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人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一代人“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文革上山下乡都是毛泽东一句话整出来的，因此恨他的人也好，爱他的人也罢，同时也包括很多对他感情复杂的人都认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是毛泽东个人的专利。例如那种“卸磨杀驴论”, "惩罚红卫兵论”，“劳改论”，“锻炼论”，“天降大任论”，“永葆红色江山论”等等都把目光投射在毛泽东一人身上。这也难怪，因为说到底是68-12-21毛泽东出面号召上山下乡，而且先从“说服城里的干部”下手，并且还要求他们把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前几天在另一楼里讨论“文革动机新论”，涉及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互动。众所周知，红军长征开始时毛泽东是个无职无权的“闲人”，后来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密谋”出了一个遵义会议，会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委员，辅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当时林彪和聂荣臻联名向中央提出进行打鼓新场战役的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军事会议上众人皆否定毛的意见，气的毛泽东当场辞职。但是会后毛泽东不甘心去找他的领导周恩来反复劝说，最后周恩来被毛说服就在次日出面决定接受毛的意见。

转眼到了68年，毛周关系转变为毛是领导，周辅佐毛。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似乎“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以及“在农村工作的同志”都不支持上山下乡。因此，在上山下乡决策上是否周恩来会象长征中毛泽东千方百计说服他那样也去说服毛泽东进而让毛泽东出面“来一个动员”发动上山下乡？

链接：

文革新解释 ...23456..15

无声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68-11-15中央文件要求大学毕业生“主要的是到农村去” 预示了一个多月后出台的68-12-21动员将会出现除了要求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而且还要求他们把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也送到乡下去，还好这次没象68-3-30批示那样提到小学生也有毕业分配问题！ 同时我们发现在68年9月后出现了“再教育理论”，但是张化的文章中说“1968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过去多年来在知青网都讨论过张化这个说法，网中人也考证过"再教育理论”是在68年9月出现的，我本人也曾去找张化试图核实这方面问题（但没找到她）。不论怎样说，与工农兵相结合理论转变为“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这个理论变化是很重大的，最后演变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就让后来学界和坊间的研究者伤脑筋了。当时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吗：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红旗杂志1968年第二期 1968年8月22日

姚文元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切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无声

1968年上半年，《红旗》未出刊，1968年7月恢复出刊。复刊后，1968年8月，姚文元与陈伯达共同负责红旗杂志社工作，实际编辑工作由姚文元主管。

在姚文元署名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里鲜明的提出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这是自军管军训后在教育领域领导权力的一次转手，姚说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姚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出现流血事件后写的，此文中还没没提“再教育”。网上有人贴出一幅当年的宣传画并给出“再教育理论”首次出现的来源：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兵相结合》

新浪默人的博客

2018-01-15 14:55:38

1968年9月12的《人民日报》上除了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栏之外，还专门在头版头条有一个占据三分之一版面的通栏式“毛主席最新指示”栏，这个最新指示就是这张宣传画上的一段话，这样的排版格局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是少有的。
       那天“毛主席最新指示”栏里的内容是：“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种形式持续了三天——9.12、9.13、9.14的报纸继续连续采用“语录”栏、“最新指示”栏两栏并存的形式，“语录”的内容天天变换，而“最新指示”的内容却一如9-12的内容，一成不变。

如今查访《文稿》，方才得知，1968年9月12日首次单独见报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源于毛主席对另外一篇调查报告的批语和修改。即：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九六八年九月）
一
照发。

二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２〕

三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３〕

四
整个教育制度〔４〕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将这份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本篇一写在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的话。此外，他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九月十四日予以转载。
〔２〕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
〔３〕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４〕　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几个字。
       根据注释的介绍，姚文元在1968-9-3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了那段话。而那篇调查报告发表在1968-9-10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人民日报转载该报告却是在9.14。
       所以，毛主席添加的那段话是先于报告的全文、于9.12首次见之于人民日报“最新指示”栏里。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9.12、9.13、9.14三天的“最新指示”栏里都特别注明了“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无声

张化说“1968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现在看来“主要的是到农村去”这句话是首次出现在68年11月的分配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文件上，而“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这句话首次面世是在68年9月14日，随后才可能如张化所说“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也就是说在68年9月还没有决定知识分子（含中学生）接受“再教育”主要的是到农村去，但是到了68年11月，终于决定了！张化把“主要的是到农村去”这句68年11月首次出现的最新指示放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这句68年9月次最新指示之前算作1968年7，8月间出现的最高指示就造成了后来学界和坊间的一种错觉，似乎毛泽东最早提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时就特指了“主要的是到农村去”。

