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小混蛋是我们学校老三届初中生，我从来没见过他。我们是文革中免试就近分配进入中学的，因此我们那一带国务院几个部委和几个军队总部宿舍区大院的孩子都就近的进入这所中学。这所学校在老城区护城河以外，与解放后新建的党， 政，军大院毗邻。而小混蛋住在老城区护城河以内的胡同里，他也不到我们这里来，一是他有不少同学住在我们大院里，“兔子不吃窝边草”？ 《血色浪漫》里就描写了李奎勇（小混蛋左膀右臂）和钟跃民（老红卫兵头领）的同学关系和交情。小混蛋去哪？我那时不知道，只听说他“非常狂”。“狂”当时形容“份儿大”，“份儿大”就有了名气，要出名就需要“拔份儿”。文革后通过网上文学作品的描述（主要是王山/四横竖的作品）才知道他常去北海，西单，西直门外的广阔区域活动，那里是另一大院林立的地区。因没有与他直接接触过，所以下面之说我亲历的历史片段。

文革中我们院里有参加大学红卫兵“三司“的干部子弟，有被释放出狱的联动成员，据说罪名是窝藏抢来的手枪”。但是我们那一带郊外地区的大院的老三届红卫兵比起八宝山，万寿路，公主坟所在的长安街沿线地带林立的大院红卫兵来说属于无名，“不是很狂”或是“份儿不大”，因此作为“麻雀”来解剖可能更有说服力。

无声

在引用我们大院都梁所写的《血色浪漫》解剖我们大院这只小麻雀之前，还是把小混蛋那边的作者张山说完。

关于当年老红卫兵群体和北京顽主帮派之间的江湖恩怨如今在双方的作家之间哥说各的话，多年前在网上看到王山（四横竖）的文章后深感惊讶，没想到当年应该是不学无术打家劫舍的“社会流氓”们居然有人在写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种在世界政论文坛都有影响的大作。根据网上资料披露王山的背景，他并非平民子弟：


“一九六七年秋天，四横竖就读的军队干部子弟集中住宿制学校（海淀，八一学校）被江青扣上了“修正主义温床”的帽子，遭强行解散。四横竖被迫转学到西城区一所普通中学。从“深宫”走进平民社会，四横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新奇而又充满诱丨惑、富有挑战性的新世界。使用“深宫”这个词，是因为受血统论影响，那时的干部子弟群体有着极强的政治使命感和接班人意识，而一旦进入平民社会，就再无这种思想的羁绊了。四横竖那时从内心里充满着欣喜，不仅他新结识的所有人物，都更活泼，更个性，而且，“玩”的规矩也是全新的。约束破除，天性解放，四横竖迅速融入新生活，且如鱼得水，横行无忌。天天带领着一群劣少，惹是生非，称霸一方。”

大约在90年代末期，美国硅谷公共图书馆中文书架上出现了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由于借阅的人太多，该书已很破旧，大体上来说该书可用一句话概括，即“中国特色”，关于该书作者是谁当年曾引起一场波澜，引发高层新闻出版界的震动。从文革到改革，另类文化和思维从“第三只眼睛”解读中国历史确实为思想界留下了一个惊叹号和另一各问号，特别是作者居然是一位顽主小混蛋的左膀右臂，也是一位下乡知青。

著名的异类，时代的传奇，地下出版业的丰碑

2005-12-13 17:18:55

豆瓣读书

这本书现在可能已经默默无闻了，但是，你可曾知道在二十世纪90年代，这本书是多么的灿烂夺目吗？

现在，地球人都知道，这本书的所谓的德国作者纯属扯淡，根本就是王山写的。王山，就是写《天爵》、《天罡》等小说的那个哥们。要搁到现在，估计王山也得是在某些论坛上、博客上点击率靠前的主儿。

读书不可避免地要了解它出笼的背景。要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有着振聋发聩的影响。此书刚刚问世的时候，据说是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的。所以最早的印制品是地下书商。而这么一本写中国的书，如果作者属一个很中国的无名小辈的名，那一准儿砸到手里。于是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洛伊宁格尔”的不伦不类的名字。那个时代，真的是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呢。

话说书出来后，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对书中那些观点论述，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反正大家心里都极其疑惑：怎么一个德国人会对中国了解得如此透彻呢？于是自然有好事之徒到欧洲四处查访这位著名汉学家、中国通“洛伊宁格尔”，那自然是落空了，让人家德国人好一阵子睡不着觉：咱这儿什么时候冒出个让中国人都佩服的汉学家了？

传说中，这本书扩散过程中的高潮是，江总书记在视察山西的时候提起了这本书。

后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正式版本。说实在话，印刷质量几乎等同于盗版。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地下出版业的丰碑。强盗收编为正规军，只是没有改造过来。

这绝对是一本值得读的书。“第三只眼睛”从这本书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可见得这本书的影响多么巨大。

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是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或者说从来没有人公开表达出来的角度——探索新中国的建国道路，提出了多年来，中国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剥夺了农村的利益的观点。书中触及的东西在当时看非常敏感。很多东西即使是今天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比如户籍制度。

你可以不同意书中的观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应该忘了这本书的——即使你会疑惑：写那种小说的王山怎么可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呢？！

其实邢燕子也有同感，她说：

“我们那个年代与天斗与地斗，期待的就是有一天咱们国家的农村能够真正摆脱穷困。
但是现今看来，如果不改革，农村会越来越穷困，只剩老弱妇孺，而城市也将不堪重负。这么说来，推进城镇化就很重要了。这可能是我国未来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农民一直在最末端、最底层，要说我特别期待的改革，就是能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榨取。说到底，发展城镇发展城市，肯定不能依靠榨取农村来实现。”

