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通过上述中日双方对“大川挺身队”奔袭刘伯承129师师部的记录来看，日方和中方都因各种原因没能说出全部事实真相，日方在于组织精密但运气不佳。中方说“大川挺身队”在刘伯承129师师部转移两校时候才赶到，日方也如此认为。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份新的资料正是我几年来搜寻未获的，那就是刘伯承本人的自述：
很多抗战剧都提到了日军“C号行动计划”，查阅资料，历史上确有其事。 日军第一军军长岩松义雄在七七事变时还是大佐级军官，他在八路军百团大战后便由第十五师团长提升为第一军军长。4年之间能升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岩松义雄自然有其出众之处。根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年度作战计划，岩松义雄在冈村宁次训示下，与幕僚绞尽脑汁，制定出了一个所谓“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计划”，即“C号作战计划 ”。  岩松义雄的“C号作战计划”作战设想为：“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3期进行。第1期消灭沁河河畔（太岳区）之共军；第2期消灭涉县北方地区（八路军总部驻地）之共军；第3期消灭涉县南方地区（129师师部驻地）之共军。”很显然，其作战目标直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 129师师部等统帅机关。  为此，岩松义雄还特地成立了两个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突击队“特别挺进杀人队”。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挺进队由第一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益子队隶属第二二三联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大川队隶属第二二四联队，重点破坏八路军129 师师部，刺杀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在进入根据地之前，岩松义雄还给挺进队队员大量发放了他印制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和简历。  苍茫无际、连绵起伏的太行山上，一时间黑云密布，杀机四伏。 形势危急。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德怀率部向西北，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展开行动。  分路突围开始后，左权便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陪同彭德怀在警卫连的掩护下先行向北突围。左权叮嘱王政柱和警卫连长唐万成一定要把彭德怀护送出包围圈，因为这不仅关系彭德怀个人的安全，也关系到总部的命运，关系到根据地的建设。随后，在警卫连的拼死护卫下，彭德怀顺利突围。罗瑞卿、杨立三率部突围后，虽亦遭到日军的合击，机关人员有一定的伤亡，但两人最终也安全脱险。唯独左权这一路，由于承担着为大部队掩护和断后的艰巨任务，伤亡较大。  当时，日军在发现我军有从十字岭突围的意图后，便加强兵力进行堵截，并派出飞机侦察、袭击。八路军后卫部队在左权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至25日下午4时，总部直属机关大部分已经冲出了包围圈，但左权仍然不顾个人安危，站在一个山坡上指挥剩余人员疏散。 此时，日军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十字岭，其飞机也在不停地向八路军突围队伍投弹、扫射。我军在左权的指挥下，且战且退，已冲至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的山垭口。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就在即将翻过山垭口进入安全地带的时候，几发炮弹袭来，爆炸后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一代抗日名将就此走完了他37年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  在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中，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除左权壮烈牺牲外，总部司令部通信科科长海凤阁、野战政治部组织部科长李文楷、锄奸部科长李月波、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也都为中华民族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外，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军工部政委孙开楚等人在突围中被俘。      
  后来天津出版的《东亚新报》曾刊载了一篇“大川挺进队”参加太行山5月份“扫荡”的文章。文章写道：“大川挺进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曲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进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难渡过了漳河，……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身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六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129师师部会理村驻地）之时，人家刚刚离去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王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伯承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的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其实，刘伯承的129师师部仅仅离开会理村不到3个小时。如果当时刘伯承稍有犹豫或是动作迟缓一点，师部首脑机关就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本人也很有可能在日军“C号作战计划”中遭遇不测。  四 岩松义雄见刺杀不成，便故伎重施：他企图先以重兵“扫荡”敌后根据地，然后以“铁壁合围”方式将129师师部团团围困，进而一举歼灭。岩松义雄冀望能以此来给其“C号作战计划”第3期作战任务，即消灭八路军129师的任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敌众我寡，根据八路军总部突围的经验，刘伯承毅然决定将师部直属队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来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为免于突围行动时挤在一起，刘伯承还将两个梯队成梯次进行配备。  6 月8日，129师师部开始转移。刘伯承带领大家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夜行晓宿，在山沟中转悠两天后，于10日中午便到了地势险要、沟壑纵横的张汉村。但意想不到的是，从张汉村往后的道路越来越难走。当时部队行动所走羊肠小道地图上没有标，只能靠看星星辨别方向。一路上既不能点火，也不能开手电筒，行军非常艰难。鉴于此，李达建议原地休息，天亮再走。刘伯承考虑到可能会遭日军偷袭，便跟李达商量后带领部队稍作休息后于11日中午返回张汉村。  正当大家以为在张汉村可以松口气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警卫部队侦察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小股敌人正在搜山。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避开敌人，钻入杨家山。  
部队刚翻上一道山梁，便发现杨家山已被敌人占领。刘伯承经过观察后发现，只有西北方向的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避开敌人的搜索。他看了看地图，对几个尚在犹豫的参谋说：“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凡是鹿能走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他在1799年就曾经率领一支大军，从人迹罕至的地方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救出了被困在瑞士的俄军，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凡是羊能通过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鬼子自然不知道有这条路。我们就走这条路吧。”众人听后皆赞成刘伯承的意见，于是，大家便跟着刘伯承开始顺着小道往前走。
部队刚登上一个小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开始，刘伯承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便带领师部向他们靠拢。待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刘伯承猛然发现对面来的竟是日军部队！急中生智，刘伯承带领129 师前梯队悄悄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而没被日军发觉。就这样，刘伯承又一次以其聪明机智，脱离了危险。
后来，刘伯承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地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无声

