就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同时，在钓鱼台也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此时中央正在举行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列席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业夫电话后，我就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上了飞机，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给了我们。在车上，我们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林彪的信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当时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殊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后来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并被全党习称为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主席之所以这么紧急召我们去上海，可能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许主席想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一下？后来，我只看到主席批示的文件被印成中央红头文件下发。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1966年7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无声

张鲁是谁？为什么毛泽东在召集文人（陈伯达，戚本禹）和武将（杨成武）在1966年5月13日（也就是文革发动的起始日516通知发出的前三天）要求他们立即飞赴上海专门谈张鲁和他在5月7日批复的一份总后报告所签发的指示（即五七指示）？长期以来对《五期指示》和文革以及上山下向的关系没有得到人们重视，戚本禹的回忆掀开了历史真相的一角，在此之前2008年新华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

揭密毛泽东为何劲推《张鲁传》

来源：新华网  2008-6-20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在1958年12月7日和10日写下长段文字，对区区几百字的《张鲁传》进行了两次倾情批注。第一个批语铅印件毛用笔划去没有用，深思后他另写了第二个，连同会议文件一同印发给与会人员。从中共历史看，在高规格的中央全会上把古代的个人传记作为会议材料下发的，唯有《张鲁传》，也只有这一次。这令与会的中央委员感到突然，也令后人感到不解。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三国》，从少年牛背，到老年床头，《三国》伴随终身，成了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源泉。三国时期是烽火连天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年代。雄才大略的曹操，料事如神的诸葛亮，风流倜傥的周公瑾，坚韧不拔的刘备，一个个都是屈指可数的重量级英雄，他曾多次对三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豪杰批语点评。不过到了1958年，他笔锋一转，对偏居一隅、独霸一方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不惜笔墨，一时把张鲁推崇到极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之迷。对张鲁这个不算出众的三国人物，毛泽东到底是真心喜爱，还是一时痴情，他为何要在关键时候倾注如此精力劲推张鲁呢？让时光倒流50年，试揭这一历史之迷。
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不是在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就是在会场上吹响跃进的号角，或是深入田间地头视察人民公社生产情况，在京停留的时间也就是２个月左右。之前，至少有几个关键词撞击着伟人的心：超英赶美、共产主义、多快好省。他想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挥就大手，指挥中国航船乘风破浪，击溃美国的打压、苏联的高傲，实现国内均贫富的农村乌托邦梦想。他要让全国人民感到，我的未来不是梦，一年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当时，广大农民刚刚脱离封建桎梏和战乱之苦，政治上得翻身，生活上得安定。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特别是原先比较穷困的大多数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在这种现实大背景下，深怀农民情节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要为农村选择一个途径，让农民由合作社加快过度到共产主义。为此，他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遗迹，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精读历史、熟悉三国、满腹经纶的毛泽东发现，《三国志张鲁传》恰好就有他所需要的记载，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深打动了伟大人的心，这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的思想源泉和原始教材之一。
对于急于奔向共产主义的农民来说，苏联的集体农庄成为效仿模式。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毛泽东很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他在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寻求到了与《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类似的现实答案，他对人民公社这种社会形式极为欣赏，这与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修改批示了调研报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所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乐之”的情况有何共同点。当他来到兰考县看到农民正干劲十足时，兴奋得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不小心踩了一脚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探试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大跃进”和农民创新精神的充分肯定，于是他说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评价，因为人民公社正是他想要的《张鲁传》中记载平均分配的社会形式复制品。与此同时，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坦露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他说：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1958年秋，“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出事儿了。一些地方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关心，农民吃大食堂吃得不好也不饱，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有些地方出现浮夸风和饿死人现象。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不同声音，国际上也有议论。有人说人民公社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是对于国际、历史情况和内外局势条件缺乏分析。一向富有挑战精神的毛泽东，看到自己亲口肯定的这个新生事物遭到质疑，他要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所谓的混乱思想进行澄清，使上下的头脑清醒起来。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说，人民公社的出现，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3月成都会议没有料到，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其实4月间这件事已在河南出现，我们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但是，口头的说教显然平息不了一些人对人民公社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这时再把《张鲁传》这个秘密武器拿将出来，实际上是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这在我国是有历史来源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何须人也？西晋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有一篇《张鲁传》，用较短的文字对这个人进行了记述，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据史书记载，张鲁承祖辈衣钵，任五斗米道的教主。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办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 建安二十年张鲁降曹，后被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次年卒。
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实行的是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倡导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积财应“救穷周急”，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实行这些措施，以至于“民夷便乐之”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
在毛泽东的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些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与中国的农民相比，他更看重敢于反抗和创造的农民。张鲁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不过是偏居一隅、雄霸一方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地方政权的头领，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他的功绩有多高，地位有多重，也不是他有什么雄才大略，更不是欣赏他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毛泽东看重的是张鲁实行的道德治国、诚信守规、人人平等、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则，他要将这一点发扬光大，充分运用到正在推进的公社化运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认识张鲁和他所实行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深思熟虑，二易其稿，精心为《张鲁传》作了批语，像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一样，为《张鲁传》作了一个份量很重的长篇批注：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从这个批注可以看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不仅被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当作旗帜，而且一直影响着许多人物，当然也包括毛泽东。
针对当时人民公社问题上西方的批评和党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以“应战者”的姿态来迎接“挑战者”，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予以坚决回击。他以《张鲁传》为历史依据，把国内的批评意见指责为“观潮派”、“算账派”，认定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是不怀好意的”，从而把高层的思想和意志统一到“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中来。
《张鲁传》在八届六中全会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很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干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局不言而喻。
1958年毛泽东 突然狂推的《张鲁传》，原因归纳到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农村乌托邦模式的历史依据，并以此为武器维护并推进他理想中公社化运动，从而实现由一个公有的大家代替无数小家的理想追求。其实，毛泽东对这张鲁这个历史人物原来并不像太感兴趣，对《张鲁传》所作的第一次批注，后在会议上印发时又自己亲手废掉，就是对这个历史人物把握不准的明显证据。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在党内狂推封建宗教的教主，这个选点好像也不是太适合。
《张鲁传》热极一时。但随着历史的前进，除了一些专家、学者和教授进行专题研究之外，人们很少再提及《张鲁传》，现在许多人就不一定阅看过《张鲁传》，当然对张鲁这个历史人物也越来越陌生了，就像对现在的孩子提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样。