事实上很可能最终做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决策就是在68年11月中央发出经周恩来审改的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文件前后那段时间，接下来就是68年12月底发出的68-12-21动员，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再一次转手，交给贫下中农了？姚文中指出：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很明显，老三届所在的城市学校教育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由学生，教员参加来完成，因此张春桥说不能斗批走，不能让学生下农村。68年11月中央文件明确说出了教育革命的任务和方法，即“主要的是到农村去”，在农村广阔天地的大校园里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我们这一代的命运以及文革废除高考停课半年搞教育革命的历史使命就这样转移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最新教育革命理论的指导路线上去了，接下来就是新的10年教育革命新篇章，新开高中后的毕业生也都先下乡，大学生在乡下选拔，当然不仅是知青，还有农青。城市要招工也从乡下的知青和农青中平等招收，68-12-21动员是一石多鸟，既解决了城市学生分配的难题，也解决了教育革命的难题，周恩来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的合作再次体现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天衣无缝！

无声

对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梳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对文革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实际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学毕业生有过分配工作的具体文件。有人说了，中学生和大学生不同，大学生属于国家干部编制，国家对他们的毕业分配有预算，他们毕业后在分配到工作之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归国务院管理。而中学毕业生在分配到工作之前属于社会无业群体，属街道委员会管理，等同于社会闲散人员，例如会宁大妈，她们靠家庭资源生活。文革前对没有工作的中学毕业生的称呼是“社会青年”，准确的说是“无业游民”，靠家里养活。

但是毛泽东在68-3-30批示中说“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 这就意味着如何分配大学和中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在考虑的“普遍问题”，在这里小学毕业生的分配就忽略了吧，实在猜不透老人家是怎么想的！ 68-4-4中央出台了“四个面向”的中发 ［68］54号文件，周恩来年谱中记载了68年夏对高中毕业生分配的考虑：

“1968年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问题出来了，自67年9月到68年11月连续出台了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好几个分配工作的中央文件，偏偏就是没有对高中毕业生的分配文件。人们说了，当时高中毕业生是按“四个面向”分配的，此话没错，但有漏洞，因为还有放了暑假的初中毕业生的何去何从没有说明。按周恩来68-6-28讲话中的逻辑来说，高中不放假是为了进行毕业分配，那放暑假的初中就不该进行毕业分配而是应该升入高中了吧？ 总之，从67年9月开始分配大学，中专毕业生到毛泽东68-12-21动员之前都没有对高中毕业生的分配和初中毕业生是否升学发出的中央文件。但是，68年5月2日“安置办"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可是先声夺人的提出了：

“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你看这个被回城闹文革的下乡知青赶的夹着皮包到处藏身的几个安置办司局，处科级以下的干部居然提出了中央都没定夺的初中毕业生的去向，不但不让他们上高中而且还让他们上山下乡插队为主？在此之后中央出台了分配67届，68届大学，中专毕业生的文件，还是不理中学毕业生？直到68-12-21动员，毛泽东才提出“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安置办”68年5月敲边鼓，老人家68年12月一锤定音，大学不办，高中也不办了，连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内，与三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届大学毕业生” 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后再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含知青）。

毛泽东的68-12-21动员远胜过那些经他批示“照发”的中央文件吧？中学生不用抱怨没有分配自己的中央文件了，而且68-12-21动员的排名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 为先后次序，只是少了68-3-30批示中提到的小学毕业生！皆大欢喜了吧？敲锣打鼓上山下乡，只是后来发现大学生所谓的上山下乡都是带着国家干部工资大多去军队或国营农场，初中，高中毕业生是去当纯农民拿工分，国家不管饭。

无声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反正到了68年11月15日中央出台了分配68届大学毕业生的中发〔68〕158号文件一个月后毛泽东号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68-12-21动员才出台。对于66，67，68三届大学毕业生来说68-12-21动员晚了一步，人家都各领对号入座的中央文件按“四个面向”分配工作走人了，说是让他们“主要的是到农村去” 完全没有对线。对于66，67届高中毕业生来说68-12-21动员似乎也晚了大半步，这两届高中毕业生也按照“四个面向”分配的差不多了。那么68-12-21动员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但老三届的三届初中毕业生都被要求上山下乡，而且还捎带上文革中延迟升入初中的69届，这似乎不符合发动上山下乡是“卸磨杀驴”或“惩罚红卫兵”的说法，因为很多老三届中学生都按“四个面向”留城了。
总之，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动员非常不符合他的一贯思想和说法。文革前他就说了“学制缩短以後，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1964年春节讲话） ”。
“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1965年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到了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说的更明确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

