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从我的个人经历跳跃到天外之天的胡思乱想之后又要降落到个人历史的地面。1968年秋冬之际我糊里糊涂的受到"留校察看”处分，体会到文革时期的“逼供信” 和“屈吓成招” 是什么滋味。当然那时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人人都怀揣匕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不但我们自己那时不明白（其实根本没想过），就连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概都没想明白，毛泽东说停课半年谁料到会打起来？他还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红卫兵是流氓（网上资料）？后来他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说联动那些人放出来后在长安街上耍流氓，弄钱，搞女人。

69年我们就要初中毕业了，前面说了如果高中重开我们后面几届上高中就可减少就业压力。但是根据我们学校这只“麻雀”来说，我们能上高中吗？不用说我们初中应学的数理化一概省略，就说这批学生在校园内动不动就拿刀对同学行凶，这课怎么上？至今我没想明白我们大院里那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策划行凶的动机是社么？“洗佛”？ “为民除害”？“英雄主义”？“江湖争霸”？似乎都不是！他们想过流血事件的后果了吗？想过把同学杀死的后果了吗？我只知道我自己当时拒不揭发的心理一是有不当叛徒的红色基因起作用，二是出于团队文化的压力，一旦“叛变”就会自绝于团队之外被边缘化。

但是我们到兵团后“甫志高咒语”不再是紧箍咒了，对我们而言走进社会就要面对个人前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同学关系出现了不同，政治考量的分量加重了。兵团知青文化与插队知青文化最大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兵团半军事化的管理，军队中的评五好战士，入团入党都与个人前途和出路有着无比重要的关系。兵团与军队很相似，特别是关系到选送上大学，调动到非农业连队或上级机关等等机会时竞争很激烈，主要是年龄大的老三届对此先知先觉，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没一点社会经验，想不到那么多。

当时我到兵团的决定在现在来说是有资格谈论有悔无悔的，因为那时北京有文件规定子女随家长到五七干校等同于上山下乡，因此当我报名去兵团后我母亲手持五七干校介绍信和有关文件从位于外省大山里的五七干校赶回北京要接我去，当时我们院里很多69届和还没分配的老三届都去了父母所在的干校。但是我不想再和大院孩子们的“团队”永远为伍，我想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那时找座右铭又请回了高尔基和保尔，什么海燕啦，钢铁啦都写在笔记本上，当然少不了“伪毛诗”，“青春烈火正熊，春岂在温房草木从”？

到了兵团我埋头苦干，还写了绝命书准备和苏修军队决一死战！很快由于我的优异表现就入团，评上五好，当上班干部。。。。。。但是平地一声惊雷，有同来的女同学向领导揭发我是正在伪装进步的“杀人犯”。无巧不成书，也可说冤家路窄，偏偏我们连队的现役军人连长就是文革中在我们学校军训的首都70师的教导队排长，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被我们用二踢脚“迫击炮”轰击过的指导军训方队的那个排长，他当然知道我们大院的“匪情”。还有更具历史意义的，那就是文革与上山下乡血肉不可分的连续性。黑龙江的上海插队知青回忆过他们下乡后，原来的红卫兵两派武斗打派仗，后来由沪上大腕（似乎也是江湖人士）居中调停。在我的例子，更是“屋漏偏逢隔夜雨”，有一天在田埂上我被别的班排一位留着仁丹胡子的北京老三届（不是我们学校的）截住了。他说: "听说你在北京挺狂的，敢不敢和我“单练”，拿什么家伙都可以，明晚在营房后面沙漠沙枣林处见面，不见不散”。后来才知道他是小混蛋地盘里的“佛爷”，是为我那位被弑杀的同学寻仇来了。。。。。。

待续

无声

由于革命同学的揭发，我的“杀人犯”的名声在连队传开，估计那位小混蛋地盘上的江湖义士也听说了，所以要找我单练。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我的那位也是住在小混蛋地盘上的被我们院孩子刺杀的同学，现在想想不论他们是否认识，他在千里迢迢之外的荒野大漠深处一个与世隔绝的兵团连队为了他们的一个兄弟报仇雪恨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如果他伤害了我，他也插翅难逃，他图什么？况且他是公开提前下战书，无任何保密或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是否就是江湖上讲究的道上的规则？他约我“茬架”后，和我同来的我们院里的孩子听说后报告了连队领导，那位江湖义士被“双规”了！我也与连长（文革中在我们学校军训的排长）有了一次叙旧，在那之前我认出了他，但他不认识我，现在他对上号了。

