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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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

1957年4月，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 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讲得很明确：“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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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人民网

周恩来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
1957 年6 月26 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简历]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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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仔细梳理，我们看到了在建国以后在第一波的上山下乡工作（没有成为社会运动）的推动中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指导理论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由于执行计划经济和消除劳动力市场和在农业统购统销和劳动力统管统配以及教育方面中小学建立的数量大大多于高等学校的数量，因此需要对不能升学的中学和高小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找出一条出路。当时还没有户籍制度，从农村到城镇上学的农民子弟一旦毕业似乎也要由政府在城镇分配工作（这一点还需用资料证实），因此动员他们回乡务农在刘，周方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气候，团中央抓的到边疆垦荒的试点也是以城郊的农民为主。但是动员归动员，没有户籍制的限制，不用说动员城市学生下乡很困难，就连大批农民都在合作化运动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流向城市找工作，当时自由劳动力市场虽然消灭了，但是城市国家招工单位还是接受农民工的。

在毛泽东方面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合作化运动显然不是以就业为主，而是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战略角度出发，安置办老人们的文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这一点很重要，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后三个阶段的上山下乡发动过程中从来没有从就业角度考虑上山下乡，他的一贯原则是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间去锻炼和结合，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国家紧缺的知识分子应该当普通农民。

从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尽管中央领导层从不同角度出发策动中小学毕业生的上山下乡，但是对于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而言基本上是无疾而终，杨华为代表的赴边疆垦荒的运动也没有推动起来，但是理论基础建立了，在1958年出台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后，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国家政府必将推动第二波的上山下乡，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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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建国后第一波上山下乡其实主要是“回乡”，也就是说家在农村而在城镇就读的中学生毕业回乡务农，有很多资料说明了这个历史过程：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1953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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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梳理上山下乡历史时，出于个体知青的角度我们不容易具备大视野去看大历史的能力，最容易出现的局限性是对于中央决策层在发动和操作上山下乡方面的脸谱化。通过十多年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过程是和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运紧密相连的，1953年到1956年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呢？“一五期间”不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吗？城镇工业化的发展不正是需要增加城镇劳动力的人口吗？ 现在我们需要跳出上山下乡的小历史去看看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历史大背景了：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罗平汉

2014年11月03日08: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经济建设领域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此前的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于12月作了序言，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反右倾保守导致的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只过了两个月，这个数字就被大大突破。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随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不久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同时它还致使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应求，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开会，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可以加快，但不能工业化提前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当周恩来、陈云等意识到冒进问题的严重性时，毛泽东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为政治局多数人所反对，表现出不高兴，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这就使得反冒进能够得以继续进行。同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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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1956：周恩来的胜利

　　行光 （根据沈志华教授文章整理）

　　1956年的“反冒进”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冲突。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只字未提在当时全国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鉴于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刘少奇刚刚在中央座谈会上传达的，周恩来的报告明显地表露出与毛泽东的不同思路，以至于一些会议代表为此提出了疑问。

　　2月8日，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周恩来又补充说：“当然反右倾保守是主要的，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却提出“用冷水洗洗”，两种不同的思路已经显现。此时，刘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来的态度。

　　进入4月以后，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明显加大了。毛泽东主张进一步追加预算，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互争投资；国务院感受到经济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支撑高投资，必须压缩预定计划。毛周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朗化。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

　　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6月3日，财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体现了他从年初以来一再提醒的防止冒进的思想。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未参加这次会议。6月15日，毛泽东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预算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要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题和基调就是反冒进。”

1956年周恩来在刘少奇支持下的反冒进对于新中国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乃至大跃进失败后的第二阶段上山下乡和文革中第三阶段的上山下乡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反冒进的胜利压缩了城市工业化基本建设的规模和投资，减少了城市吃商品粮的劳动力人口，动员来自农村的中小学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第一波上山下乡小高潮（实际上是归山回乡）。但是自1957年反反冒进和反右扩大化，周恩来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步远，以后比56年冒进更加冒进的大跃进登场，工业建设投资和规模成倍增长，城镇劳动力从反冒进时的过剩到大跃进的缺少，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至此新中国第一波的上山下乡热潮熄灭了。