如果我们能够排除毛泽东发出68-12-21动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文革教育革命的困局所不得不采用的临时性的和短期性的上山下乡政策，那我们就要挖掘历史的真相。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没有悬念的说到了68年底大学老三届毕业生按学制要求都完成分配了，但中学毕业生人数比大学毕业生多的多，而且到处惹是生非，成为了城市“公害”，因此更让中央头痛。但是又有人说了，中学爱闹事的红卫兵只是少数，大多数老三届中学生到了68年底还没有分配的基本上都在家里“琴棋书画”的逍遥，如果要整治那些联动，西纠时期延续下来的爱闹事的老红卫兵，可以让他们上山下乡去改造，为何要取消“四个面向”搞“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累及无辜？这种说法确实有其道理，就说蒯大富他们清华红卫兵武斗队也没多少人，但他们杀死了几个毛泽东派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员，把事情搞大了。诚然，这似乎也不是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那样简单，蒯大富，韩爱晶他们几个直到今天还不理解为何毛泽东派工宣队去清华不事先通知他们这些毛泽东中意的红卫兵爱将一声（或者说故意瞒着他们）。这个问题多年来在网上一直都在讨论，直到谢静宜的回忆录才披露出谜底。

《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
谢静宜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5年03月04日 03:43
1968年，遵照主席指示，我跟随**去新华印刷厂“支工”，几天后两派群众大联合了。
1968年6月，新华厂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时全北京市的工厂绝大多数都联合了。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但学校的形势不好，大学里两派之间搞武斗，北京市北大、清华最为严重。双方的高音喇叭，除在校内对骂外，还出动汽车到市内喊话。
被围困的清华大学“414”派，每天都派人乘小车到中央、市委门前、周围街道用高音喇叭呼救。
总之，由于大学的武斗不止，闹得广大群众昼夜不得安宁，都为此非常气愤。
在这种形势下，7月24日上午大约10点钟，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打电话到新华印刷厂，叫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我放下电话即去见主席。主席先问了一下新华厂的情况。
主席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主席把烟蒂往烟缸上一揿，站起来，气愤地来回踱步，加重语气说：“有本事拉出去打，打它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
主席略微停顿一下，面部仍带着气愤的表情说下去：
“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主席说这句话时，语气是那样干脆、肯定、有力。
主席这时自言自语伸出左手数着手指低声说：“北京有100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语言激昂。他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
我被主席的指示惊呆了，脱口问道：“这是真的啊？”
主席笑了，说：“是真的。”随即交代：“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共同组织好这件事。”
主席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我领受任务后，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回工厂，将主席指示向张荣温副团长及迟群（革委会主任）作了传达后，他们同我一起回部队报告了杨德中政委。之后，杨德中政委带我们三人又一起到汪东兴同志处，做了详细汇报。
遵照主席指示和东兴同志意见，由杨德中政委带领张荣温、迟群和我，到北京市委作汇报。
听取汇报的是谢富治、吴德、吴忠、杨俊生、刘绍文等领导同志。他们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他们说，清华大学武斗最严重，科学馆被烧，压在科学馆下面的人既没有吃的，也断水、断电，快困死在里边了，先进清华好。
市委书记们表示由市委帮助组织联络工厂。并找来清华大学地图多张，研究部署工人宣传队去清华的路线。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那几天，由北京市委组织工人在大专院校周围游行，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不进校，游一阵子回来。（节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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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68年10月31日  下午四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如何传达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等事项。
同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毛泽东对大家说“已经两年不招生了，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就差不多走光了。现在这一批大学生就让他们下去，到工厂去学，到农村去学，这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这个问题也没有最后决定，今天就出题目，请大家考虑一下。”

无声

通过上节的资料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到了68年7，8月间，毛泽东已经准备结束文革开九大了。国外学界认为文革就是以召开九大，中央文革解散为结束点，这样说确实靠谱，尽管毛泽东有过文革10年的说法。我们知道清华7-30流血事件是大学红卫兵运动被取缔的“拐点”，谢静宜的回忆解密了那段历史幕后的秘辛。不论怎么说，毛泽东当时正在按部就班的安排刘少奇的归宿，决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命运，同时毛泽东最后不但还要对线文革初停课半年搞教育革命斗，批，改的宣言，而且还要推动教育革命再出发和建立全新教育模式，这是源于他自青年时代的梦想，至于是否行的通？也就是说是否能够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以及是否能得到在农村工作同志的合作属于另一个话题，也就是本文后面要梳理的“走后门运动”。

说到这里还是要梳理一下我们这批文革中学生自己在当时历史中的角色和影响。前面说了大学红卫兵对工宣队开枪投弹弄出了惊天动地的流血大事件，中学生没有类似的大事件吧？尽管与大学红卫兵相比之下中学红卫兵只属于“小刀会”，撑破天了也就是耍弄几把菜刀，钢丝锁。但是不要以为毛泽东不知道当时中学生里的“行情”！毛泽东在清华流血事件后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时专门谈到了中学生：