（新京报电子报，2013年11月8日，转载于

邢燕子回忆：旧时代终结我感到失落胡耀邦曾安慰我_资讯频道_凤凰网

）

无声

本人绝对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世界现代史上，在世界文学论坛上，中国人将写出在历史意义上远远超过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美国玛格丽特·米契尔的《飘》（又名乱世佳人）那样的作品，那将是《西行漫记》在20世纪60年代的续集，不论是文学体还是政论体，如果能透彻反映那个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大历史的来龙去脉，那将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现在一定有人在伏案疾书吧？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 作 者：(德)洛伊宁格尔◆ 译 者：王山◆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王蒙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真相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名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在国内掀起波澜。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到普通学生、平民百姓，都为它的内容而亢奋。它成为关注中国现实和未来命运者的争论焦点。随着讨论的深入，作者的来历、该书的背景和创作的意图却扩散成神秘的面纱，引发种种揣测。
    上月底，该书译者王山（其实是作者）先生辞世。他为何要假托德国人之名创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版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20 年后，唯一见证此书诞生全过程的亲历者，为你将真相一一道来。
    2012年4月30日，王山先生辞世。王山假托德国人之名创作的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不但是他生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也是最具争议、谜团重重的一部作品。该书以散文式笔法洒脱自在地评述严肃政治命题，切中要害而又保持着事不关己的超脱，这在当时的中国难得一见。
    随着王山的离开，世上知道事情真相的，则仅有笔者一人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公布此事的真相，也算是对王山的一个纪念。
    于是，成就此文。
    ■策划：假托外国人之名开启“第三只眼睛”
    我和王山相识于1990年12月，随后两年内，我和他经常一起喝酒、聊天。从中，我意识到王山对一些历史和时政问题所抱持的见解独到而深刻。于是，我向王山建议，运用国外流行的 “案例研究”（A CASE STUDY）方法，来对中国问题做一个扎实的研究。
    我还特别说到，这本书将以一个外国人作为作者，这样做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市场角度看，外国人所写的谈论中国问题的书，一般都比国人自己所写的书要好卖；其二，从写作的角度看，用外国人的名义，许多问题和观点都更好表述；其三，从政治的角度看，官方对于外国人的言论有着更大的宽容度。
    王山不置可否，但当我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时，他眼睛一亮。
    我说：“‘第三只眼睛’就是既不同于官方的正统视角，也不同于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的误解、偏见和敌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理性思考和冷峻分析。”
    王山说：“好！一个事不关己的裁判者从职业角度发出的公允的声音！”
    当天，我们就签订了这本书的协议。时间大约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
    ■写作：剑走偏锋侃政治
    此后，王山每个星期都带着他的书稿到我家来一次。
    他完全没有按照当初我设想的案例研究方式创作，即使我们每周商量好的下一周的创作计划，最后他交出来的作品也是面目全非。对政治问题，他总是一往情深。
    不过，我也照单全收。首要原因当然是他在书中的见解确实有剑走偏锋、耳目一新的效果，同时，我也尊重王山的创作自由，也明白创作有着自身的逻辑，当一部作品写到某个程度而要继续写下去时，可能连作者自身都难以控制。
    书稿完成后，王山又杜撰了一份英文的洛伊宁格尔的授权书并签了名。我拿着打印好的书稿和伪造的授权书，到太原市找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们来出版这本书。总编室副主任马健认为书的内容相当不错，但对于政治上的安全性心中没底。不过，她建议我找一找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如果部长认为这本书可以出，那就可以放心地出版了。
    我当即跑到中央党校去找到部长，并呈上书稿。
    次日，马健就告诉我，部长认为这本书有出版价值，但为谨慎起见，希望这本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我同意了。
    ■争议：“洛伊宁格尔博士”究竟是谁？
    1994年1月初，我拿到样书后，马上给王山打了电话，他非常急切地询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送了一本书给我北大的同学任元彪，希望他能对此书谈谈看法。
    第二天，王山和任元彪都来到我家。任元彪开口就说：“我觉得这本书不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他翻到书中的几个地方说：“这样的细节不可能从资料上得到，在书中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很难实地观察到这样的细节。”王山说：“就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任元彪问：“你会德语吗？”
    王山回答：“是从英语转译的。”
    随后，王山问任元彪对这本书的看法，任元彪毫不客气地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看法、对农民问题的见解等等进行批驳。
    这本书果然产生了巨大反响，《北京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书中的要点，并辗转托人找到王山要交朋友。但同时，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却引起了更大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王蒙发表在《读书》上的《“洛伊宁格尔”和他的眼睛》。
    在文章中，王蒙写道：“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在署名王山的出版说明里，译者写道:‘L.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年8月)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这么说，洛氏应该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至少在汉学的圈子应该是闻名遐迩才是。我就此请教了多位德国汉学家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大惑不解：这么有名的德国中国学专家，与他们同属这个领域，怎么竟会此前毫无所闻？既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他们又怎么可能一本也没有听说过？”
    ■交底：无奈之下向出版社坦白
    后来，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断打电话给我索要真相，北京的媒体和更多的海内外媒体也不停地找我和王山追问真相。我俩商量后决定，所有问题一律由我出面挡驾，并且坚持咬定就是德国人写的，甚至，还准备冒称该书尚未来得及在国外出版，王山就根据其手稿翻译成了中文抢先出版。至于外文原稿，“在王山手中，适当时候会公布的。”
    直到有一天，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位书记带着几个人到北京找到我，说这次来京就两个目的：第一，见到王山本人；第二，获得王山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如果办不成这两件事，他们就不走。王山见了他们，并向他们承认该书就是由他本人所写。
    谈完后，我提出请张书记一行吃饭，他们谢绝了。
    我和王山顿时感觉一阵轻松，两人就跑到北辰商场对面一个饭馆喝酒去了。
    （作者系《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版人）

无声

网上流传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版人解释真相的另一版本，此版本似乎没有删节，内容也更详尽：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真相 (2012-05-08 18:26:06)
新浪转载   标签： 杂谈
2012年4月30日，王山先生辞世。5月6日，和王山的亲属朋友一道，将王山安葬在北京万佛陵园。作为王山二十多年的朋友和合作者，也是和王山交流最多的人之一，朋友们都建议我为王山做点什么。
略加思考，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应该说明《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真相。是书不但是王山生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也是最具争议、谜团重重的一部作品。而知道事情真相的，则仅有王山和我两人而已。如果我此时再不道明真相，说不定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
于是，成就此文。