我的评论：
时间:  2014-07-09 16:41:00     标题:  RE: 七七事变——八年抗战——永远的纪念

新发现的资料出现了破绽：

“部队刚登上一个小山岗，就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朝着他们走过来。开始，刘伯承还以为是掉队的警卫部队赶上来了，便带领师部向他们靠拢。待走到双方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刘伯承猛然发现对面来的竟是日军部队！急中生智，刘伯承带领129 师前梯队悄悄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而没被日军发觉。就这样，刘伯承又一次以其聪明机智，脱离了危险。后来，刘伯承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地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如果大川挺身队是穿的八路军军服，刘伯承在可以看到敌人胡子的距离内能够做到“悄悄地钻入了另一道山沟而没被日军发觉”？显然作者是在编故事了。而刘伯承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就说明过去中日双方的记录都有误，大川挺身队并非是在刘伯承师部离开2小时才赶到！因此我亲耳听到那位老红军提到的刘伯承遇险记中所说的他背着刘伯承在夜色中冲出村外的事就是真的了！而当时刘伯承说“今天就死在这了”也是真的了。 那位老红军说他和刘帅滚下山路旁的坡下藏在草丛中看着日军从头顶上的山路跑过，因此刘帅才可能说到 “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了。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

这就是历史记载中的一例，到底真实是什么？这位背着刘伯承逃脱大川挺身队追杀的老红军文革前因说出这段历史而受到某部委党内处分，日本方面说当时抓到八路军的俘虏供称刘伯承已于几小时前进山了，因此大川挺身队停止了追击回营了。

无声

不久前搜狐新闻报道：“2018-06-25 “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上学者们提出了“资料开发与研究的新取向。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即新资料的开发和利用。在所汇报的知青史论文中，都注意到对地方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地方志、图像、口述访谈等资料的利用，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

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十年前的2008年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大体还是这些人，当时在会上提交的知青文学文章比较多，而且会议发表的视频还流传出毛泽东68-12-21动员是姚文元伪造的说法，引起我们在知青网上的热议。十年后的今天，姚文元伪造说还是没有档案资料可以澄清，学界的专业学者们面对文革档案不解秘似乎也无可奈何，终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向了“对地方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地方志、图像、口述访谈等资料的利用". 在知青网曾和参加地方志上山下乡编纂的老知青有过争论，他们中有人说：

“在地方志里查阅知青史料，重点不在县志和地区志，而是在省一级志书，因为各省市区都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政策、实施措施，形势变化和各种统计材料还是比较齐全的。金大陆是知青学研究的专家，有关知青的书籍出了不少，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也不可谓不精深。然而，与定宜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一样，这又毕竟是“一家之言”。但地方志的份量则不同，地方志的性质是“代政府立言”，就是代表政府对某事件表述过程，做出结论，与个人出版的专著自是不在一个档次。文革属于“敏感”题材，地方志普遍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属于文革重灾区的，需要补述文革中的人事，则一般都以“专述”编撰，而且慎之又慎，唯恐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非难。 地方志撰写有一个要求是，“详略得当”。即是该写的一定写，但不该写的也一定不写。然而，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也不是具体编写人员的事，而是提出具体编写编目，由领导来决定的。”

如果上山下乡研究采用这位地方志写作参与者的“地方志新史料”来为上山下乡著书立说那还不如请领导的秘书去写领导的新视野，也就是官方的历史定论，例如“锻炼论”，“天降大任论”等等新论。

以我在前面举出《亮剑》所描述的刘伯承在太行山遇险的情节勾起了我的回忆为例，《亮剑》是历史文学作品，我的回忆是真人真事的历史，都梁没有描写我的听闻估计他也没听说过。2010年我把我的听闻贴在知青网上，2014年看到有人著文提到与我听说的故事接近的说法，但是把那位我们院里老红军在日军特攻队突袭129师师部时背着刘伯承逃出村子滚落到山坡下躲过日军追击的故事改为129师师部3小时前离开村庄躲过一劫（日军资料），当然更没有刘伯承绝望之时以死明志的记录，但矛盾的是该文又说刘伯承后来回忆说曾与日军遭遇，“连鬼子的胡子都看到了”。