“毛主席说： 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

无声

毛泽东是谁？林彪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的历史人物，但是中国几千年还真没有出过能够操纵世界的人物！毛泽东力主打了与世界最强军事国美国之间面对面的朝鲜战争，毛泽东力主打了与世界社会主义大哥大苏联之间的珍宝岛战斗，毛泽东还玩了一把深挖洞的核战争炒作游戏 （难怪今天朝鲜小金要学他，但没学像，还得自毁核武，除非运到中国东北藏起来），最后毛泽东出乎所有人意料弄出联美抗苏，这要放在别人身上早就成为被打倒一百次的“刘少奇”了。因此毛泽东必有世界性历史人物所必备的过人之处。毛泽东是农村富农家庭出身，自幼外出求学，当过半年辛亥新军的士兵，读了新学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自助“共产新村”。他从小城长沙到了北京进了北大图书馆当校工，利用图书馆自学兼旁听大学课程，又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成为莫逆之交，并没显示出很多人说的在北大产生很大自卑感，他能留学都没去，把从章士钊那借来的一笔钱资助别人留学了，他成为留学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可不是《围城》中到国外搞假文凭的酸书生。说毛泽东学历低自卑？那都是以几十年出千百万的常人之心渡几千年出一个的历史人物之腹。毛泽东在长沙读师范中专时半夜“旷觉”和萧瑜在山头上起草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计划，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造反组织，文革中他容许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普及全国（但不能造他的反）。他领导的新民学会发动的两场“驱张运动”能够把省官和校长拉下马也算中国历史几千年未见的奇闻吧？
链接：

1，驱张运动_百度百科

2，驱张运动 (张干)，维基

难怪孙中山很看重湖南小伙子毛润之，汪精卫还推荐他当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文笔不说了，直到文革毛泽东还不断的为那些党报大员撰写或修改编者按。就说玩武的吧，一介书生拉起一票人马上山落草，最后星星之火烧毁了中华民国，他指挥的三大战役连斯大林和美国西点军校都不得不服。最令世人乍舌的还是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惊天地泣鬼神（“牛鬼蛇神”）的文革，他做出的最崇高的最高指示是继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之后的《五七指示》，而且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付诸实了实践。只不过毛泽东还遇到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另一个历史人物周恩来，真是“既生毛，何生周”？不去说毛，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就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让我们这一代人以学为主兼学工农兵的伟大计划愣是被改变为“单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了！

毛泽东最大的特点是不但能上到殿堂，而且能下到江湖。文革中蒯大富那些几十年出一打的跟风造反的书生到现在还不明白毛泽东派工人去围剿他们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们？毛泽东消除大学红卫兵易如反掌，但对中学红卫兵就有些头痛，因为全国中学生红卫兵太多，而且到了文革后期都流落到各城市的街道“江湖”成为“青红帮”一类的帮派。还有更邪乎的，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在中学生中还出现了“顽主帮”，这在大学生中是没有的。网中人刚给我发来一篇当事人对北京顽主领袖“小混蛋”的历史总结，值得一读。与老蒯的清华杀人事件一样，小混蛋之死事件据说当年也上了中央内参，直到不久前冯小刚导演的《老炮》还在咀嚼那段历史，小混蛋被说成了继梁山好汉那些几百年出上千的江湖人物，据说现在知青中央领导人看了《老炮》后说很真实。。。。。。