我和王山相识于1990年12月，是为了帮助出版王山创作的小说《天伤》（当时的书名还叫做《败絮》）。从王山把书稿交给我，到1992年“十二大”召开之前该书正式出版，时间花了近两年。在此期间，只要我在北京，每周至少要和王山见一次面，喝酒、聊天，所聊的主题也包括“国家大事”。从中，我意识到王山对这类问题所抱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由于我在北大念书时，我的指导老师之一的孙小礼教授向我们传授了一种国外的研究方法即“案例研究”（A CASE STUDY，又译为“个案研究”），我对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欣赏，认为它符合毛泽东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略思想，能够把一个问题扎扎实实地研究透，于是，我就向王山建议，由他来对中国问题做一个“案例研究”。
我当时的设想是，选几个新中国的典型人物，比如毛泽东、雷锋、陈永贵三个人。毛泽东是一个既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更谙熟中国古代帝王心术的国家领袖。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了解其管理中国社会的方式。雷锋，我们现在所听说的是一个专门做好事的大善人，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雷锋之所以能够得到显赫的地位，主要的却在于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对雷锋的研究，可以剖析意识形态在在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一种独特而高企的地位。陈永贵，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成为7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其中折射出农民这个群体在社会主义中国所具有的象征性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地位。
我还特别说到，这本书将以一个外国人作为作者，这样做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市场角度看，外国人所写的谈论中国问题的书，一般都比国人自己所写的书要好卖；其二，从写作的角度看，用外国人的名义，许多问题和观点都更好表述；其三，从政治的角度看，当局对于外国人的言论比对于国人自己的言论有着更大的宽容度。
但是，我在那里口吐泡沫地说个不停，王山却一直是哼哼哈哈地不置可否，给我的感觉是他在敷衍我。但我仍然在试图努力说服他。当我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时，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眼睛一亮。他问我：“第三只眼睛，是谁的眼睛？”
我回答说：“这里的‘第三只眼睛’，意思是既不同于共产党中国的正统视角，也不同于所谓西方反华势力对对共产党中国的误解、偏见和敌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理性思考和冷峻分析。”
王山说：“好！一个事不关己的裁判者从职业角度发出的公允的声音！”
当天，我们就签订了他为我创作这本书的协议。时间大约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
此后，他每个星期都带着他写得书稿到我家来一次（当时还是手写稿），我看完他的书稿后，发表我的看法，并对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进行商量。
虽然王山后来多次表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一篇命题作文，但是，我更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始终是他在牵着我的鼻子走。他不但完全没有按照当初我设想的选择三个或多个典型人物（具体选择谁，可以由他来定）进行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创作，即使我们每周商量好的下一周的创作计划，最后他交出来的作品也是面目全非。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我还套用他的小说《天伤》中的一句话“玩女人可以，但别玩火”说：“玩社会可以，但别玩政治。”但他交出的作业仍然对政治问题一往情深。
对此，我也是照单全收。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在书中的见解一如我当初对他的判断一样，确实有剑走偏锋，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同时，我本人对包括王山在内的我的所有合作作者的创作自由是给予最大限度尊重的，此外，我也明白创作有着自身的逻辑，当一部作品写到某个程度而要继续写下去时，可能连作者自身都难以控制。
随后，王山又杜撰了一份英文的洛伊宁格尔的授权书并签了名。我拿着打印好的书稿和伪造的授权书，到太原市找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们来出版这本书。
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编辑是一个名叫马健的总编室副主任，女性。大约是在1993年12月份的一天，马健和他们出版社的许多人来到北京公干，其中还包括出版社的社长。马健告诉我，她和社长都看了这本书的书稿，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相当不错的，但对于政治上的安全性心中还是没有底。不过，她也向我透露，时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叫我想办法去找一找这个部长，如果部长认为这本书可以出，那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版了。
我当即跑到中央党校去找到部长，并呈上书稿。部长说，他晚上翻一翻，第二天回复出版社。
次日，马健就告诉我，部长认为这本书有出版价值，但为谨慎起见，希望这本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我同意了。于是这本书很快进入出版流程，我也抱着极大希望，开机就印了7万册。
本书印制完成是在1994年1月初。我拿到样书后，马上就给王山打了电话，他也立刻就从家中赶了过来。拿到书后，他非常急切地询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回答他：“我的看法已经说过多次了，再说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真关心这个问题，我另外找一个人看了后回答你。”他同意了，并约定第二天到我家来“听看法”。随后我到北京大学找到我的同学任元彪，给了他一本书，让他务必马上认真阅读，第二天到我家去“谈看法。”
王山和任元彪也是认识的。第二天，王山一早就来到我家。随后，任元彪也来了。任元彪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不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他翻到书中的几个地方说：“这样的细节是不可能从资料上得到的，在书中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很难实地观察到这样的细节。”王山说“就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任元彪问：“你会德语吗？”王山回答：“是从英语转译的。”随后，王山问任元彪对这本书的看法，任元彪毫不客气地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看法、对农民问题的见解等等进行批驳。事后王山对我说：“我作为一个译者，对于他的这种反驳又不好出面辩解，只得小心翼翼地问他对这本书的翻译有什么意见，好在任元彪对此不但没有提意见，还认为翻译得不错，有些语言称得上准确。这多少给我保留了一点面子。”
我对王山说：“一个学者提出一种观点遭到别人的反对是正常的，这总强过你的观点面世后人们视而不见。”对此，王山表示认可。
这本书也在1994年一月初就上市销售。但是卖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接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通知，说是该书不许上市，公开的理由堂而皇之，那就是：这是内部发行的图书。当然，对于这种禁令我根本没当一回事。不让我公开销售，我悄悄地卖还是可以的吧？
这本书果然不出王山和我的预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北京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书中的要点，并辗转托人找到王山要交朋友。但同时，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却引起了更大的讨论，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王蒙发表在《读书》上的《“洛伊宁格尔”和他的眼睛》。
在文章中，王蒙写到：“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 在署名王山的出版说明里，译者写道:‘L.洛伊宁格尔博士(一九五三年八月)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这么说,洛氏应该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至少在汉学或曰中国学的圈子，他应该是名扬遐迩，誉满全球才是。我就此请教了多位德国的汉学家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大惑不解：这么有名的德国中国学专家，与他们同属这个领域，本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竟会此前毫无所闻？既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了，他们又怎么可能一本也没有听说过?”
虽然我和王山甚至可以说是期待着媒体的热评，但是，来自《读书》和王蒙这样重量级刊物和人物的质疑还是让我们始料不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王蒙之前，我们已经从山西有关方面获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已经对该书做出了肯定。当年春节，江泽民同志在山西考察接见山西省主要负责同志时谈到（大意）：不久前，你们山西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一个德国人写的。书中谈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有这样一段话：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人自己建成了一个国有经济体系，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无法避免的困难，这值得我们深思。
当我们最初得知江泽民这个讲话内容后，心中是很高兴的，我特地找到了江泽民这个讲话的复印件，复制一份送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这个行为的所带来的一个效果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对我违规销售内部发行图书一事再也没有过问，此前说到的要因此对我进行罚款3000元的处罚也不了了之。