今天我上网偶然一搜，非常惊讶的看到4年不见居然有人在今年的最近发出了一个网文，文中提到：
链接

一次无比惊险的突围：若部队晚再晚点出发，十大元帅中或无此人！

“ 薄暮时分，翻过两座山岭，又登上一个山岗，隐隐约约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一支队伍迎面走来。开始看不清楚，当距离几十公尺时，从对方闪闪发亮的钢盔，断定来人是日军。
好在敌人一时未发现我军。刘伯承镇静地命令道：“不要慌，不要开枪，悄悄地绕过敌人。”
队伍有条不紊，悄无声息地钻入另一道山沟。这股敌人竟没有发现我军！
在一个山凹里，部队作了短暂休息。
刘伯承不无幽默地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这个抉剔扫荡啊，可以使敌我杂处，煮一锅饭敌我都吃，走一路敌我相混，可谓是极复杂、极残酷、极机动的斗争了。”
入夜，队伍继续前进。蜿蜒曲折的牧羊道，伸展于怪石与荆棘之中，山高坡陡，崖峭谷深。漆黑的夜晚，行走其中，困难可以想见。尤其对疾病缠身、遍体弹痕、年已五旬的刘伯承，其艰难更不言而喻。
子夜时分，刘伯承由于长途跋涉，饥渴交加，步履渐渐迟缓。
凌晨4点左右，刘伯承将周鉴（师部管理科长）叫到一边，小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就地休息一下。周科长，你快把警卫部队带上走吧！天明前一定要突出敌人合击圈。”
周鉴大吃一惊，急忙拉住刘伯承的手：“师长，您的话我不能听！保护您突出敌围，就算让我牺牲生命，也决不含糊。”
他随即命令四个高大精悍的警卫员架扶着刘伯承往前走。又命令其他战士，不许瞌睡，不许大声说话，不许掉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就这样，又走了一程。拂晓，刘伯承饥渴疲惫之至，对周鉴说：“周科长，我的两条腿实在不听使唤了，要休息一下。”说完，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周鉴大惊失色，急令警卫员跑步去找在后面负责掩护的唐天际准备担架，并命令几个战士分头到附近找水。
卫生员将一碗溪水给刘伯承灌下去。不一会，刘伯承慢慢睁开眼睛。
此时，近在咫尺的柳林村，鸡鸣狗吠，浓烟滚滚，是敌人正在烧房子。此地不能久留，警卫人员将刘伯承扶上担架。
山径崎岖，荆棘丛生，只能两个人一前一后抬行。彻夜行军，战士们都累得腰酸腿软，走不几步就须换人。
周鉴见不是办法，急中生智，蹲下身子，拼出全身力气，背上刘伯承，一口气跑了几百米。
刚绕过一个山嘴，突然，背后啪的一声枪响。周鉴以为被敌人发现，惊出一身冷汗，跑得更快了。
又走了一程，不见敌人追来，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刚才是敌人鸣枪收哨，敌人集合后往南开去了。
再往前走，道路渐宽，可以行马，乃将刘伯承扶上马背，又一阵疾行，方脱离了险境。
周鉴因紧张劳累过度，一阵晕眩后，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12日中午，刘伯承率部转移到黎城县境内的香炉烽。至此，胜利结束了历时4天4夜的反扫荡，跳出敌人合击圈之外。”

今天搜到此文令我很惊骇！文中的周鉴（师部管理科长）这个名字与我提到的救刘伯承的老红军的名字几乎相同（同音字），我对院内老红军们的历史都略知一二，除了这位老红军在129师师部任后勤股长外，还有一位在四野林彪司令部当参谋，另一位女朋学的父亲是大渡河18勇士之一。师部管理科长与后勤股长似乎差别不大，名字也雷同，因此我断定此文说到的就是那位老红军对我们讲的故事。文中提到刘伯承说“好险啊，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去见马克思。刚才跟鬼子打照面的时候，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楚了” 这句话与我在2014年看到的文章所记录的一样，但谁都知道刘伯承眼睛半瞎，要与敌人靠的多近才能看到胡子？关键是作者如何知道我们院那位老红军的名字，此文作者是何方神圣？接下去我用复合关键词法继续在网上搜索，终于一步一步的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抄袭者追踪到了原始出处。。。。。。

无声

经查核，我在前面363楼转贴的新浪默人的博客文章《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文章是从我的朋友网中人那里抄来改编后再配上宣传画而成。网络时代时势造“抄雄”，搜出这位默人住在上海徐汇区，估计也是位知青而且熟悉知青网的情况。我对朋友说，网上资料可以共享，包括别人的想法和观点，但是要整段抄来或稍加改编别人的文字（不给出处）然后冠名发出就没意思了。

今天为了搜出网上"周鉴”背起刘伯承逃出日军重围一文的最早出处，真是和抄袭者们“搏斗了”大半天，不过是在今天加班的空挡里偷闲所做的。按时间搜出的“阶梯型”文章链接排列如下：

1，2018年3月17日

                     

一次无比惊险的突围：若部队再晚点出发，十大元帅中或无此人！

2，2016年1月1日

第七章 差一点让鬼子“抉剔”掉  作者

关河五十州

3，2010年1月2日 日军“C号作战计划”覆亡始末_红太行_新浪博客


4，1995年

《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 刘泰著

无声

看过形形色色雷同文章后，对“周鉴”背起刘伯承逃出重围的描述有很多种，有的说刘伯承累昏过去，有的说“周鉴”累晕过去，有的说他还吐了血。最主要的是所有文章都说刘伯承是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而由“周鉴”在众人保护下翻山越岭逃过一劫，这与我听到的那位名叫“周X”的老红军说的完全不一样，再看我2010年在这里发的贴文：

