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台湾著名的两大黑帮组织——竹联帮和四海帮——的崛起也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5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安排自中国大陆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官兵及其眷属，陆续兴建了不少房舍，称为眷村。有趣的是，此类眷村的社会形态与北京的军队大院有着惊人的相似。生活在眷村里的孩子们被虎视眈眈的原住民所包围，他们时时感受到外来的威胁。想想也是，1949至1950年，共有60多万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至台湾，狭窄的台湾岛突然涌入如此多的军政人员，原住民难免会产生些抵触甚至排外情绪。于是双方摩擦不断。眷村里的孩子们势单力薄，经常受到原住民孩子们的欺负。这时眷村里一些身体健壮、性格强悍的孩子王便应运而生，他们组织起眷村的孩子，结成一个个江湖团伙，与原住民的孩子们展开火拼。眷村孩子的血管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对使用武器与战术无师自通，原住民的孩子们很快便败下阵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名鼎鼎的竹联帮和四海帮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江湖帮派的早期成员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子弟。多么惊人的相似，又是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抗，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血腥气同样浓重。
回到大陆这一边。其实周长利身边的朋友也不全都是纯粹意义上的平民子弟，比如，焕一、边作君、王冀平等人的父辈都曾是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王冀平刚刚出生，他父亲本有机会乘飞机逃往台湾，只因割舍不下儿子，自愿留了下来，等待他的却是1950年大镇反，这位旧政权的县长自然丢了性命。可想而知，这几位旧政权官吏的后裔，是在何等严酷的政治歧视下长大成人的，他们从小就被划入另册，成为政治上的贱民。他们沦落江湖似乎是一种命定。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对比：同样是国民党军政干部子女，台湾的眷村里则走出了大批政治、商业、文化方面的精英，宋楚瑜、章孝严、郭台铭、邓丽君、龙应台、李安、侯孝贤、林青霞、胡慧中、胡茵梦、王祖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海峡两岸都极具知名度的精英们几乎全部出自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家庭（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一般都享有独立住宅，很少有栖身眷村的）。可悲的是，出身于同样家庭的焕一、边作君、王冀平等人却远没这般幸运，他们沦落江湖，历尽坎坷。足见天道不测，造化弄人。这不能不说是三年内战带来的民族悲剧。
回忆起往事，苏新民、曹京生等人的抱怨也不是没有道理。按照周长利身边朋友的文章，1968年社会玩主与大院孩子之间的打杀被描写成了平民子弟反抗权贵子弟的斗争。这就有些离谱了。苏新民、曹京生、王小点等人的确出身于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但在1968年这个特定时期，他们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在政治上也同样被划入另册，沦为“黑帮子弟”。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丝毫的特权可言，甚至境况还不如普通百姓。而周长利出身于工人家庭，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工人阶级是绝对的领导阶级，在分配工作、参军、入党、提干等“好事”上享有优先权。可以说，周长利短暂的江湖生涯应该是出于他本人的选择，而并非社会的逼迫。红八月受虐的心理阴影和底层市井小民的逆反心态，可能是周长利一伙试图通过暴力运作来使自己迅速崛起的心理因素。周长利的死是一个悲剧，这一悲剧不仅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也参杂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江湖恩怨。
后来的一些回忆作品中人为地拔高周长利，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不可取的。尤其是用阶级对抗来解释这一事件，把一个以犯罪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不良少年树立成反抗阶级歧视的平民英雄，就有些脱离事实了。
特别是周长利一些朋友的纪实作品，把他写成了一个殉道者，悲天悯人，战无不胜；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周长利等三人在中山公园门口对阵三百多红卫兵，周长利一指说我要那顶帽子，三人直奔那顶帽子杀去，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己方毫发无损。如此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般的夸张描述，令当年的老兵们啼笑皆非。