无声

“小混蛋”之死：1968年北京的江湖恩怨
美国华闻周刊  2016-05-04 （此文在国内一些网站都有转载，属出口转内销）

1968年6月24日中午，北京二里沟无轨电车站见证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斗殴。绰号“小混蛋”的新街口玩主周长利落荒而逃，在这个电车站被几十名大院孩子追上并团团围住。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个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混蛋”也不得不低下自己倔强的头颅。然而他的告饶并没有赢得对手们的宽恕，局面迅速失控，这个年轻的生命最终消失在一片血色之中。
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周长利事件。
1968年北京的江湖
1968年夏季的北京炎热而喧嚣。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早已失宠于当局，他们一向藉以自豪的红色出身此刻也变得一文不值。他们的父辈——各级党政军干部——在政治上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文革初期被捧到天上的红卫兵小将，大部分人已沦落为政治上的“贱民”。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1968年是个极为特殊的年头，经过1966年“红八月”疾风暴雨式的扫荡和1967年蔓延全国的大规模武斗，暴力和血腥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文化却变成最不值钱的东西。在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氛围下，北京的“大院文化”悄然兴起。所谓大院是指中共建政后以各部委机关、军队各军兵种机关的办公及生活场所建立起来的相对封闭又自成一体的院落，这种大院内部空间很大，管理严格，生活设施齐全。生活在这些大院里的孩子们唯一能与社会发生来往的地方是学校，除此之外，他们对民间生活所知甚少。而196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脱离了学校约束的大院孩子们便以各自居住的大院为单位，自娱自乐，消费青春。他们串联交往，游离于政治大气候之外，不少人甚至试图寻求一种颓废的生活方式，比如撮老莫（去莫斯科餐厅吃大餐），拍婆子（在街上追女孩子），打群架，啸聚于公园（冬天则为冰场）、剧场之类的公共场所，直接蔑视并破坏公共秩序。一个个无视法纪又有着独立于主流社会基本价值标准的团伙逐渐成型。这是一种文革中期北京所独有的特殊现象，属于亚文化状态，后人称其为大院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或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用今天的角度审视，文革中出现的大院文化，它的成因复杂，但却具有某种近似于江湖团伙的味道与雏形。
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受到严酷打压的民间青少年团伙也得到了喘息机会。比起大院子弟，这类团伙更具江湖匪气，由于其成员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多人的父辈还曾是旧政权的中下级军政人员，他们自幼目睹了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政治上饱受歧视，个人前途无望，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文革之前便由于违法活动而进了少管所或工读学校，早已被划入另册。文革初期首都中学红卫兵以“镇压流氓”为名对这类青少年进行了残酷打压，酿成不少血案，双方积怨甚深。到了1968年，这些江湖团伙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具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他们自称“玩主”。绰号“小混蛋”的周长利便是玩主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周长利工人出身，家住北京西城区新街口一带。据他的朋友边作君先生介绍，周长利在文革之前并无劣迹，据说还是个助人为乐的好孩子，曾经救过落水儿童。可是在当时那种你不欺负别人别人就欺负你的大环境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凭暴力立足的丛林法则。周长利中等个子，肌肉发达，动作敏捷，颇具组织能力。此人从崛起到死亡只有几个月时间，身后却留下很多传说。其实，当时的周长利虽然名声很大，但并不是所处团伙中的“老大”级人物。这个团伙中的老大是一个叫焕一的青年，“小混蛋”周长利一直到死都称焕一为大哥。
周长利的崛起很传奇。在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湖后生，只要敢于挑战并击败名声显赫的江湖大佬，你的名声就会像传奇故事中武林高手吸收对方能量一般，迅速倍增。周长利似乎深谙此理，他率领十几个兄弟，怀揣着菜刀和三棱刮刀，到处挑战江湖上的成名人物，特别是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1968年的4、5、6三个月，以前默默无闻的周长利以心狠手辣、行动果断著称于江湖，“小混蛋”的大名如日中天。他的行动对象很明确，专对老兵（老红卫兵）下手，而且一出手便动刀，凶悍异常，在以大院为据点的老兵中间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周长利的一时得手并没有引起老兵中头面人物的特别关注，一些有势力的红卫兵大佬仍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人称老贺的贺邯生是海淀区红卫兵的大哥大，他和几个朋友在西四三角地遇上了带着十来个人的周长利。老贺曾经是广州军区体工队队员，受过专业格斗训练。他比周长利年长四五岁，体格健硕，胆量过人，戳在那里仿若一座黑铁塔。周长利看上了老贺胸前硕大的毛主席纪念章，放肆地说你这像章不错啊，伸手就去摘。老贺顺势一把攥住他手腕，脚下一个扫堂腿，周长利扑通一下跌倒在地。生猛的周长利从没吃过这样的亏，爬起来想动刀子。他的一个小兄弟提醒他说那是海淀老贺，周长利一听有些怵。他惮于老贺的威名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口气。