我与连长的谈话很沉重，连长很了解大院里的这些孩子们的情况，当年我16岁似乎还算孩子吧？但是我15岁在北京卷入了一场刺杀事件，16岁又在边疆卷入了一场“江湖决斗”，最诅丧的是被人揭发，不是说不许“抬人”吗？对不起，我忘了革命同学不遵守江湖道规，不仅我被揭发，和我同来的我们院里别的非常要求进步并提升为班干部的同学还有被揭发“隐瞒家庭走资派历史”的，从此遭到冷遇。阿Q的问题回响了几十年，为什么不许革命？在与连长的谈话中，他提到最近兵团有很多大院子弟逃跑去当兵，他说兵团正在严查，意思是在告诫我。当时连队中有些比我们早来的北京老三届，其中有军队干部子弟，记得当时有一位不穿连队发给的土布棉大衣的军队干部子弟，他穿他父亲文 革前发的将校呢军大衣。后来团里来了调令，人家堂而皇之的“走前门”去当兵了，但是兵团当时不征兵啊？显然他的父亲在军中有相当的权力可以通过兵团领导给他发调令，而且还有部队接受他入伍，因此他不用逃跑去当兵。40年后在兵团知青聚会上得知一些逃跑到北京军区所属部队当兵的兵团知青后来在短暂的“反走后门”运动中又被退回到兵团，这些人属于关系不硬的人，一般来说属于家长通过关系求人将子女送进部队的。


后来那位江湖义士把我在连队储藏室中存放的木箱撬开，把东西都拿走，而且用匕首将我的另一只皮箱刺破如筛子状，一解心头之恨！当时我已离开连队，再后来我们院里的几个孩子把他降伏住，逼着他到沙漠中挖出掩埋隐藏在沙堆下面的我的个人物品，当然已无值钱之物，半导体，照相机，小提琴都被我带走了。再再后来他回北京休探亲假时因为偷自行车被公安局抓走关起来，而连队中的我们院里的孩子也有因打架被兵团专政机关抓走监禁的。几十年后听说要与我“决斗”的他瘫痪在床，但他身旁有一位在兵团连队结成连理的女知青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我一直在想，顽主也好，佛爷也好，他们所遵循的江湖之道似乎没有人去深入研究。那种所谓的“义气”后面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小混蛋的哥们儿王山曾写过那些当年的佛爷上山下乡后照偷不误，有一次佛爷向人炫耀神偷技法，当场偷了一位乡下赶集卖驴的老汉的钱，然后又把钱还给了老汉，说那是人家生活的救命钱不能偷。还有一位小混蛋阵营的兄弟写的回忆：


“到了内蒙，XXX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觉得自己干得很好，但招工从来都没他的份，不到两年，知青们都陆续分了工作，有进工厂的，有上工农兵大学的，还有当兵的，他当时也没介意，谁让他出身不好呢。时间越久，走得越多，他心里的压力就越大。
1973年的时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XXX一个人独自生活。
实在忍不住了，XXX去找知青安置办公室。为什么他们都走了，唯独留下我。现在村里没人了，起先都是知青，到了现在只有一个风箱陪着我。
安置办的人给他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唯独你走不了。
自此绝望。
那两年，XXX认识了一个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过她们家出身好，父亲当时是副部长级别的干部。
一个红五类，一个黑五类，起先对方的家庭就反对。
1971年，姑娘分了工作，姑娘给他说，你在乡下待多久我就陪你多久。两人背着家里到旗里去办结婚证，旗里不给办，当时女方父亲是高官，给知青点打了招呼，绝对不允许她找XXX。
两人没办法只好一起住着，对方家里死活不同意，甚至放出话来，必须和XXX断绝关系。
1974年，姑娘的父亲下了最后通牒，给XXX说，总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一辈子。XXX觉得这样耗着也不好，高攀不上，也就死了心。
那一年，两人断了联系，姑娘去了呼市，后来家里给介绍了一个北京知青，结了婚。”