无声

接上：

但是王蒙的文章及随之而来的更多质疑文章，让我和王山同时想到一个词：“欺君之罪”。对于此事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完全无法预料，更无力掌控。当时的一天晚上，我和王山在他赵公口住所对面一个小饭馆喝酒，他直斥王蒙是一个“告密者”。在他看来，对于这种假冒外国人的行为，对于我徐兵或许存在商业动机，对于他王山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下的屈辱之举。他说：“如果真的允许我毫无顾忌地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还选择这样做，那是我的品德问题。我愿意把我的名字作为译者印在书上，就表明我不回避责任。你王蒙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同样体制下的曾经的受害者，对这种大家都明白动因的做法不是抱一种理解宽容的态度，反而向官方告密，实在是一个卑鄙的告密者。”说到这里，王山居然流泪了。
这是我和王山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唯一的一次见到他落泪。这也让我意识到，像王山这样从履历、外形和性格方面都似乎刚强的人，内心其实还是存在着非常柔弱的一面。对此，我是报以充分的理解的。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了，我相信，作为一个体制外凭借卖两本书挣个糊口钱的人，“欺君之罪”对于我或许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王山这样一个入党多年的副厅级领导干部来说，产生一定的惶恐情绪，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表现。
自此以后，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断地打电话给我索要真相，并且，我还得知，该书的责任编辑马健已被停职。北京的媒体和更多的海内外媒体也不停地找我和王山追问真相。我和王山商量后，决定一律由我出面挡驾，并且坚持咬定就是德国人写的，甚至，还准备冒称该书尚未来得及在国外出版，王山就根据其手稿翻译成了中文抢先出版。至于外文原稿吗，“在王山手中，适当时候会公布出来的。”
这里举两个例子可以反映出当时该书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
其一，一次，王朔、刘震云等一帮北京作家在吉林大厦吃晚饭，我也参加了。其中，王朔带去了一个是英国还是加拿大某个报社的女记者。吃饭中，大家又聊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那位外国女记者在得知我和这本书的关系后，就追着我问个不停。
第二件事情是，那段时间中国科协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会，会上又谈起《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并一致认为这就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任元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他站出来力排众议，称这本书就是翻译的，并详细介绍了我、王山，以及该书出版后他和王山的那次对话。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一些人也是认识我的，听见任元彪这样说，便因为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而接受了他的说法。直到2009年国庆节，我回到北京见到任元彪，他还提起说，这件事情让他丢尽了面子，真相大白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人都嘲笑他，说是他被我这个同学骗了。
直到有一天，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位似乎姓张的书记带着几个人到北京找到我，说是这次来京就两个目的：第一，见到王山本人；第二，获得王山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如果办不成这两件事，他们就不走。张书记同时也安慰我说，他们就这两件事，没有其他任何意思，让我放心。我和王山商量后，考虑到形势已然如此，而且山西出版界和我的关系一直不错，马健还因此受到了处分，王山和我也心存愧疚，于是王山决定见他们，并向他们承认该书就是由王山所写。然后，我向张书记约定在亚运村康乐宫见面。随后，我和王山如约到达，经我引荐后，王山向山西人民出版社一行正式承认了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是他本人所写。
谈完后，我提出请张书记一行吃饭，他们谢绝了。我和王山则顿时感觉一阵轻松，两人就跑到北辰商场对面一个饭馆喝酒去了。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 作 者：(德)洛伊宁格尔◆ 译 者：王山◆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王蒙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真相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本名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在国内掀起波澜。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到普通学生、平民百姓，都为它的内容而亢奋。它成为关注中国现实和未来命运者的争论焦点。随着讨论的深入，作者的来历、该书的背景和创作的意图却扩散成神秘的面纱，引发种种揣测。
    上月底，该书译者王山（其实是作者）先生辞世。他为何要假托德国人之名创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版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20 年后，唯一见证此书诞生全过程的亲历者，为你将真相一一道来。
    2012年4月30日，王山先生辞世。王山假托德国人之名创作的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不但是他生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也是最具争议、谜团重重的一部作品。该书以散文式笔法洒脱自在地评述严肃政治命题，切中要害而又保持着事不关己的超脱，这在当时的中国难得一见。
    随着王山的离开，世上知道事情真相的，则仅有笔者一人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公布此事的真相，也算是对王山的一个纪念。
    于是，成就此文。
    ■策划：假托外国人之名开启“第三只眼睛”
    我和王山相识于1990年12月，随后两年内，我和他经常一起喝酒、聊天。从中，我意识到王山对一些历史和时政问题所抱持的见解独到而深刻。于是，我向王山建议，运用国外流行的 “案例研究”（A CASE STUDY）方法，来对中国问题做一个扎实的研究。
    我还特别说到，这本书将以一个外国人作为作者，这样做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从市场角度看，外国人所写的谈论中国问题的书，一般都比国人自己所写的书要好卖；其二，从写作的角度看，用外国人的名义，许多问题和观点都更好表述；其三，从政治的角度看，官方对于外国人的言论有着更大的宽容度。
    王山不置可否，但当我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时，他眼睛一亮。
    我说：“‘第三只眼睛’就是既不同于官方的正统视角，也不同于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的误解、偏见和敌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理性思考和冷峻分析。”
    王山说：“好！一个事不关己的裁判者从职业角度发出的公允的声音！”
    当天，我们就签订了这本书的协议。时间大约是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
    ■写作：剑走偏锋侃政治
    此后，王山每个星期都带着他的书稿到我家来一次。
    他完全没有按照当初我设想的案例研究方式创作，即使我们每周商量好的下一周的创作计划，最后他交出来的作品也是面目全非。对政治问题，他总是一往情深。
    不过，我也照单全收。首要原因当然是他在书中的见解确实有剑走偏锋、耳目一新的效果，同时，我也尊重王山的创作自由，也明白创作有着自身的逻辑，当一部作品写到某个程度而要继续写下去时，可能连作者自身都难以控制。
    书稿完成后，王山又杜撰了一份英文的洛伊宁格尔的授权书并签了名。我拿着打印好的书稿和伪造的授权书，到太原市找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希望由他们来出版这本书。总编室副主任马健认为书的内容相当不错，但对于政治上的安全性心中没底。不过，她建议我找一找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如果部长认为这本书可以出，那就可以放心地出版了。
    我当即跑到中央党校去找到部长，并呈上书稿。
    次日，马健就告诉我，部长认为这本书有出版价值，但为谨慎起见，希望这本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我同意了。
    ■争议：“洛伊宁格尔博士”究竟是谁？
    1994年1月初，我拿到样书后，马上给王山打了电话，他非常急切地询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送了一本书给我北大的同学任元彪，希望他能对此书谈谈看法。
    第二天，王山和任元彪都来到我家。任元彪开口就说：“我觉得这本书不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他翻到书中的几个地方说：“这样的细节不可能从资料上得到，在书中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很难实地观察到这样的细节。”王山说：“就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任元彪问：“你会德语吗？”
    王山回答：“是从英语转译的。”
    随后，王山问任元彪对这本书的看法，任元彪毫不客气地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看法、对农民问题的见解等等进行批驳。
    这本书果然产生了巨大反响，《北京青年报》用了一个整版介绍书中的要点，并辗转托人找到王山要交朋友。但同时，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却引起了更大的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王蒙发表在《读书》上的《“洛伊宁格尔”和他的眼睛》。
    在文章中，王蒙写道：“这是一部奇书,这是一次奇特的出书。更奇的是：它的作者是谁？在署名王山的出版说明里，译者写道:‘L.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年8月)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八十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欧共体东方政策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这么说，洛氏应该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至少在汉学的圈子应该是闻名遐迩才是。我就此请教了多位德国汉学家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大惑不解：这么有名的德国中国学专家，与他们同属这个领域，怎么竟会此前毫无所闻？既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他们又怎么可能一本也没有听说过？”
    ■交底：无奈之下向出版社坦白
    后来，山西人民出版社不断打电话给我索要真相，北京的媒体和更多的海内外媒体也不停地找我和王山追问真相。我俩商量后决定，所有问题一律由我出面挡驾，并且坚持咬定就是德国人写的，甚至，还准备冒称该书尚未来得及在国外出版，王山就根据其手稿翻译成了中文抢先出版。至于外文原稿，“在王山手中，适当时候会公布的。”
    直到有一天，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位书记带着几个人到北京找到我，说这次来京就两个目的：第一，见到王山本人；第二，获得王山本人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如果办不成这两件事，他们就不走。王山见了他们，并向他们承认该书就是由他本人所写。
    谈完后，我提出请张书记一行吃饭，他们谢绝了。
    我和王山顿时感觉一阵轻松，两人就跑到北辰商场对面一个饭馆喝酒去了。
    （作者系《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出版人）