地安门中学红卫兵绰号“瑶子”的魏仲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天傍晚他和朋友在灯市口附近的康乐餐厅吃饭，与同在此吃饭的周长利犯上了照（相互目光挑衅）。改革开放后当上律师的魏仲瑶从小爱玩跤，称得上身手矫健。他并不知道对方就是赫赫有名的新街口小混蛋。见对方把手伸到兜里，像是摸刀子，瑶子先下手为强，嗖的一下抽出腰间的片刀，一个箭步，人未到刀先到，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刃已然架在了周长利的脖子上。“别动，动就宰了你！”瑶子低声喝道。周长利的脸刷的一下白了，他自报名号：“我是小混蛋。你谁呀？”魏仲瑶也报出了自己的大名。周长利倒是知趣：“瑶子呀。你们学校五一和我没得说。”他所说的五一名叫段五一，也是老红卫兵，公安部大院子弟，平时行侠仗义，在当时的黑白两道都颇有人缘。魏仲瑶一听他提到了自己很敬重的同学段五一，便放下了片刀，双方握手言和。当时道上的规矩是，你的朋友如果也是我的朋友，在没有大矛盾的前提下，相互间的冲突便可化解于无形。
火拼
尽管老贺和瑶子等老兵依仗自己的名声或勇猛，曾一时镇住过桀骜不驯的小混蛋，但大多数大院子弟却没有如此的幸运。不断有人被小混蛋一伙打伤、扎伤，而且被打者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三十五中的红卫兵领袖卫星、在干部子弟圈子里十分活跃的唐星等。小混蛋被传为一个不要命的暴徒，扬言自己不打算活过20岁。他是那种人挡杀人佛挡弑佛的拼命三郎，十足的霸道，不断地试探着干部子弟群体容忍的底线。一时间风声鹤唳。而教训小混蛋，这成为从未遭受过如此大羞辱的大院孩子们的共同心愿。
王小点的遇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小点大名王南生，父亲是开国少将王文轩，在当时的七机部担任领导。文革期间翠微路一带有个“三校联防”，即太平路中学、育英学校、翠微路中学等三个学校红卫兵自发对付大专院校造反派“三司”的联合组织，王小点曾经担任过这个组织的总指挥。他人很活跃，交游广泛，与各个山头、各个大院的孩子都很熟络。所以他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当中还是很有些影响力的。
6月23日这天，王小点和弟弟王毛点、朋友刘胡子在西四乳品店吃完酸奶出来，被周长利一伙堵住。刘胡子提醒小点：“是混蛋。”王小点知道这下子凶多吉少了，小混蛋是个疯子，专和老兵作对，见一个打一个，根本不问青红皂白。于是他下意识地解下自行车把上的钢丝锁，却发现一个名叫宝蛋的光头用刀顶在了自己的屁股上。双方僵持了片刻就动起手来，王小点的弟弟毛点头上挨了一砖头，首先挂彩。周长利一伙人多势众，不光身上带着家伙，满地的砖头也是他们的武器。王小点的腿上也挨了重重一板砖，他还没缓过劲来，忽觉脑后生风，扭头一看，但见周长利的小兄弟边作君抡着一根木棍朝自己后脑勺揳来。王小点慌忙扬臂拦挡，手腕上的大英格瑞士表被打得粉碎，肩膀也被木棍上的钉子划得鲜血淋漓，这根木棍本是垃圾箱的木柄，被边作君当作武器随手拽下。与此同时，王小点的军装后襟也被三棱刮刀刺了个口子——幸亏他躲闪及时，没伤着皮肉。吃了亏的王小点跑去叫人，回来时那伙人已全部撤离，唯有周长利一人站在街上，双臂抱于胸前，神情凶狠冷漠，一副有种你放马过来的好汉模样。
王小点恶狠狠地撂下一句话：“三天之内我不碎了你，我的王字横过来！”
王小点他们先到西城分局报案，让公安人员看自己的伤处。公安人员说这个周长利我们也在抓，可是抓不到。王小点说我们帮你抓。公安人员说那好啊。王小点问如果在抓的过程中打起来怎么办？公安人员说打人还是不行的。王小点问如果他打我们呢？公安人员说那当然还是可以还手的。
聪明的王小点认为这已经算是为自己所筹划的报复行动征得了官方的授权。
第二天，6月24日。王小点一大早便找到了在老兵中颇有号召力的苏新民。一向以仗义和敢担当著称的苏新民一听哥们儿挨了打，再联系到这段时间内不断有老兵遭小混蛋伤害的事实，立刻怒从心头起，决定教训一下这伙专向干部子弟叫板的流氓。他们召集起二十来个人，抄起家伙，开始寻找小混蛋一伙。一路上不断有人参加，人越聚越多。听说是去灭小混蛋，大家既兴奋又紧张。他们很快便打听到了小混蛋的所在。
周长利等八个人这天要去香山游玩，此刻正在动物园附近的广丰餐厅吃饭。吃完饭刚一出餐厅门，就迎面撞上了这群来势汹汹的老兵。
号称打架不要命的小混蛋一伙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精神上立马崩溃，顿作鸟兽散，朝不同方向逃跑，其中六人逃脱了追杀，被追上的只有绰号小邱子的邱尚纯和被作为主要目标的周长利。小邱子首先被追上，王援朝出手砍了他第一刀，接下去众人乱刀齐下。小邱子卧在墙角，双手护住要害。他被砍成了个血人，却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小邱子本是个拂爷（职业扒手），据说偷钱包的技艺炉火纯青，他的手筋被砍断，从此无法再操旧业。改革开放后他从小摊贩干起，逐渐做大，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市个体协会的秘书长。看来那时在社会上混的玩主，并不都是无能之辈，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走上了邪道。若假以条件，在其他领域下下工夫，也都具有成为佼佼者的可能性。
关于小混蛋被围堵的过程，时至今日流传有多个版本。当时场面混乱，具体情景即使是在场的当事人也难以准确复原。据王小点回忆，气喘吁吁的小混蛋跑到二里沟无轨电车站时被他小弟弟王小六等四人截住。后来在德国读取博士的王小六当时只有15岁，却初生牛犊不畏虎，砍了小混蛋后背一冰镐，并扒下了他身上的军装和懒汉鞋。
苏新民、王小点带领的大队主力追上周长利时，周长利身上只剩下血迹斑斑的白色圆领背心、一个蓝色裤头和一双草绿色军袜。一向嘴硬的小混蛋这回彻底服了软，低声下气地肯求饶自己一命。老兵中有个叫小谭子的(开国少将、军委工程兵副司令谭善和之子谭渝光)，本和周长利认识，关系也算不错。情急之下周长利央告小谭子，能否向诸位老大求个情，放过自己。小谭子看到苏新民等人冷冷的目光，自知倘若求情，不光救不了周长利，连自个儿的安全都堪忧，他便没吭声。周长利绝望中又使出他在江湖上惯用的示弱手段，拔出一把匕首递给小谭子，说：“那你拿这把刀捅了我吧！”