有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似乎道理不是那样简单，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似乎只有去问那些无悔无怨爱上江湖人物的女人。

无声

因为我的微信出现故障不能恢复，因此与我用微信交流上山下乡历史探讨的朋友可用我的信箱联系：
axie1953@sina.com
谢谢。

无声

金大陆研究上海文革史:   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4日 转载)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金大陆： 按一般的情况，做史学首先是做资料长编，然后做运动史，做政治史，然后扩展开来做社会史、生活史等， 以及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艺术史、体育史、、、、、、等等。

　　问： 资料积累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你们如何工作的？

　　金大陆：我自己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当然包括运动史和政治史的资料，不能写，不能发表没关系，放在那 儿，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准备。哪怕是为后人作准备。我跟光耀，还有自由撰稿人李逊合作，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你看我们在到处奔波，到处查询，到处爬 梳，有的房子几十年都没人进去，里面的灰尘厚厚的几层，野猫在里面下了小猫，要进去，.得戴着厚厚的口罩。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我们确实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同时我有一个观点：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和光耀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 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正着手共建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主本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副本在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我们 有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资料库的建设比我们自己多写一二部书都重要。

　　现在，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 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 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 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 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 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

无声

互联网是公共新媒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管控趋严。上海社科院金大陆是专业学者，他们这样的人都不能发表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些研究文章，这是国情决定的，我们大家都深刻的理解。多年来我在知青网上因为各种原因散失了大量辛辛苦苦收集的资料和用超级链接制成的图表数据库，可以说在互联网上写作和储存文字资料是非常不稳定的。本人从来没想过写书，因为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上山下乡探讨是一项非常困难和不可能很快得出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后结论的。其实专业学者也好，业余探讨者也好，最大的障碍是“你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真实历史本来面目的探索与自然科学的探索一样都不会在任何时代终结。我对比较悲观的“后人写史”不太认同，我们也算后人了，但是我们对毛泽东，邓小平能做出准确的历史评价吗？如果说毛，邓这两个时代离我们太近所以很难对他们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的解读，那我们离秦皇汉武，孔孟老庄的时代够远的了吧？如果没有司马迁，后人们能从哪里看到秦汉时代比较真实客观的历史记载？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汉武帝对司马迁赐予“腐刑”，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了《论语》和《礼记礼运》大同书，看到了《史记》。知青一代不会对自己经历的历史命运真相的探讨善罢甘休，尽管我们这一代并非人人都赞同这种探讨，尽管我们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的国情注定了独立思考的艰辛，但是古人都能在逆境中发奋治史，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回望历史，为什么司马迁要忍受莫大的屈辱发奋治史？因为他想到了“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因此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据说对文革上山下乡的评价中有一种“天降大任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在不同的理解方面都能说的通。知青探讨上山下乡的历史责任不论是“天降大任”还是“常以天下为己任”，总之都是责无旁贷！至少我们不会面对“坑儒”或“腐刑”。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还是令人鼓舞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无声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爆发，1969年8月我们到了兵团，10月是战备最紧张的时期，林彪发出一号通令，全国进入战备高潮，准备迎接核战争。不久后，中美开始接触并修复关系走向和解，基辛格见到了毛泽东。苏联也派柯西金访问北京，但没让他进城，只让他在首都机场见了周恩来。顿时间战争疑云消散，兵团也逐渐将工作重心从战备转向生产。有一天我听到连队干部在他们宿舍里议论兵团的未来，他们说“这些孩子不知道他们的户口要转成农业户口了，将来他们男生和女生就在这里结婚安家立业”。近年来查阅资料发现邓小平在文革前曾对新疆上海知青的前途做了指示：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

回想当年我听到连队领导议论我们未来的远景，现在与老邓文革前的批示比较来看是多么的相似？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当时连队有多少人真正安心一辈子“扎根边疆” ？ 我看一个没有！当时除了十五，六岁的孩子们不懂人情世故外，老三届的越是表现积极可能越不安心。