“哪有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苏新民和曹京生异口同声地予以否认。“那时候只要是20个人以上的群架，立刻会传遍全城，没有我们不知道的。”
他们说的没错。那时虽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之类现在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但是靠着口口相传，信息的传播速度仍然是足够快的。特别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院圈子里，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上午发生，等不到下午就基本上会尽人皆知了。
而小混蛋的上述骄人战绩，无论是苏新民还是曹京生，或者段五一、魏仲瑶和王南生，都全然没有听说过。
然而，不管这些有关小混蛋的种种神话是否属实，不管小混蛋团伙与大院孩子之间的纠纷被后人增加了多少文学上的想象和道德上的渲染，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在与1966年政治氛围大不一样了的1968年，社会玩主与政治上不再得志的干部子弟之间其实已经少了几分成见，多了一些融合。早在小混蛋事件发生之前，包括那个后来被砍了几十刀的小邱子在内的不少玩主，都已然与大院的孩子们称兄道弟了。
与此同时，大院的孩子们也纷纷放下架子，开始接纳这些以前绝对不齿于来往的江湖异类。比如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作为一个有知名度的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他与社会上的玩主就有着颇为密切的来往。段五一从一开始就很反感甚嚣尘上的血统论。他与魏仲瑶一起，以他们得天独厚的红卫兵身份，在学校里保护过他们的不止一位授业老师。而他们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干部子弟中并不是孤例。
“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我都视为父辈，而且会服侍终生。”2015年5月的这天，尊崇传统道德的段五一坐在血色浪漫餐厅里，眺望着远处的湖景如是说。
在大院子弟中，段五一绝对算是个另类。当年他是公安部大院的领军人物，在老兵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一路“诸侯”。经历过北京1968年乱世的人都知道，在北京诸多的大院中，公安部大院的孩子最不好惹。他们人数众多，骁勇异常，堪称一群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按理说这群混世魔王的下场不会太好，照这么折腾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捅出大娄子，进监狱蹲上若干年是大概率结果。谁能想到这伙不良少年成年后竟都改邪归正，出了四个副部级干部、七八个正局级干部，还有若干大律师、大法官和知名学者。古人云近朱者赤，足见社会风气对人的影响不可小觑。
段五一与周长利算得上是过得着的朋友。说起来两人本不认识，也是不打不成交。一次在二龙路打群架，卫戍区值勤人员前来干涉，大家一哄而散。段五一和周长利两人阴错阳差跑进了同一条胡同。段五一拔出刀子说：“就剩咱俩了，你说怎么着吧。”要和周长利单个较量。周长利吃了一惊，说：“没想到老兵里还有这么勇的。”于是主动示好。两人惺惺相惜，遂成为朋友。不止是周长利，周长利身边的焕一、边作君、宝蛋、小二等人也都是段五一的朋友。
除了周长利一伙，段五一还与北京各城区玩主中的大哥大们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比如新街口的书安、书贵、英振、马宝力；南城的白梨、蔡木、大海；东城的刘胜、小平、猎狗、司令；北京站的黑子、赵雷、亚林等各路江湖大个儿。
尽管1968年老兵与玩主开始逐渐融合，但毕竟远未到水**融的程度。以老兵的身份，与如此众多道上的大脑袋来往并保持良好关系者，除段五一、魏仲瑶等少数几个人外，应该还是不多见的。
至于对周长利为人的评价，段五一是这样说的：“此人很讲义气，并不是真混蛋，他死得很可惜。”
周长利事件发生时，段五一恰好不在北京，周长利之死曾使他扼腕长叹，黯然神伤。
“那年周长利18岁，他体格健壮，短跑的速度也不慢，我想他还是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勇气，不然凭着手中的一柄短刀，他完全可以冲出去。可他不光是讨了饶，还交出了手中的武器，最后落个这样的下场。”段五一叹息道。
事情过去了47年，座谈会即将结束时，段五一问苏新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如果当时我在北京，以你我的关系，我劝你别去打小混蛋，你会听我的吗？”
一向认亲不认理的苏新民想了想，轻声回答：“如果当时是你劝我，我会给你面子，选择退出。”
可以想象，即使没有了苏新民的支持，咽不下那口气的王小点肯定还是会去寻仇的，但是那天袭击周长利的行动就有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推迟。事情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历史没有假设。发生的就是发生了。
1968年的周长利之死作为文革中一次有影响的事件而被载入史册，它留给人们的思考从未停止。也许，后世的学者会用它作案例，以全新的视角，更深刻地解读文革中的北京江湖和大院文化，乃至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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