无声

本文不是探讨新中国政治历史的，但是上山下乡历史不是独步于政治历史之外的独立社会运动。1956年的反冒进是与动员上山下乡（实际是到城镇就读的农村青少年学生归山回乡）直接相关的，周恩来，刘少奇是这项政策的发起者和操作者。对于毛泽东而言，城镇就业并非难事，掀起工业化运动高潮就解决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他提出让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去农村当会计和记工员并不是为了解决他们就业问题，而是去参加和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任务。周恩来反冒进对于社会产生的效应很明显：

“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一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被迅速地削减。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那种通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生长和鼓励人们自谋职业来扩大就业门路的“两条腿走路”就业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了。

　　1956年四五月间劳动部召开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对解决城镇失业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会议认为，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规定的解决城镇失业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该方针就是：“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使现有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工作的机会”，“除了能够在城市就业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注：《中共劳动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17～18页。）。当时是这样计算的：北京市郊区共有4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约有4000个生产队，每个队可安置3个人，平均每个社可安置约30人。全国共有75万个社，只要每个社能够安置5个人，全国就可以安置300多万人（注：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0页。）。

　　当时政府认为，乡村是容纳劳动力的大海，如果采取积极发展农业、巩固合作社的方针，大力提倡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开荒造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实行多种经营等措施，农村可以安排很多的劳动力。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就不需要进城，而且农村可以容纳一部分城市多余劳动力。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明确指出：“劳动就业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它必须从六亿人口的统盘安排中求得合理的解决”（注：宋平：《劳动就业问题》，195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21页。）。

　　然而，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在动员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方面，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很多人认为农村总要比城市差，因此宁愿在城市等待就业，也不愿下乡。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城市的户口、粮票管理，劝阻乡村人口迁入城市，规劝企业尽可能不向农村招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克服各种障碍，反复调整生活补助费标准，承诺妥善安排下乡人员的劳动和生活，动员青年劳动力和毕业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如1957年1月20日，浙江省民政厅、劳动局为妥善安排下乡人员的劳动和生活，专门出台了《对巩固移民插社问题的意见》，从生产、生活、医药费用三个方面对下乡劳动的新社员的各种困难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意见（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6～67页。）。1957年8月，武汉市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指导委员会组织武汉市自学青年下乡学习工作队到市郊，进行了实地访问和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农村，培养下乡学生积极分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64～65页。）。1957年8月《劳动通讯》报道了厦门市组织3000名失业人员开发山区经济的情况，介绍了经验，提出了表扬（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第76页。）。

　　1950年至1955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当年就业人数分别为36.6万、37万、24万、43.9万、11.9万、5.4万，但1956年猛增至102.5万，明显高于其他各个时段，说明“城镇失业人员下乡劳动”的城镇就业政策实行以后，对全国城镇就业的影响很大。

　　至此，国家统包统配的城镇就业政策基本形成。促使这一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以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另一个就是政府认为找到了有足够能力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办法，那就是用农村来容纳城镇的部分劳动力。”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获得胜利后催生了大跃进横空出世，城市就业难得到大大的缓解，但是上山下乡的路子被周恩来趟出来了，这将成为他发动和操作新中国第二，第三两阶段上山下乡的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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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周恩来号召和主持下的新中国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有一个衔接第一阶段上山下乡和第二阶段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横空问世了，与远赴边疆垦荒的北京郊区农民杨华不同，这个人属于半个回乡中学毕业生，她就是邢燕子。邢燕子的父亲应该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河北籍干部，解放后在天津一家工厂当厂长。邢燕子自小在农村爷爷家长大，后来到天津与父母团聚后在城里读了小学，中学，她后来到农村去的一个原因是想念爷爷，因此她似乎算半回乡半下乡，因为她的家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