无声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9-22 14:54
知青－代需要得到尊重！

昨天忙着连续发帖没看到方外山庄的跟帖。"知青－代需要得到尊重！" 这句话有意思，潜台词似乎是知青一代没有得到尊重。知青是谁？老三届？69届？以及除了70届（北京）以后的上山下乡的各届中学生？尽管自1968年以后近10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知青，但是历届知青之间有很大不同。以老三届为例，他们与69届以后知青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参与过文革的全过程，而且他们的上山下乡与后来各届中学生上山下乡有很大不同，他们是“跨省，插队为主”，而且不但面向农村还面向边疆和最穷困的省份。

实际上"知青－代需要得到尊重！" 这句话还牵涉到另外两个问题，文革红卫兵如何评价？文革上山下乡如何评价？ 这两个问题后面还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文革教育革命如何评价？实际上这一连串的问题后面还有更多的深层问题，例如再教育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两者之间不同的上山下乡指导思想问题等等。别忘了还有张春桥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因为文革结束后在评论上山下乡时一会儿说张春桥鼓吹上山下乡能消灭三大差别 （李先念语），一会儿又说张春桥用计划生育论疯狂反对上山下乡与周恩来作对，这反映出历届中央对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和评价方面的世纪难题。

其实我们对"知青－代需要得到尊重！" 这句包含多重涵义的话可以举一反三的问一些问题，例如长征是错误路线造成的反围剿严重失利，导致红军被迫流亡和遭遇到重大损失，那么长征中的普通红军战士需要的到尊重吗？显然，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从来都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无比尊重！那么西路军那些曾被说成“逃跑主义”指导下西征惨败全军覆灭的老红军怎样评价？包括西路军被俘后被迫给国军和地主当小老婆的红军女战士如何评价，如何对待，她们应该改为离休待遇吗？显然这些问题很沉重。

80年代对知青一代的评价曾是“失去的一代，被遗忘的一代”，甚至是“丑陋的一代”，这里面似乎有知青一代以前和以后的人们对老三届知青的红卫兵身份的不指名的否定。因此后来出现了对文革上山下乡和知青一代的评价和解读在正能量和负能量方面的博弈，具体表现在青春无悔和青春荒废（有悔）两种论点之间的博弈。

因此，对于文革上山下乡历史的客观求实的解读和经得住历史诘问的理性的评价，在50年后，在我们当事人还没死绝的时候，在互联网能够稍稍对于文革档案不解密的困局有所改观的条件下，探索尚未成功，知青更需努力！我们至少掌握三把钥匙来破解文革上山下乡之谜（并非只是老三届的命运），1，现有资料，2，逻辑论证的方法，3，大历史观。

无声

在接着往下梳理之前，似乎觉得对自己熟悉的老红卫兵和联动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交代的比较多了，但对顽主（玩主）文化还是没有交代透彻。电影《老炮》上映后，坊间一些评论很有意思，例如有人引用和解读萨苏《“小混蛋”之死》中的黑道规则：



“一九六六年夏，几名顽主中有头脸的人物齐聚西城平安里大影壁后面的一个小酒馆，拟定了四条规则。当时，一个人用黄草纸把这四条道规纪录了下来：一、不欺负好学生；二、茬架（打架）不许追到别人家里去，不报复伤害家人；三、佛爷跳槽（小偷更换偷盗区域）必须经过顽主。四、不抬人（不报警，全世界黑道共同的缄默原则），盗亦有道。这几条为后来小混蛋一统南北城奠定了共同的道德基础。”
黑吃黑，不报警，的确是道上混的至高规则，香港黑社会“生不入官门，死不进医院”，一个道理。
各种影评中，诟病《老炮儿》价值观最致命的扭曲，就是“六爷把对手官二代父亲的犯罪证据寄给了中纪委”。江湖事就江湖了，双方不是约好了在颐和园野湖一战定胜负么？为什么要背后插刀，秘密报官呢？这等于六爷嘴上说着规矩，自己却坏了最大的规矩。
话虽这么讲，可情节中如果没有“举报中纪委”这一折，你觉得这片子能过审吗？
现实中的黑帮遇到这种和权力交锋的事情，又当如何呢？——当然是收钱了事呗。百度一下在澳门收赌债的黑社会和你国官员的段子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出来混是为了混饭吃，黑社会怎么会反腐呢，笑话。”


北京顽主和婆子在什刹海后海的历史照片



《血色浪漫》里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的剧照

还有些东西方文化比较方面的思考也很有味道，高手在民间，高手在网上：


“老炮儿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基本都是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辈人，处在北京这么一个特有的地域文化环境下，从更早的社会规矩更替衍生出他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一些规则和现象。他们遵守并将其沿袭下来，却最终因社会发展产生的迅速变革而没落。美国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个老炮时代，时间大概是在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越战情绪最高亢的一个时候，电影《阿甘正传》就体现出不少美国老炮时代的影子。