“当<亮剑>刚出来时, 我饶有兴趣的一路看下来觉得很过瘾,突然有一天我想起了一段尘封的往事.那是文革前, 我们院里有不少老红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一位老红军说起一件往事,他说在太行山八路军129师师部工作时碰上了日寇大扫荡, 有一次夜晚日本人包围了他们,危机中他背起刘伯承就跑. 后来他跑不动了,后面不远就是日本追兵,刘伯承就不让他背着跑了......后来他们俩就隐蔽在山路坡下,日本追兵就从他们头上的山路跑过.”

2014年我又在另一个知青网和网友谈及此事：

“我听到的故事中刘伯承也是对背着他跑的那位老红军说“不要跑了，跑不出去了，放下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大概刘元帅以为被日军大部队包围了，所以不想被鬼子抓住而是想以身殉国。 那股日军特工队险些得手，此事没有被双方史家记载可能是当事人也不清楚。”

我在2010年的文章中没把话都说出来，2014年我胆子大一点了说出了“周X” 告诉我们那晚在太行山发生的全部故事。他说是在半夜师部所在村庄突遭不明来历日军袭击时情急中背起刘帅就跑出了村子，当发现后面远处火光掩映下有追兵跟上来后刘帅就说“放下我，不要跑了，今天就死在这里”。但是“周X”没有停下来，估计他也没时间象抗日神剧中那样来一段慷慨陈词！他说当时就在夜幕黑暗中顺势与刘帅滚到村头土坡下在灌木丛中躲起来，看到追兵从他们头顶上的坡道跑过去，也没说看到日军的胡子。

都梁写的《亮剑》所描写的与我听说的类似，也是夜间遭到日军特攻队袭击，不是什么大白天转移途中被四面八方的日军包围，更不可能在看到敌人胡子的同时敌人看不到他们。1980年日本人发表史学文章根本不承认他们的大川特工队与八路军129师师部遭遇并交火，日本人说他们晚到了3小时，让刘伯承跑了。为什么中日两方的“新史料”如此不同而导致了南辕北辙的“新视野” ？ 再加上近年来那些“纪实文学”作者们互相矛盾的文学作品就更然人们困惑。我根据各方的说法和资料冥思苦想了十年后终于悟出了一点门道！日本人的大川特工队数百里奔袭非常不容易的摸黑找到了129师师部并发起突袭，但是他们人生地不熟到底不如“周X”熟悉地型，所以“周X”能够背起刘帅跑出村子躲在山坡灌木丛逃过一劫。当年我的表舅也在129师师部当侦察科长，他是南方地下党，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抗战开始后到延安参加129师在司令部工作，估计就是要用他的日语。对于那次师部遭突袭他们侦察科是有责任的，因此他们的直接领导，“當時緊跟劉伯承左右的參謀長李達上將，40年後說起這段往事，仍然心有餘悸地說：「這次突圍太驚險了！萬一出了事，我會因為沒有事先得到確切情報而永遠無法原諒自己！”文革前我表舅到我们家来也顺便与老战友“周X”聚首，比别的孩子不同之处在于我可以因为他们的关系在家里听大人们关起门来侃大山，在一旁偷听到很多“档案资料”。李达40年后回忆当年是什么时间？那次日军突袭发生在1942年，40年后就是1982年。我估计前面那些文学作品中的资料都是采访李达得到的。然后“源于历史实事高于历史事实”！

看了很多中日双方公开发表的资料后，我的分析是中日双方都不愿说出那次的真相。在日本方面，专门派出刺杀刘伯承的特工队功亏一篑，就说那个特工队长也不愿意回去报告上司说刘帅就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脱了吧？日本人的资料说他们晚到了3小时，刘伯承早已转移进入追不到的群山之巅了，因此根本没交上火，这是最好的借口，自然上司也不会怪罪。至少另一个益子特工队发现了左权后电召了大批日军赶到将左权杀害，他们也算完成任务了。在中国方面，129师领导层似乎也不愿公开刘伯承差点被活捉或差点被击毙的实情，但是那位“周X”总对人提起此事，因此他们的老部长，后来的副总理在文革前就给了他一个党内处分。我不知道他受的处分是什么？是泄密还是造谣？反正党史的大原则是不能兴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我观察到那位老红军对给予他的处分不服气，他救了一位元帅却挨了一个处分，否则论资历早该当副部长了吧？