邢燕子上山下乡的动机，她的说法有两种：

动机1，

邢燕子：我的知青岁月     2014-01-03 08:04:59|   来源：《人民画报》

1958年，17岁的邢燕子初中毕业。家里29口人都生活在城市，父亲是天津市一个工厂的副厂长，留在城里工作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然而，从小就在农村的爷爷身边长大的邢燕子，一心想回乡下跟爷爷作伴儿。“当时并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更从来没有想过出名啥的，就是想念爷爷，也真的喜欢农村。”已年过花甲的邢燕子快人快语，坦率地说起当初“下乡”的初衷

不过，下乡远不是说说想想那么简单。回到爷爷所在的天津宝坻县大钟庄乡司家庄村，当时，村干部看这个从城里来的女娃压根儿不会干农活，就把她安排到食堂帮忙。初来乍到，邢燕子闹了一大堆笑话，她本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小小的糗事。一次，食堂熬了一大锅粥让她看着，不一会儿粥溢了出来。从没做过饭的邢燕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急得大喊：“快来人啊！粥都跑出来了！”叔叔大爷们呵呵直乐说：“傻姑娘，你给它磕个头，它就不跑了。”单纯的邢燕子当真立马就跪了下去！后来，邢燕子逐渐成了劳动能手，而此事一直是她的一桩“笑谈”。

动机2，

“1958年我是自愿去农村生产劳动的，当时中学毕业，正是抢种小麦的季节。爷爷还在农村，又赶上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周总理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就想，作为青年就应该去农村干自己最应该干的事。我是一路小跑进村的！”邢燕子讲到这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小跑的姿势，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邢燕子的父亲当时是天津陶瓷厂副厂长，她完全有条件当工人，也可以继续升学。但她却选择了回到宝坻县司家庄务农，这离国家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还有10年。邢燕子的这一选择与党中央的号召不谋而合。在此之前的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发出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

注：上文中提到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知出自何种档案资料？


从上面两份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邢燕子除了因为亲情回乡外，她还受到周恩来号召上山下乡的感召，而周恩来正是在反冒进时期号召上山下乡的。

个人以为，邢燕子第一段自述比较靠谱，她从小在农村由爷爷带大，估计是在农村上的小学？之后转学去天津完成高小和初中教育，想爷爷回农村很自然。当年我的不少小学同学就是从农村转学到北京父母身边，特别是许多籍贯河北省的干部都是把孩子交给在河北农村的爷爷奶奶抚养，困难时期这些孩子都被送回城了。

第二段自述有点拔高(也可能是编者所为），说“1958年我是自愿去农村生产劳动的，当时中学毕业，正是抢种小麦的季节。爷爷还在农村，又赶上自然灾害，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周总理也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1958年大跃进大食堂刚开始，全国农村还没有出现“自然灾害”，正是敞开肚皮吃的早期，似乎还没有出现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且她自己说刚到农村就被分配在大食堂工作。但是她说周总理也发出号召是靠谱的，注意她没说毛主席也发出号召。实际上，毛泽东针对上山下乡在字面上对号入座的指示只有一次，那就是68-12-21动员。而周恩来自1956年开始针对上山下乡的具体指示（含具体安排和计算就有很多，很多次了！！！）她也没提刘少奇，估计是历史原因。

小资料：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无声

前面说了，邢燕子是在建国后1956年第一波政府发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上山下乡雷阵雨中飞出来的孤燕，真正对她开始的宣传不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而是在三年困难最难熬的关头。新中国第二阶段的上山下乡是大跃进失败引起的，是以第一阶段上山下乡尾声中出现的邢燕子作为典型发动的。邢燕子回乡是在1958年，真正对她大规模宣传是在1960年。

宣传邢燕子的文章中说她回乡的大背景是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建国后第一波上山下乡由此发动。这段时期城市就业出现困难是由于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事实上取缔了私营企业（只发给旧业主和老资本家定息）对就业实行统管统配，旧有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基本被取缔，另外由于反冒进使得城市就业更加困难。1958年1月正式出台户口制度，把全国人口户籍分为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这是新中国就业与户籍挂钩的里程碑。但是从56年正式开始的第一波上山下乡无疾而终，“反反冒进”后大跃进大量需要城市劳动力参加工业建设，城市中学生就业问题减小。