无声

对于《五七指示》的梳理直到前年出现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因文章太长，在这里给出链接：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二 ）... - 360doc个人图书馆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国”（三）

无声

从探讨“走后门运动”与上山下乡的关系一下子扯到《五七指示》，这个跨度比较大，但这正是我写作的思路和方法。不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融会贯通有时就无法走出瓶颈，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大到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与小到红卫兵小报的具体内容之间驰聘纵横，因此探讨毛泽东在某一时期的决策就必须跟上他的节奏在他极端的理想主义和非常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点上找出他的最后决定。同时不要忘了他时常会做出“违心的”决定，正如他戏称自己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钟馗”，因为中央高层各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要通过影响或说服毛泽东才能生效，例如叶帅通过自己的警卫员找到毛泽东的警卫员把他反击江青“反走后门”的告状信送给毛泽东，遂引出老人派“反反走后门”的阶段性胜利，很有可能促使毛泽东做出推翻“四个面向”转而发出68-12-21动员的背后运作也是类似的一种历史过程，后面再仔细梳理。。。。。。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对我们这一代的特殊“指示：
1，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2，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解读：
1，工农兵什么都要干一干，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同时要批判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2， 现行教育制度和体系必须用教育革命来进行彻底改造，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解放以来对教育“阵地”的占领和统治。

《五七指示》中只有对教育革命的指示列在文革16条中：
10：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有了《五七指示》和“16条”中的第10条，不出红卫兵就不合情理了，在学校靠谁来粉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靠老师？靠学校党委？自然是靠学生了！但是学生要造反，刘邓就派工作组“镇压”，教育革命演变为毛泽东愤起反击刘邓和因势利导发动红卫兵运动，即超出预想的文化大大的革命。但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也好，文化大大的革命也好，都要落实到他发动文革的目标之中（五七指示蓝图），因此粉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后学生们该去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了吧？也就是毛泽东一贯对我们这一代的要求，工农兵都干干，只务农还不行，去当半年兵，再当一把工人，还要学点商。。。。。。

但是在1968-12-21时期的现实下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理想主义说法，他是否又当了一回“钟馗”？叶剑英“反反走后门”是通过走后门给毛泽东送信，68年毛泽东发出3-30批示后中央出台了“四个面向”，但到了5月2日就有人要取代“四个面向”了，也可以说是发起“反四个面向”的运作，发起者是国务院安置办，他们给中央打的报告说：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