《阿甘正传》反战运动大背景

另有一部更加体现美国老炮文化的电影叫《美国往事》，《老炮儿》这部电影触及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某些重要本质——中国的黑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黑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那些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差异，如今开始流散到各个细枝末节，例如，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中国慈善与美国慈善，也包括“中国黑帮”与美国黑帮。
有人说《老炮儿》是一个黑帮电影，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老炮儿》的确可以称为“黑帮”电影，但它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式的黑帮电影：《老炮儿》不是《教父》。作为同时代的人，姜文利用《一步之遥》向马龙·白兰度致敬，但冯小刚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变成美国黑帮电影中毫无例外的有钱黑老大;《老炮儿》不是《美国往事》，虽然两部电影里都有肮脏的政客，但这些政客的本质完全不同。而且，《老炮儿》没有《美国往事》里忠诚与背叛的剧烈冲突，只有同生共死一辈子的“局气”
有人说《老炮儿》是一个黑帮电影，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老炮儿》的确可以称为“黑帮”电影，但它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式的黑帮电影：《老炮儿》不是《教父》。作为同时代的人，姜文利用《一步之遥》向马龙·白兰度致敬，但冯小刚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变成美国黑帮电影中毫无例外的有钱黑老大;《老炮儿》不是《美国往事》，虽然两部电影里都有肮脏的政客，但这些政客的本质完全不同。而且，《老炮儿》没有《美国往事》里忠诚与背叛的剧烈冲突，只有同生共死一辈子的“局气”;《老炮儿》不是《盗亦有道》，虽然《老炮儿》的故事情节似乎可以用“盗亦有道”来马马虎虎地做个概括，但事实上这种千篇一律的概括对于我们的深入理解并没多大帮助。……
如果一定要用“黑帮电影”来归类，那么，《老炮儿》属于“中国黑帮电影”，而非“美国黑帮电影”。这个差别就如同人们说“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一样，人们认为两者不一样，但不一样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国内外无数专家对于“黑社会”(学名叫“有组织犯罪”)的研究都如浮萍一般轻飘时，《老炮儿》这部电影触及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某些重要本质，甚至可以认为，它再次涉及到一个学术界至今没解决的问题——中国的黑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黑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那些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差异，如今开始流散到各个细枝末节，例如，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中国慈善与美国慈善，也包括“中国黑帮”与美国黑帮。
美国黑帮里的小混混几乎个个都想发财、出人头地，美国黑帮的成功大佬毫无例外地都是香车美女、香槟豪宅。有一个震耳欲聋的词叫“美国梦”，美国黑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美国梦最狂热的追逐者，美国那些颐指气使的黑老大，都是美国梦的成功样板。不同只是在于：美国社会的正常渠道不允许他们实现伟大的美国梦，所以他们只能用非法手段追求有倾城倾国之色的美国梦。

《美国往事》黑帮

如果有人对此不理解，那我就简单说一下：美国早期的黑帮主要是爱尔兰人，后来是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他们成为黑社会主力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新教也叫“清教”当时歧视天主教，爱尔兰人比意大利人先到美国，他们都是天主教徒，虽然都是白人，理论上人人平等，但实际上遭受歧视，在美国不能靠正常的个人奋斗而实现美国梦，只能靠犯罪。这一局面直到天主教徒肯尼迪任总统才改变。犹太人成为美国黑社会的主力，道理与天主教徒一样，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犹太黑帮都洗白了。美国黑人以前没有黑帮，也很少加入黑帮，因为在奴隶制以及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根本没有成功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想都别想，通过犯罪手段也不可能，想干黑社会都没资格。只有到了马丁·路德·金之后，黑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平等，但歧视依然在，于是，美国黑帮中的黑人才像西班牙裔一样多了起来。至于美国的华人黑帮，几乎都是在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后出现的，而美国的华人黑帮与中国本土帮会的异同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本文谈电影，对此不做展开。
说上面这段是想指出“中国黑帮”与美国黑帮的巨大不同。美国黑帮只挑战个别制度，从来不挑战全部体制，因为，美国黑帮实际上羡慕资本主义体制的好处，但因正常渠道不能实现只能走歪门邪道。而“中国帮会”不同。“中国帮会”常常是维护具体的制度，但却会挑战整个体制。例如，孙中山的革命党，最初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联，事实上，还有很多“中国帮会”成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往早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就是旗帜鲜明地与体制对着干。“黑社会”是一个中国词汇，美国的Mafia译作黑手党，学名“有组织犯罪”等从字面上说，意思与“黑社会”有微妙的差别。为什么?因为“黑社会”这个中文词汇最早产生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鸦片战争后不久，英国殖民当局发现香港当地不服英国人管教的中国人形成了自我管理的“黑社会”。因此，当我们认为殖民统治是非正义的，那么，中国的“黑社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正义感。这也是后来帮会组织能够成为革命力量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帮会”的正义感来自于同正常社会统治的合理互动，它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引人关注，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正常社会的统治者、管理者渐渐失去了合法性或者说民心，中国的帮会组织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如果社会健康正常，中国的帮会一般都是社会基层有正面意义的自我管理或者说自治组织(类似今天人们说的NGO)。例如，漕帮诞生于明代，清朝时曾一度合法化，那时候漕帮并没有什么“黑社会”的劣迹，而更像今天人们说的漕运工人的“工会”或互助组织。在乡土观念强烈的中国社会中，漕帮其实就是长期离乡背井的漕运工人区别于乡村宗法社会的一种自我管理方式，它的管理理念延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和水浒梁山的结拜弟兄，使得异姓兄弟、异姓师徒的关系超过了同姓血缘关系。漕帮在清朝后期开始变质，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大运河漕运被废，数十万漕工及其家人成为失去土地保障的失业人群，清政府和洋人都无力安置他们，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才逐渐成为青帮、清帮、青红帮，到了民国混乱时期更是无法无天。”

无声

对比西方近代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早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有篇文章曾写道，在早期资本主义海洋贸易运输阶段，海盗猖獗，实际上背后都有本国政府的包庇甚至纵容，意在打击别国的贸易从而使本国贸易发展领先。但是经济规律是有原则的，英国纵容海盗，意大利，法国，荷兰也有样学样，然后就爆发海战，海洋贸易被迫中断，最后大家还得坐下来谈判，制定海洋公约，否则正常海运就不能维持，损人不利己。

对黑社会也一样，世界各国政府都要与黑社会建立一种平衡关系。文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红卫兵武斗战斗队和中学生为主的江湖红黑两道的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秩序的乱象最终势必受到政府处理，因为文革发动学生运动时的初衷与结果打乱了某种平衡。于老红卫兵（红帮）而言，造走资派的反有理，造江青的反不行。对于顽主（黑帮）而言，在胡同里活动可以，到党政军大院传统的地盘和闹市区与老红卫兵争雄不行。