我说的这个故事还没完！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利用造反派要在这个国务院部委抓走资派，矛头对准已经调到中央的老部长黑后台。当年中央各部委都遇到此类麻烦，因此那位老部长和党委就找出几个司局级的“走资派”扔给群众去批判，这本是丢卒保车。当时刘邓派工作组下去也玩的是这一套反右发明的“凑数”办法，因为中央说了全国应有百分之多少的走资派你就得找出那个数目的走资派来。结果那几位司局级的“走资派”被红卫兵整的死去活来，有的还自杀了，后来中央文革看不上这几个小走资派，他们要抓大家伙。再后来老部长被从国务院揪回来批斗，周恩来不干了，他亲自化妆来到部委大礼堂批斗会监场。那天台上摆了一溜铺着白布单的长桌，就座的是一排军人，中间一位是戴着口罩的方脸浓眉的老军人，我挤到台前乐池那里，抬头与“坐飞机”的老部长面对面，他很“猖狂”，总是抵着头对我们这些在台前仰视他的孩子挤眉弄眼的笑不停。突然一幕出现了，一位被党委抛给红卫兵的老司长站起来揭发老部长。后来在文革中那位老红军也加入了他们，那几位本应担当好”黄盖“角色的司局长造反了，后来还加入了造反派。当年在大学里的蒯大富和中学里的李冬民也有类似的境遇，被工作组当成坏人批斗，然后造反成名。但我们院那位老红军造反的结果可就惨了，后来老部长被周恩来保护过关重新工作就把那些造反的司局长统统下放到干校，再后来都“四个面向”到基层地方厂矿任副职去了。他们的子女就是《血色浪漫》那帮老红卫兵的原型，

《血色浪漫》漏写了一章，当时那几位被交给群众批斗的司局长被关在部机关大楼地下室不让回家，结果“钟跃民”们组织起来冲击造反派占据的地下室抢救老爸，与造反派展开武斗，后来造反派对他们大搜捕，故事太多就此打住。

再回来说周恩来监场的对老部长的批斗会，面对会场的乱局（司局长起来揭发，例如大跃进时代老部长指示司局长到铁道部与冶金部抢车皮，破坏大炼钢铁），周恩来就是有绝招，会场宣布不让人站起来随便发言，要把发言摘要写在纸条上交上台后让台上“军宣队”过目再选出问题发言，这就控制了节奏和转移了大方向。我盯着台上那位戴口罩的老军人一直在看，他低头不断的在接纸条和选出一些纸条让人读出问题的内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他走了之后人们才被告知真情，后来老部长被他接到中南海藏起来了，周恩来年谱上有记载。

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文革总是一个套路的被说成是造反派斗老干部，其实文革中老干部内斗的多了，邱会作回忆录说他在文革中差点被造反派打死就是因为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不同方面军的派系矛盾造成的。内斗也好，武斗也罢，都是因为没有建立一种应有的机制将权力体系内部的各类斗争掌控在法制与民主的监督之下。说远了，还是回到主题来。

无声

通过最近在不同的楼里讨论一些历史问题，例如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前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与周恩来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要梳理出历史的本来面目非常不容易。多年来我们还多次梳理过中学生群体在文革中的命运变化，包括停课半年，红卫兵运动以及后来大部分人转为“逍遥”和少部分人建立了“江湖”的历史，最后转变为上山下乡运动。小混蛋被老红卫兵乱刀刺死与清华大学红卫兵杀死工宣队员这两个知名的历史事件对我们这一代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一类观点认为，“停课半年搞教育革命其实是为了发动红卫兵运动，发动红卫兵运动就是为了改组中央权力，在中央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大学红卫兵必然出现功高盖主染指权力，中学红卫兵必然出现无法无天扰乱社会，因此必然出现上山下乡运动”。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也完全可以找到事实再引经据典做出给力的解释，这种说法也确实有其合理性，因为逻辑性很强。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很好的解读了文革过程中几个片段的历史，但还是属于“掐头去尾”的历史观，无法解释发动文革以教育革命开始和结束文革以上山下乡再教育结尾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这两者之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文革和长征在过程上有不少相似性，发动文革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出于眼前的状况“再也不应持续下去了”，先打碎再说，相信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决定长征的动机是“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先撤离再说，相信过了湘江就能找到红四方面军共建新根据地。文革发动起来，为了夺回教育阵地就先停课搞教育革命，结果出了红卫兵运动，刘邓司令部是被冲垮了，但是同时社会也大乱不可收拾了。长征出发以后为了找四方面军在湘江受阻，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人，红军最精华的种子保存下来了，但是长征不知该往哪里去了。

文革和长征一样，都是先发动起来后“无奈的”变成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是我们不应忽略了文革的蓝图是《五七指示》中的理想社会，而长征的目标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革和长征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都是共产主义。问题在于你的目标很好，但方法错误也不行，就如长征开始时由三人团指挥，结果仅湘江一役就损兵折将减员2/3，历史呼唤最早明白过来的毛泽东引导红军走出绝境。为什么用“引导”而不用“领导”这两个字？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被任命为协助周恩来做军事决定，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整编中毛泽东还是没有被任命任何军职。后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指挥红军都是他说服和影响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场获中央和军方全票通过，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并愤而辞职。最后他深夜说服最高军事领导周恩来才又改变了计划，毛的成功是周出面说服了大家实现了毛的意图。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服了周恩来撇开“七嘴八舌”的军事民主会议，成立包括他的新三人团做军事决定，在此之后毛泽东就有了军事决策权，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四渡赤水，从此红军跳出重围走向新里程。