无声

公安部大院的段五一与周长利私交一向很好，据段五一回忆，周长利的确曾经多次使用过这种示弱手段，在寡不敌众、身陷险境时主动递刀让对方捅自己，这一不太高明的手法竟屡屡奏效，使他多次化险为夷。但这一次周长利惯用的手段却失去了作用，在众多大院孩子众目睽睽下，小谭子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当即接过刀，挥手就是一刀。锋利的匕首从周长利左侧腋下刺入……局面迅速失控，老兵们乱刀齐下。本来没准备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的王小点此时想拦也拦不住了。等到大家发现小混蛋被扎成血葫芦的时候，赶紧用自行车驮他去海军医院抢救。可悲的是，这个年仅18岁的江湖枭雄半道上便咽了气。
事后公安局的尸检报告表明，小谭子的那一刀伤及心脏，是导致周长利死亡的主要原因。
周长利曾预言自己活不到20岁，竟不幸一语成谶。
1968年北京的江湖虽然械斗不断，但打出人命来却并不多见，况且当事双方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时间这桩血案轰动四九城，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大话题。
边作君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表述，周长利的尸体被他们拉回家，周的父亲拒绝接收，于是边作君等人在后海边上用湖水为其做了清理，并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和回力球鞋，然后在东郊平房火葬厂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葬礼。四九城玩主中的头面人物都云集于此，大家同仇敌忾地发下毒誓，一定要向老兵们讨还血债。
对此，当事人苏新民、王南生等并不相信。他们认为，周长利的尸体已被送到海军医院太平间，由公安局严格看管，而且做了详细的尸体检查，有尸检报告为证。边作君等人纵有天大胆子，也不可能把周长利浑身血污的尸体拉到后海边上清洗，这大概是一种文学描述吧。
据周长利的大哥焕一透露，由于周长利的家属拒绝认领其骨灰，焕一身在江湖，居无定所，只好把这份骨灰长期背在身上，直到他被捕判刑。周长利的骨灰不知所终。
血案发生后，苏新民、王小点、小谭子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拘留，关进了号称“七八九集中营”的“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当时这个学习班关满了失势领导人的子女，薄一波、贺龙、叶剑英、陆定一、李井泉、谭震林、谷牧、彭真、林枫等人的子女都是这里的长期“房客”。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政从军，逐渐成为了共和国的政要。
一年后王小点的父亲王文轩将军被解除监禁，恢复了职务，王小点也获得释放，被送往40军当兵。而苏新民重获自由身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小谭子获释后也去当了兵，此人1972年11月因白血病去世。
平心而论，当年卷入周长利事件的干部子弟没有人因此而受到刑事起诉，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文革中的这一时期法律和社会秩序完全瘫痪，大规模武斗尚未结束，而公检法机关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法律和秩序已经荡然无存。其次是因为法不责众，当事人又大多属于未成年，况且周长利本人正是治安部门在努力寻找的多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这桩凶案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仇恨在延续。那个曾经向老兵们透露小混蛋行踪的“线人”一直受到追杀，只好东躲西藏。当年的事件发起人之一王小点也未被仇家从复仇名单上划去。90年代中期的一天，王小点出席一家酒楼的开业庆典，周长利的弟弟周长民闻讯拎着一把**赶往现场，打算把这个三十年前导致其兄丧命的仇人一枪做掉。王小点的提前离席避免了又一场血案的发生。后来周长利的这个酷似他的弟弟在河北怀来死于与当地黑社会的械斗。没有了这个不依不饶的苦主，周长利与王小点的血仇才终于划上了句号。事情毕竟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周长利的江湖兄弟们也纷纷与包括王小点在内的干部子弟们一笑泯恩仇。
然而，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1968年夏天的那场血案却从未停止过发酵。作为文革江湖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桩血案逐渐演变成为传奇故事，不断被添油加醋，甚至加以道德上的诠释。后来又有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文艺作品；新闻媒体和私人博客也陆续披露当时的所谓细节。孰是孰非的争论更是一直没有停息过。在一些文章中，周长利被描写成为反抗压迫的平民英雄，这使得当年的那些老兵们有些不忿。
红八月因素
2015年5月的一个下午，一些曾经在1968年北京江湖上有影响的大院子弟及相关知情人士聚集在北京朝阳区蓝色港湾的血色浪漫餐厅，回忆并反思47年前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尘封往事。