无声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那个年代经历了与我们关系比较大的三次运动，第一次是红卫兵运动，第二次是上山下乡运动，第三次是走后门运动，对这三次运动毛泽东都发表了最高指示，试比较这三次最高指示：
1，红卫兵运动：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 泽 东            
1966年8 月1日        
（《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注：根据修改件刊印）”


2，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刊载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3，走后门运动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④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传>>《毛泽东传》（1949―1976）

无声

除了毛泽东对上述三次运动发出的当时见报或以文件下发的最高指示外，近年来新媒体还披露了当时一些未发表的与这三次运动有关的最高指示：


1，红卫兵运动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讲：“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486页）


1968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②
（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上山下乡运动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

毛泽东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8.10.13


3，走后门运动


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
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 (2)文/ 赵一楠2011年02月23日13: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张玉凤自述代毛泽东批文件惹的风波始末

惟一的一次代批文件惹风波
    由于毛主席年事已高，很少参加政治局会，也很少和大家会面。他惟一和大家联系的渠道就是文件。这些文件，大多经周总理批给大家传阅。总理批文的习惯是从主席写起直至每位有关人员阅批。主席很尊重总理的意见，很多时候，他看了就圈阅了。但有些要拿主意、观点的，主席很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分工主管人的意见。而文件又先送到他这里，就拿不准，不好发表意见。主席让我告诉总理：“以后这类文件，应该让其他同志先看。我看了，批了，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毛主席倾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在晚年也很注意。通过这些小事与大家沟通情况，使一些中央的决定和政策尽量不发生一言堂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是亲理政事。他最反对那些什么事都靠秘书做的干部，批评秘书专政。可是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不能看文件、看书了。他一向崇尚提倡的作风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看书、看文件，就需要别人读给他听，有些文件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按着他的指示，代他批示过一份，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那就是那件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主席的，反映有人借开展批林批孔，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讲完这段话后，他停顿一会儿接着又说：“谁没走后门?我自己也走了。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抓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写，那就写吧。于是我拿起主席平日批文件的铅笔，在写有“主席”二字的空白处，写下上述批语。写好后我又说了一遍给主席听。主席说：“对，就是这样。”批示内容定下后，我请示主席：“这份批示是否先告诉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由主席说，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说完这个字怎么写后，想出个极简单的办法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不料，我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我平时喜欢练字。特别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主席写的字，照着写、练。久而久之，有的字写得还真有点“像”了。这份批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竟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此事，着实吓了一身冷汗。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单纯和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可实际上还就是那么回事。好在那时主席、总理都在，什么事都能说得清。当我把这件事报告主席后，主席笑了，他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都是极为深刻的。
党史纵横-威海党史网-威海党史网张玉凤自述代毛泽东批文件惹的风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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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文革走后门运动的过程比较复杂，各种来源的毛泽东对反走后门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资料说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说“你们也走后门”，有的资料说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你们也走后门”，有的提到资产阶级法权，有的没提，多年梳理下来发现毛泽东是在多种场合与很多人多次说过对反走后门的看法和指示。在网上看到一篇“全文”，真假读者自辨，毛泽东曾提倡读马列原文，否则容易受骗 （被人脱离全文引用只言片语给人造成困惑）。注意，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说过大同小异的对反走门的指示，还专门发过中央文件，因此坊间流传各种版本，下面转载那篇“原文”：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
1975.05.03
毛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到会者一一同毛握手。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 （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比小指）。
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毛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日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 乡 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说：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者与毛一一握手告别）
（在与周握手时）毛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毛说：司令官呢。
（吴桂贤说：主席保重。）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

无声

文革中“四人帮”反走后门和老干部通过毛泽东“反反走后门”之间的错综纠结令人叹为观止，也留下了学界和坊间至今梳理不清的历史课题。邓榕的回忆录就提到他家是走了毛泽东的后门才得以让她和老邓的小儿子从农村“推荐选拔”到江西老邓身边上大学，后来老邓复出又都跟着老邓转学到北大和北京医学院，文革中没听说过工农群众推荐转学一说。我举老邓的例子可能让反邓派心里好受一点，但是毛泽东给老邓开的后门，怎么算？ 通过下面这篇网文可以一叶知秋还是一叶障目读者自辩：

三十四师的高干子弟（附文革中走后门问题）_江湖夜雨十年灯_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