无声

说到文革上山下乡和走后门，一下子扯到《五七指示》，再扯出张鲁，似乎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实过去10年在知青网上有一搭没一搭的侃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下来的。如果把我们这些人定位为业余上山下乡探讨者的话，最大的短板就是不正规，最大的优势也是不正规，不论你要探讨什么历史，你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料，你必须有探讨的科学方法，接下来你必须有思考的勇气。另外，你最好在你探讨的历史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这对于隔代人来说就是个问题了，但是人家也可以反驳你，你们这些上山下乡的亲历者说起那段历史不也是南辕北辙甚至都要“武斗”了，一百步笑五十步。此话甚是，对同一段历史，有共同经历的人，甚至在同一个村里插队，在兵团同一个连队同呼吸共命运，几十年后再回首历史都有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不光是我们，上层人物如毛泽东和林彪，邓小平和江青，许世友和张春桥，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被说成是“路线斗争”，也属于阶级斗争，但他们之间也有不斗的时候，也有共同之处，例如走后门。“四人帮”反走后门，毛泽东说是“三箭齐发”破坏批林批孔，还说江青，张春桥也走后门，而且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问题在于老人家没说走后门这件事本身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否走后门也有走对的？走前门也有走错的？文革中还有些人跑出国门了，例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还有不少广东那边的知青跑到香港去了，我现在的一位广州知青朋友当年在深圳渔村当基干民兵就专事抓捕逃港的知青和其他人。1970年我在沙漠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得知有红卫兵逃到香港转赴英国进入牛津剑桥上大学了，这似乎属于自己推荐选拔自己。当然文革中出国的也有不用“逃”的办法的，例如“纽约空降红小兵”一文叙述的自毛泽东与尼克松变成好朋友（不算通敌）后中国首批派遣的小留学生似乎都有不寻常的背景。章启月是一个，还有那位名人洪晃。1959年10月，章启月出生于一个外交官家庭，她的父亲就是中国前驻比利时、日本大使章曙。洪晃的继父是外交部长乔冠华，其母章含之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员，1973年洪晃公派出国12岁，同年李庆霖为知青儿子叫苦鸣冤给毛泽东写信，抱怨有权力的干部子女下乡镀金之后都走后门回城了，但老李不知道还有根本不必上山下乡的镀金者。张春桥女儿张维维回忆录中说文革中许世友让她去当兵她不愿意去，军队太严格了，而她妹妹去了。关键是她说她在学校时曾下过乡（支农）因此她不愿下乡，她愿意当工人，随后王洪文把她安排到工厂（研究部门）。其实她多虑了，如果她当兵完全可以象许世友女儿那样想干啥就干啥，就算把部队领导气的脸象猪肝似的也不用怕。文革时代中央高层除了少数中央领导人如董必武的儿子因联动问题受到关押在周恩来干预下放出来后被董老送去上山下乡外，中央高层似乎只有周恩来的亲属上山下乡了。而且周还命令身边工作人员把参军的知青子女退回乡下，但是他的副手李先念的子女都去当兵又都上了军事院校，周似乎也睁一眼闭一眼了。文革后李先念说了他从来就不认同只能接受农民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再教育的做法，法国学者潘鸣啸笑话他说“可惜他当时不敢对毛泽东说”。

说到底，建国以来打倒走资派或反党集团如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林陈黄吴叶李邱，江张王姚等等都属于易如反掌。但是从反资到斗私批修就不是一个境界了，特别是上山下乡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把城市高端人口向低端人口转移并且用城乡二元户籍制“锁定”在乡下真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要说前无古人似乎也不确切，清朝把八旗子弟送回黑山白水的发祥地也算是上山下乡吧? 不过不同点是他们回到那里是“一箭之内即为私土”，美国早期开发西部也是政府分发无偿土地给垦荒者，因此拉斯维加斯赌城拔地而起，总要有利可图人家才愿意去，就像改开后城里人跑到新疆西藏去倒卖方便面，还有远赴俄罗斯，非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多金钱的冒险家。如果当年黑龙江兵团实行“一枪之内即为私土”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可以自愿去也可自愿回呢？

从革走资的命到革人性的命，这个台阶跨度太大了点，但是文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改造人性建立理想五七国。可惜当时人们只把《五七指示》落实到五七干校，并把《五七指示》对我们这一代的要求异化为上山下乡，连毛泽东也只能无奈而从之，他的那个68-12-21动员也属于他一生中所发出的号召中口气最软的一次，完全没有“打过长江去，解放中国”的豪迈，也没有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喜悦，但是仍有对张鲁的赞赏，剩下的就只有“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恳请"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了。。。。。。

无声

建国后，文革前后，国家的基本价值观修改增减多次了，直到18大24字核心价值观出台，我列表进行了历届中央推出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比较，我发现除了人权一项，其他所有自500年前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都被囊括其中：

原注：表中五四三是指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是指八荣八耻。

从表中可看出18大后中央所采用的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核心价值观相比只有人权一项除外，而人权与人道的意思可能有些相近？

在上表中没有进行中外历史上特权与人权演变的东西方比较，但是毛泽东说了我们自己就建立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分等级。但他没说干部分级制，只说了比资本家还厉害，因此要发动上山下乡改造人性消灭等级差别实现张鲁国？

无声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到底就是包括（1）大批判、（2）清理阶级队伍、（3）整党、（4）精兵简政、（5）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看了半天，这五条里好像漏掉了什么？再看中共中央开展文革的16条规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简称《十六条》，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一项决定。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当前的目的是（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3）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4）改革教育，改革文艺，（5）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梳理了16条中列出的文革的目的（五条），再对比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所列出的把文革进行到底的标准（五条），是否可以看出点什么？

16条中阐明的文革目的：

（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4）改革教育，改革文艺（已完成八个样板戏）

（5）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把文革搞到底的标准：

（1）大批判、

（2）清理阶级队伍、

（3）整党、

（4）精兵简政、

（5）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对比来对比去，发现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标准与16条对比之后基本相同，例如我们可以把两者相同条款归类：

第一类
文革搞到底标准：   

（1）大批判

16条中的文革目的：

（2）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3）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第二类

文革搞到底标准：  （2）清理阶级队伍、（3）整党、（4）精兵简政

16条中的文革目的：（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类

文革搞到底标准：  （5）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6条中的文革目的：（5）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最后对比下来发现68年10月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标准与66年8月16条文革任务相比独缺教育改革（教育革命）这一条。也就是说68年10月毛泽东不提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