无声

下面转载一篇文章把顽主的历史背景交代完再转回正题：

《老炮儿》：“文革”青年一代的道德遗产
导读
　圣诞节后，电影《老炮儿》刷爆了微信朋友圈。它的上映似乎唤醒了老北京对提笼架鸟的集体怀念，影院场场爆满，人人热泪盈眶。冯小刚凭借角色“六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而电影里的“小鲜肉”、北京方言、、富二代飙车、大院子弟、规矩、江湖等等，均成了朋友圈里话题的关键词。电影没火之前，“老炮儿”这词就已经流传开了，可正宗的老炮儿究竟是谁？血性、仁义、要脸、有公心，伴随着文革成长的老炮儿，借着管虎的镜头为自己的道德遗产树碑立传。
老炮儿的词源说法之一，是来源于北京有条炮局胡同，清末开始就一直有个监狱，是北京城区少有的两座监狱之一，吉鸿昌、川岛芳子、安子文、薄一波等都曾关押在此。1949年以后，监狱改成劳改局，专门收押打架斗殴之类的流氓。流氓们以进局子蹲号儿次数多为骄傲，因此“老进炮局”的狂言就简化成“老炮儿”成为这类人的称呼。
　　老炮儿是个贬义词，是多年混迹江湖老流氓的意思。他们中的部分处于半退隐状态，但也会在有大事时作为前辈出来平事。他们打的都是些违法犯罪的擦边球。一般的学生打架，校门口堵着交女友，顶多是淘气和无知。而真正能打得起来的，以“切钱”满足自己开销的是少数。混混是天津的说法，哪的混混都有当地的玩法。过去天津卫混混斗殴，能派一个人出来挨打，认怂了就栽了。或者出人比剁自己的手指头，往腿上放烧红的煤球。双方比狠，非死即伤，胜了一战成名，败了地盘给人家，死了有被“保护”的商店铺保抚恤家人。
　　电影描写的老炮儿特指出没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一群人。1966年“文革”爆发，一些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在“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红八月”里除了抄家、批斗，还有一项“革命”内容就是“镇流”，甚至还在工体召开过十万人大会，将铁拳挥向流氓地痞。孰料很快他们的父辈也被打成“黑帮”，他们一下子从“革命小将”沦落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失去革命资格的他们仍以老资格红卫兵自居，自称“老兵”，在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双重管教的情况下，整日游手好闲，自恃“血统”高贵耀武扬威，终于引来平民子弟的不满，于是胡同顽主与老兵成了两股彼此为敌的力量，在那个公检法缺失、时局混乱、斗争成风又英雄主义当道的特殊时期暴力丛生。后来，北京在1968年底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集中处理了一批人，顽主们关的关躲的躲，加上上山下乡已经开始，许多人都成为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村，也有的大院子弟参军，于是“江湖”就此崩解。再后来改革开放，世道大变，虽然知青回城以后一部人还想重操旧业，不过政府几次严打，这些老炮儿完全没有复苏的可能了。
　　文革是这一代老炮儿产生的根源。新政权刚刚建立的50年代，包括60年代初并没有听说过什么老炮儿，因为那时候政府很强势，老炮儿很容易被镇压。同时，老北京基本是顺民文化，怕官怕事，强势政权很容易搞掂老北京人。但是文革起来，政权瘫痪，也就是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大院占尽资源可以无法无天，而胡同里的老北京却突然发现自己没人管了，经常处于被欺压的状态，就必须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于是一些强横有力的胡同少年奋身而起，从对抗大院红卫兵开始，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和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不信任政府，因此老炮儿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文革过去三四十年，六爷依然不信任政府，所以他打城管耳光，摊上事儿宁可自己搏命而坚决不肯报警。
　　老炮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认礼、认理、认命，强调很多事情“不是钱的事儿”。先礼后理，两者皆不通，最后赌命。这同样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因为他们抱定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政府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性命，用生命去做最后的证明。他们也需要钱，但是拒绝承认钱能够作为一切交换的等价物，甚至认为金钱是追求礼和理的障碍，扭曲了生活乃至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电影里有许多体现，六爷认为讲钱那是你们的规矩，对方索赔10万或者贿赂100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甚至都没经过计算，只要觉得合理或者不合理，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或者拒绝。
老炮儿年轻时干了什么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据说，小混蛋是什刹海到新街口一带的胡同玩儿主，是个很文静的男孩子。他看不惯大院子弟的嚣张，最后在1968年的6月24日，被仇家在动物园对面的回民餐厅扎死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怀念他，因为他敢于为胡同子弟去抗争。
　　八十年代，玩儿主也随时代大潮下海经商，他们的资本尚可为自己壮胆，但很快就不行了。北京玩儿主来源很广，阶层分明，不仅不抱团，还总认死理、畏官、不灵活，有着息事宁人的本分。南城和北城在承包地皮经营小商品上打了多少年，一夜之间都被浙江人打跑了，老炮儿的战斗力再高，狠劲儿远赶不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
　　时至今日，玩儿主们都发现，玩儿得小了，多是被狠揍过后渐渐收敛，但找不到好工作，难以上升；玩儿得大了，只有古城的工读学校或少管所在等他们。而那些牛气哄哄的岁月，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了。如今北京到处都有释放过多青春荷尔蒙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用不着寻衅滋事了。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玩儿主分为“胡同”和“大院”两派，直接导致了两派红卫兵的形成。胡同落寞，大院嚣张。红卫兵运动先是大院子弟闹起来的，是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强调“血统论”，认为自己最革命，都知道谁家是什么级别，一般不带胡同里的玩。他们有紧俏和特供的商品、食品，家里工资比地方上同级别的干部高上两三倍，父母又经常在外，他们打架打不过就往大院里一跑，院里抽冷子再出来一拨人，这架就没法打了。而身处弱势的胡同玩儿主若能打赢了大院子弟则更为光荣。他们有时只是眼神犯照，用不着谁真惹了谁，心里头说一句：“递葛（冒犯、挑衅。犯欠），是吧？行，口里口外，刀子板儿带。”常用武器是长条型的砍刀、菜刀、弹簧刀、三菱刮刀、军刺、木棍、车锁、鱼叉、管叉、板砖等，板砖车锁算不上管制刀具，真折进局子没两天也就出来了，而“文革”中也没人管。地点多在东单、北海、什刹海、地坛，甚至街心小公园等人少的地方，像影片中的颐和园野湖，多是干大仗的了。
　　北京玩儿主的历史悠久。清末就有玩儿主会把辫子梢拴个铁丝翘起来，或系上个铃铛，歪戴着帽子，再蹬个自行车。也有职业当打手的，多是八旗子弟无以为生，世代只会承传表演撂跤。他们把头上的锅圈剃掉很多，只留中间一小根辫子盘在头顶，走路都是横着出来。那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很多人是混混出身，否则无法在江湖谋生。
　　那时候，讲究的是头戴剪羊绒的帽子，身穿将校呢或美国苇子绒的皮搂儿，三节头的皮鞋，骑着永久牌二八锰钢13型的自行车。“文革”时新衣服少，多是五十年代甚至再以前的，以显示有家底儿，这些在电影中都有反映。六爷最后的着装是一种仪式，**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家底是以前切下来的，显示老炮儿当年的江湖地位。它在表明北京人的思维方式：老子有家底儿，我玩儿的时候，你们算什么？那年月没有什么娱乐，但有健身的风潮，也流行练肌肉，也有人为了打架占上风，练过两手拳击或撂跤。玩儿主们大多会在什刹海冰场滑冰，只有大院子弟才会每人花上三块，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上一顿。
　