发动文革与周恩来无关，红卫兵运动出现后最着急窝火的是周恩来，其角色犹如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毛泽东被三人团闲置。周恩来提出成立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分开的国务院碰头会被否决，中央文革中的江，张，姚还常常与他过不去。周恩来在67年秋鼓动小将们上山下乡，但张春桥反对，老将帅们也不积极，纷纷把子女送到军中去。最后他似乎在幕后说服了毛泽东出面“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就象长征中毛泽东说服周按毛的想法做，从此周恩来有了上山下乡的组织与指挥权，文革中他最得意的似乎就是68-12-21动员上山下乡，从此文革跳出了乱局走向新里程。

无声

我在前面还举了文革江湖历史，涉及了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和平民子弟顽主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多人从表面上看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老红卫兵和顽主之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血统论是祸根，似乎老红卫兵帮从来和顽主帮都是壁垒分明势不两立，但是如果当事人出来说出历史真相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旧中国江湖有黑白两道，新中国江湖有红与黑两道，说到底还是产生江湖的社会根源是什么？文革前血统的因素在决定学子命运方面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中学生里没有出现江湖，文革中的老红卫兵和顽主们在文革前都是学雷锋的好孩子。文革前的江湖是一些社会边缘的社会青年从旧社会残留的江湖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人数很少，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小，一经发现就被送到西北劳教。但是文革后期的江湖几乎是泛滥街头，到处都有码头，红黑两道使用共同的江湖语言，例如约架，拍婆子，洗佛，也被称为“兵匪合流”。小混蛋的左膀右臂王山（网名四横竖）就是干部子弟，我就经历过“兵匪合流”的时期，，都梁的《血色浪漫》就描写了“兵匪合流”。实际上当年小混蛋似乎并非主要在进行阶级报复，可能“拔份”的因素更多，也就是争码头当老大的动机更多些。

历史的记载往往被脸谱化。诚然，平民顽主黑道更多的继承了旧社会江湖的元素，而干部子弟红道更多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官家子弟深入浅出黑社会的遗风。毛泽东所说的“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 这段话其实把文革中学生红黑两道都包括进去了，他这段话包括了码头势力范围，洗佛，拍婆子等等最主要的文革江湖文化，可谓入木三分，你看他把女学生说成女人。因此，68年8月毛泽东不但对清华两派大学红卫兵的内斗了若指掌，而且对中学老红卫兵与顽主共同发扬光大的旧社会江湖文化洞若观火。毛泽东在召见杀人的红卫兵领袖时说原打算停课半年，谁想到会打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无声

尽管文革发动起来之后演变成为一种失控的走到哪算哪的革命，就象一条在暴风雨中颠沛流离的航船，毛泽东还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把握住那个舵，在力不从心的时候只有依靠周恩来了! 但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相比对运动的目的和时局的评估是不一样的，你也可以说文革中周恩来是打左灯向右拐吧？那我们呢？前面的大背景铺垫的差不多了，下面轮到我的回忆和自述了，这也属于2018年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提出将资料搜集转向地方和个人的新史料新视野。。。。。。

无声

50年前的1968年真是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的文革如火如荼，刘少奇最终被盖冠论定，成为中共党史上代表美帝，，社帝（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立下赫赫战功冲垮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称为“万岁军”的红卫兵象脱缰的野马向不同方向狂奔，大学红卫兵为了争夺“走资派”被打倒后留下的权力空间分成两派进行“全面内战”，中学红卫兵也分成逍遥和江湖两派，前者在家里琴棋书画，后者在街头征战码头。国际上美帝发动的越战升级，军机时常骚扰中中国南部边境。社帝一夜之间占领捷克，百万大军布阵中苏，中蒙边境 ，而且时常与中国军队发生边境冲突。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南面的胡志明小道源源不断的向北越输送军火和军事人员，而且感召来一群红卫兵“志愿军”偷越边境去越南参战，我哥就是其中一名，越境后被我军驻越部队“扭送”回国。在北面中国加强军事部署决不向社帝示弱，而且日以继夜的在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导弹。西方的学生青年运动也是如火如荼，在美国的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黑人解放运动与欧洲的“红卫兵运动”都试图与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一起“欲与天公试比高”。再回头看文革出现和泛滥的新中国江湖，也可能是革命砸碎公检法的原因，文革前被囚禁在西北劳改农场的一批旧社会前清，民国江湖文化遗传下来的黑社会流氓趁文革之乱逃回北京等皇城故地抢占旧城区各处的码头，例如前劳改犯“老混蛋”，引起由中学红卫兵运动分化出来的一批人（包括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一些另类子弟）崛起并演变为新江湖的“顽主帮”，例如因打败“老混蛋”后脱颖而出统一北京江湖的头面人物周长利（出道于新街口或德外，后海一带）被黑社会命名为“小混蛋”，据说他背后还有更高级别的江湖隐身舵主。在那段时期的青少年社会中流行着文革前闻所未闻的江湖流行语，例如码头，查架，佛爷，吃佛，洗佛，婆子，拍婆子等等。