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现在都已进入耳顺之年，各自过着“惯看秋月春风”的退休生活，谈起当年无政府状态下懵懂少年的种种出格狂行，大家既有些兴奋，又有些黯然神伤。有一种说法：文革虽然是官不聊生的时代，却是孩子们的狂欢节日。这话似乎有些道理。在座的这些人，尽管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大都遭受冲击，家庭破碎，经历坎坷，但在回忆往事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仍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多于沉沦和苦难。
当年周长利事件造成的冲击波在47年后似乎仍然没有消失，大家有很多话要说。
作家都梁是座谈会的发起者。1954年出生的都梁1968年时刚满14岁，在那个普遍早熟的年代，他当时的年龄已大到足以观察江湖，甚至参与江湖了。他的一本以文革中大院子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血色浪漫》写到了小混蛋之死，并以同情的笔调虚构了小混蛋的一个富于正义感的底层朋友李奎勇。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热播，以至于后来四横竖、边作君等周长利一方的写手受此启发，撰写了大量褒贬鲜明的回忆文章及文学描述。而干部子弟群体对这些“有悖事实”的夸张文字则普遍不太满意。都梁认为，争论因自己的作品而起，周长利的朋友们已经发声够多，所以自己有责任请另一方的当事人说说他们的看法。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在座的这些当年的江湖老大对周长利事件都有了更为冷静、更为客观的认识。他们一致认为这绝不是一起有预谋的凶杀，当事者都是些轻狂少年，当时并无杀人之意，只是想报复一下出出气，所以严格来讲这应该算作是不良少年之间的血腥械斗，由于局面的失控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而几位事件的亲历者也承认对周长利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深感愧疚。但是对于有些人所宣扬的周长利是平民英雄反抗权贵子弟欺压的说法，大家却无法认同。按照这种思路，仿佛大院孩子与平民百姓完全是两类人，大院孩子在1968年仍然享有多少特权似的。
“我们那时候哪里有什么特权？”当年计委大院的核心人物曹京生声辩。“家长被打倒，多次被抄家、搬家，母亲工资停发，作为走资派子女，政治上受歧视，生活上无依靠，居无定所，个人前途渺茫。”
曹京生身高1.8米，体格健壮，少年时热衷于散打、拳击、摔跤等运动，是个格斗好手。在1968年京城各路人马与计委大院的争锋中，沦落江湖的曹京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计委大院的孩子王。他带领人数众多的计委大院子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山头”，成为老兵群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曹京生1969年参军，复员后回北京工作，现已退休。退休后的曹京生对当年的行为有着比较深刻的反思。“我们崇尚暴力的思想是在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个人都产生了不良后果。今天回想起来，深感内疚。”
当年的周长利事件，曹京生并没有参加，但他的几个小兄弟参加了。他认为：“周长利事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为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必须要依法治国，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社会行为的准则。”
当年事件的组织者之一苏新民同意曹京生的观点。他指出：“文革初期干部子弟确实歧视出身不好的人；我们并不否认，那时候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受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一出身论的蛊惑，的确有一种革命接班人舍我其谁的天然使命感。”
建国后17年从未间断过的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教育，使得在红旗下长大的五○后孩子们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压不住的暴戾倾向。要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似乎一点都不为过。雷锋日记中“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一观念已成为当时的金科玉律，甚至渗透到了孩子们的骨髓里。苏新民说：“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心中充满了仇恨，行动上伴随着暴力。我们不懂得独立思考，只是把当局灌输给我们的暴力教育全盘接受……”
时光倒回至周长利事件发生之前两年的1966年。那一年的“红八月”充满了恐怖与血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释放出了第一个暴力信号，随即批老师斗校长的行动便在校园中展开，运动迅速升级并失控，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的现象绝非个案。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宋彬彬名字的一句点评“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等于肯定了师大女附中学生的过火行为。于是校园里的暴力迅速向社会上蔓延，以“破四旧”之名实施打人抄家，成为合法，并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