邢燕子回乡不是因为在城市就业无着，她的户口问题引起一些作者的兴趣，当时户籍制度刚刚开始，邢燕子似乎不是因为具有农村户口问题而回乡，似乎也不是主动放弃城市户口而下乡，她就是想念把她带大的爷爷，不是那么复杂。按她的话说，她万万没想到她的举动让她成为了全国上山下乡第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个人典型。

资料：

1960年8月15日《河北日报》以《邢燕子大办农业范例》套红标题报道了邢燕子的事迹。当时正值农村遭受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这时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大办农业”的农村青年典型应运而生。8月17日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妇联发出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展开学习邢燕子运动的通知，接着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发出开展“学习邢燕子、赶上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

1960年10月12日邢燕子入党，同时，她与另外两个全国回乡知青的典型，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徐建春、吕根泽互相下战书，进行“建设新农村”的友谊竞赛，全国各地农村知青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在当时严重饥荒已蔓延到全国的关头，邢燕子们发出的劳动竞赛活动，稳定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情绪，鼓舞了他们“大办农业，大种粮食”的士气，此时对邢燕子的宣传达到了最高潮，她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1年后，党中央大力组织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形成一个高潮，这期间媒体对邢燕子的报道一直未间断，她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5月15日在《天津日报》发表公开信《欢迎新战友，参加农业战线》，还写信给北京女知青侯隽，赞扬她到宝坻县农村插队落户。这时，已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再一次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婚后她家的生活过的很艰苦，丈夫王学芝家弟兄多，无住房，她夫妻俩只能和爷爷挤住在一起。

1964年6月邢燕子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 。同年12月她又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

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毛泽东 71岁生日晚宴，坐到毛泽东身边。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

《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14年08月22日15: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无声

在谈到新中国第二阶段的上山下乡阶段（1960年到1966年），我们不能不提到1958年新中国开始推行的户籍制度:

资料：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

“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由此个人物资实行全民配给制，并依赖户籍管理制度进行配给管理。全民配给制中，户籍所划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被排除出除粮食外的配给。在这一时期，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则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到本省外工作则需要有6种许可证。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则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被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

1958年以后中国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树立了户籍壁垒，没有这个壁垒就很难维持上山下乡“非转农”的长期性和“扎根”的可能。

无声

十余年来，我在不同知青网和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上山下乡的各路老知青互动，他们中有文革前插队或插场（或到军垦农场），也有文革中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或73年以后上山下乡的，有些老知青在我起的楼里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见解，例如上海知青网的新来乍到网友关于上山下乡和户籍制度关系的发言就很有见地：

“新来乍到

2014-07-01 23:22:00

也参与说几句。

    为什么要实行上山下乡制度？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体制决定的。当时的现状是一亿城市人口需要五亿农村人口养活，这是经过几年的折腾才达到的平衡状态。需要维持这个平衡，这在当时的高层形成共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限制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于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就诞生了。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效供给不足。体制决定政府控制一切资源，于是统购统销就应运而生。户籍制度则保证统购统销的有效实施。征购和配给都离不开对户籍的精准掌控。中国历朝历代的赋税基本可以归为两类，户税和地税。而统购政策则是凭借国家的权威强制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这里面可以看到老的赋税制度的影子：按土地规模确定产量，扣除口粮和饲料粮就是要上交的部分。征购价和市价的差价就形成了农民履行的赋税义务。征购包括粮食、棉花、油料及肉蛋等副食品。此外农民还要交农业税、出民工等。和历朝历代农民没什么区别。我下乡地的农民就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常感叹：什么时候老X头让我们多留点就好了。配给也是根据户籍人口和身份等级实施的。

    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常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的因素而导致失衡。人为的因素主要指的是没玩没了的运动，甚至党内有这样的说法：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当有效供给不足时就要减少享受供给的人口；有效供给不足会导致原料不足而停工，也会减少对生产项目和教育的投入而导致缩小招工和招生规模，造成就业压力。这时动员适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和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都和资源制约有关。

    可以说上山下乡这种制度是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度身设计的。为了维持短缺经济形成的脆弱平衡，必须给它设计一个减压器或缓冲阀，避免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