码头：黑社会势力中各帮派的地盘。

查架（约架）：黑社会两派人马预定在某地，某时进行“大比武”，战败一方让出码头或被收编，也可能握手言和，从此两个码头井水不犯河水。王朔写作编导并主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曾有描述。

佛爷：以扒窃为生的职业扒手或“实习期”的小偷（文革中“下海”的学生为主）

吃佛：在本地盘内的顽主头领按规矩接受佛爷供奉的“保护费”。

洗佛：不同地盘的顽主到别的地盘里逼迫或洗劫该地盘佛爷的“固定收入”。

婆子：江湖上依附顽主的女青年或女孩子，类似时下称呼的“小秘”或“二奶”或“三奶”以至于“N奶”。

拍婆子：顽主在街头识别出婆子后进行尾追和裹挟，成功后将婆子收编于自己帐内。拍婆子最易于引起查架，因为本地盘内的婆子不用拍，需要拍的都是别的地盘里的婆子或仰慕顽主的还没出道的女孩子。

问题出在文革中沉渣泛起的旧时代黑社会文化卷土重来后兴起的江湖顽主社会现象偏偏遇上了文革中特有的“红卫兵运动”。文革早期，公检法被砸碎，周恩来利用陈毅之子陈小鲁为首的西纠负责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火车站在八次红卫兵接见时期的治安以及谢富治利用红卫兵镇压社会流氓（文革江湖刚出现时期）都属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特殊使命，因为干部子弟天生就是掌权干部的子弟兵。

发动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政权已经有相当大的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或被变节分子所掌握，在乡下一包香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更别说嫁给一个女儿了。文革前的话剧《夺印》中有个场景，地主女儿在村里到处吆喝“何书记吃元宵了！”，这个场景我记忆犹新。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教育战线自解放以来从来都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文革始于教育革命停课半年先打倒学术权威，再踢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掌握下的党委（含工作组）闹革命，最后完成斗批改的教育革命大任。张春桥说教育革命完不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没有了，他还说完成教育革命的功勋比以往所有革命功勋的总和还要大，可惜学界和坊间因脸谱化对张春桥一概忽略。

因此文革初“我们的孩子”起来组织毛主席的红卫士组织（后改为红卫兵组织）立马被毛泽东认可，很可能他认为红卫兵组织类似他当年组织的非政府学生团体“新民学会”，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这一毛泽东最钟爱的口号炮轰党委和驱赶工作组可能让毛泽东回想起他当年领导的学生运动（驱张运动）的成功，他正需要“驱刘邓及工作组运动”。

随着文革的深入，几乎中央各机关司局以上干部和全国各省市厅以上干部都被冲击或被打倒，按毛泽东的话来说文革一大任务就是审干，这可能是他当年在延安通过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后统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统领下取得三年内战胜利夺取政权的经验鼓舞下的一次延安整风运动的重演，因此他重用了延安整风的的主要助手康生也就不奇怪了。文革中期（我认为文革到九大就算结束了）红卫兵们发现他们的父母几乎都被打倒了，打倒他们父母的主要是“后起之秀”的大学红卫兵蒯大富他们。“二月逆流”后，老干部群体暂时放下文革初始老干部各派系之间利用运动发泄历史积怨，团结一致对准中央文革，比较典型的是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亲自去林府找林彪达到共识不许造反派冲击军队（抓军队一小撮），所谓造反派在这里不再是专指红卫兵了，而是中央文革帐下的“新子弟兵”，即大学红卫兵，机关干部红卫兵，统称为造反派，例如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批斗刘少奇，王光美，揪回彭德怀，监禁贺龙，都是中央文革利用大学红卫兵甚至于中南海内造反派（底层年轻工作人员）干的，王关戚也可算作中央新生代（笔杆子）群体中的“造反派”，这些人文革前只是跟政治局领导们出差拎包的。因此，到了文革中期，中学红卫兵最活跃的群体，即干部子弟全体（号称老红卫兵 - 老兵）普遍感到失落，最早是从中央级别的高干子女开始，“二月逆流”的中央大佬回家后大骂中央文革，严令他们的子女不要再跟着江青这个老妖婆跑，为了保护父辈反击中央文革，联动出现了，随后“驱刘邓工作组运动” 变为"驱江，张运动“了，连林彪都说象张春桥这种人过去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是啊，1958年小张写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那篇文章令毛泽东非常赏识，特别是张提出的恢复供给制，毛泽东还责令陈伯达外出调研时带上小张，当时小张诚惶诚恐屁颠屁颠的跟着大佬陈伯达并给老陈拎包。 仔细梳理张文后似乎可以看出《五七指示》的思路就来自“张春桥思想”，即“大锅饭”应该大跃进到“大锅国”。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说了，我们在抗日根据地早就实行过了（例如大生产运动），其思路就是工农兵学商全国一盘棋，内部交换产品自给自足按需分配取消八级工资制。但是老红卫兵们哪里有兴趣去关注《五七指示》和“张春桥思想”，中共内部一向注重资历和级别，例如“我爸30年兴国参加红军，开国少将”，当然上将，中将就更了不得了，直到现在红二 **会的报导还是对父辈历史地位论资排辈排定坐席。因此当年老兵组成的联动发动的“驱江，张运动”被严重打压，引起中共资格最老排位第一的毛泽东命令把他们抓起来关牛棚。当年我们都熟悉的一首“儿歌”最说明问题：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曾爱我，且看今日送果人，戴上手铐把牢坐。”