无声

接上：

北京理论上叫顽主，生活中叫“玩儿主”，但一般不这么用，只说你在哪里玩儿。北京城自古以来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南城狠，北城恶，南城人敢到北城混，北城人一般不敢到南城混。人的关系以地域和血缘的远近分亲疏，胡同东口和西口打，若遇到其他胡同的则一致对外。玩儿主讲的“戳”哪儿，“震”哪儿，认谁当哥或当姐，由谁罩着或罩着谁，即表明哪一片是你混迹的地方。东单、北新桥、地坛、和平里一路都有各自的玩儿主，多是干一些打篮球、打台球、争夺地盘或泡吧、争女友的事。交女友在文革时叫“拍婆子”，后来叫“嗅蜜”。《古惑仔》的流行为各地培养了一代工读生，但“马子”这个词始终没在北京流行开。也有女玩儿主为了争爷们动手伤人的。若是惹了事必然去学校找，很多学校一放学，门口都蹲满了染着黄杂毛，穿着大肥裤子，叼着烟同时往地上啐着痰，打着耳钉，胳膊上纹着“带鱼”的人，不像电影里的那么娘，一般假充样子的居多，越咋呼越不敢打，悄么蔫的都狠。那时的飙车党还以摩托为主，流行的是趴赛。影片中“三环十二少”这样的倒有，好像有个东城十几少，也会像武侠小说一样起个绰号，叫什么东单几条狼之类。多是道听途说，不可考证。

终归是英雄主义的一场空梦

电影虽然美化了老炮儿，但英雄情结仍然掩盖不了老炮儿实际生活的困窘。六爷当年的兄弟们在修自行车，摆小摊，家庭窘迫或重病在身。发家的不过是个别人，仗义和友情虽在，但心却越走越远。这一次，管虎替胡同老炮儿们立了回传，但不知是未曾亲历的偏差，还是缅怀压倒一切，往事被记忆修正，许多地方显露出一厢情愿的可堪质疑的味道。
　　胡同玩儿主和大院子弟都被上山下乡的洪流所裹挟。大院子弟能当“后门兵”参军，当工农兵大学生上好学校，但也曾因不再备战和裁军萧条一阵。有一段部队待遇赶不上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少人才流失。胡同玩儿主多是实实在在地在荒蛮中劳动十年，返城后才发现城里已无容身之处，继而沦为底层，时至今日。生活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贵族。老炮儿不是被社会所抛弃，而是社会始终不接纳他们。非主流游戏规则的破坏，不仅是新一代非主流所希望，更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
　　 老炮儿要找回青春，他们还能在什刹海冰场上滑冰，但已无法重归江湖舞台的中央。张涵予演的闷三儿还能打，但没给他上战场的机会。六爷永远停留在他的八十年代。他持着武士刀，身着，身着将校呢，一个人跨过颐和园结冰的野湖并摔倒在冰面上。这种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贵族的契约精神的膜拜，都将是一场空梦。
　　电影一开始就是六爷教育小偷，但实际上当年顽主的一大经济来源就是“吃佛”（北京方言里管小偷叫佛爷），只要小偷们乖乖认怂、老实上供，顽主们才懒得管。再比如闷三儿说“咱什么时候受过这个”，话匣子说“当年你爸一个人拎着刀对十几个”，好像顽主都是以一当十没吃过亏的主儿，但其实当年约好的茬架绝没有单骑闯关的玩法，而且大规模茬架真正打起来的并不多，因为双方都有互相认识的人，一讲和就不打了，即使真打起来，插子（顽主们管刀子叫插子）一般也只往大腿上招呼，放放血就得，绝不要命，通常放倒一个其余的就全跑了。
　　电影想表达的很多，其中一点是时代变迁、新老更迭，于是余威犹存的六爷只能在身居一辈子的后海胡同里享受尊敬，出了自家地盘便处处显出无力和生疏。但其实，当年的他们也不过只在各自的区域里横行，无论大院子弟还是胡同少年，轻易不会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算名震一时的小混蛋也只是名义上统一南北，实际上仍只活动于德胜门到新街口一带。
至于插手城管执法、对抗官二代则完全是投观众所好、发泄社会情绪的廉价把戏。当年的老兵们都已接过父辈的枪，犯得着雇佣一帮闲散打手还用原来的简单方式来要回罪证吗？而寄材料给中纪委这种桥段，就真的是拿小老百姓的智商逗着玩儿了，也说明这帮老炮儿真实的思维里早就不拿自己当老百姓了。这里可能会有审查的讨好之谋，但尚不到只此一招的地步吧？
　　这些还都是边角，最核心的是从人物塑造的起始就脱离了真实。六爷被刻画成一个有情有义、尚规崇礼、每天端范儿活着的老英雄，弄得好像一百多年前破落的八旗遗老似的。事实上，他们都不过是喝着阶级斗争的奶、揣着造反有理的心、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革命小将。他们是最反规矩的，他们的“理儿”其实是“面儿”，他们的“规矩”只是参与江湖的准入标准和身份认同（顽主们有过一个简单的四条道规，拟定的初衷是避免再次被连锅端掉）。“文革”局面一变，上山下乡一走，这个江湖就解体了，“规矩”也无处适用，理也好勇也好，全不如知青点里面临的生计和前途来得真实。再后来改革巨变，这代人站到了时代的崖边，精明的占得先机，迟木的被淘汰到边缘，他们的“规矩”早被权力市场规则同化。六爷看不惯当下的这个那个，但这个那个正是他们这代人走出来的，如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是他们这代人，失语失势、世故逾则、油滑算计的也是他们这代人。何况当六爷提笼架鸟养起了“不文不武”的八哥时（“文百灵，武画眉，不文不武养八哥”是老北京养鸟的一种讲究），回归的是那个旗人的老北京，满嘴的仁义也都是老礼儿，他自己都在经意不经意间背离了红都的色彩。
　　《老炮儿》是让人坠入快意的一场酣梦，却少了《美国往事》式对梦境的戳穿。它只负责缅怀，不负责反思。因此《老炮儿》只是一曲浪漫主义的咏叹调，而非现实主义的安魂曲。它不过是一群老男人的自恋春梦，用来安抚无可减慢也无可挽回的衰老之势。它用小鲜肉与老硬汉的刻板对比和昆汀式的单刀赴会、孤胆独行，完成了自我崇拜和动人煽情，没有也无意于剖析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和探索解决困境的真正出路。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叔的刀法》、《书式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