待续

注：本文中出现“红二 **会”的格式，是网络自动修正删改，并非我的原文。

无声

1968年，北京从干部子弟发起的中学红卫兵运动逐渐衰落，文革“打倒一切”的审干运动几乎席卷了各级所有老干部。中学校园老三届既没有进行实质上的“教育革命斗批改”，也失去了文革初期参加运动的热情，这种情况实际上是1967年初经毛泽东同意由谢富治主导的抓捕联动分子的后遗症。
资料：

联动
联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1966年12月5日成立。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总部设在北大附中。“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只能组织起来自救。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他们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他们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
联动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联动成立伊始便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江青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踢开中央文革！”的口号。 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中，联动的任务正是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前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压制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击造反群众，这是毛泽东的论调。后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则指对老干部及其家庭的冲击和迫害，这是“联动”自己发明的概念。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4月22日得到毛泽东下令后释放了联动成员。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1968年春夏间。
在各地，都有类似联动的组织：如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等。他们也先后遭到了镇压。

在联动被镇压后，干部子弟红卫兵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他们去哪了？1968年7月底毛泽东召见大学红卫兵杀人的五大领袖时做了总结：


“毛主席说：“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毛主席说：“你们今天两个地方。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错误，我们是护你们的。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通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泽东紧密的关注和追踪联动这批干部子弟老红卫兵被关了几个月放出来后的动向。毛泽东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在这里毛泽东知道北京长安街从天安门到八宝山一线都是党政军机关大院。这条线就是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的势力范围，那些机关大院的老红卫兵互相都认识，我不认为毛泽东指的是老红卫兵在划分黑社会的“码头”。当年老红卫兵骑的都是凭票买的一水儿的锰钢永久13型，相当于现在的宝马和奔驰。接下来毛泽东说“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毛泽东是在说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在大街上耍流氓抢钱，侮辱良家妇女？  联动头目100多人是67年4月22日由毛泽东批准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毛泽东是在68年7月底说的前面那些话，在这一年多时间里，社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学红卫兵大多回家逍遥了，而平民为主的北京新江湖顽主帮崛起并且挑战从万寿路，公主坟到市区的长安街沿线机关大院老红卫兵传统地盘。小混蛋为首的顽主帮最早是在西单（长安街旁的商业区）与“逍遥”的老红卫兵发生冲突，我们知道小混蛋出道崛起的码头是在后海，新街口，德外一带，他染指西单就说明他要把码头扩展到老红卫兵活动的地盘（不叫码头）。在码头里顽主都做什么？

作家王山（网名四横竖）回忆录中写道：

“四横竖与周长利（小混蛋）关系最紧密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冬到一九六八年春的几个月里，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周声名日盛，早已经不直接带“佛爷”了，日常花销由较低级别的玩主们不定期的“成数儿”地提供。四横竖远没有周长利那么大的“份儿”，除了每天分手时周给一些零用外，钱的主要来源还是“洗佛爷”。在天将晚未晚的时候，站在新街口电影院广场外面的马路边上，走路的坐车的佛爷们都能看见。身上有钱的，或是有事相求的，就会自动凑过来，或亲热或谦恭或偷偷摸摸地往你口袋里塞上一把，是多是少并不点验，他们自己掂量着办。有几次，周长利为四横竖“戳杆子”（撑腰当后台的意思），也陪着站过几回街。这种时候，收成就远远好过平日。顺便说一句，那时在玩主中，最被鄙夷的行为是“码银子”，就是弄了钱不给手下人花，自己藏在家里房梁上。钱攒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宣布金盆洗手“不玩了”。（这种不玩，往往说了也白说，几个玩主联手，不把你成码的银子敲干净了不算完。那时，你再洗手，就没有人搭理你啦）。
一天，周陪四站街，恶作剧地提出要和四打个赌：两个人并排靠墙站着，有佛爷过来，都闭上眼睛，不许睁开，也不许说话。天黑以后再数数谁口袋里的钱多，然后小吃大，钱多的把钱全部上贡给钱少的。那天四横竖挺紧张，搞了不少小动作，佛爷走到身前，听动静是想要把钱塞给周时，就眯缝着眼睛，射出严厉的目光威吓。有几次，钱都碰到周的口袋了又缩了回去，转投四爷啦。佛爷一走，四横竖就放肆地狂笑不止。周气愤地踢了四好几脚。”

毛泽东说的“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 应该说的是小混蛋这些人和事，估计是下面人汇报时把穿着抢来的将校呢军装的北京顽主说成是联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