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从大历史的框架着眼去看上山下乡包括梳理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 曾有人将乾隆年间“下放”八旗子弟返回东北白山黑水老家的历史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提并论。有人说：

“过去我们认为除了上世纪有上千万的城市青年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号被放逐到农村或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才有了“知青” 。殊不知国外也有“上山下乡”的运动，苏联和纳粹德国也有“知青”。在260年前的乾隆年间就曾有数千户京城闲散八旗子弟下乡定居一事。满清入关夺权建国权后，经过历代皇帝对亲族施行“恩养”政策后，八旗子弟享领俸禄，坐吃皇粮，只习鞍马骑射，不识农工为何事。到了康熙中叶以后，八旗内部开始分化，少数王公大臣子弟仕途发达，积累了大量财富，骄奢淫逸；多数旗人则无职闲散，经济窘困，甚至负债累累，难于度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皆曾作过各种努力：或发帑金，或赏钱赐粮。然而这群八旗子弟积习难改，朝廷的措施恰似水泼石上，于事无补。到乾隆初年，在京城游荡的八旗子弟已达数十万之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朝臣们纷纷上书，痛陈在京八旗“生齿日繁，聚居京师，不农不贾，优游坐食”的危害性。形势迫使清政府别辟途径，作出决定：将在京的闲散八旗移驻东北。

据史料载，当时规定：在京旗人闲散者，哥仨者来二，哥俩者来一，即家有三兄弟者须走两人，家有两兄弟者须走一人。调拨北京闲散旗人到拉林阿勒楚喀，朝廷意在使这些八旗青年到满族的发祥地学习农业和练习国语（指满语）、骑射、恢复本民族旧俗，如此，既能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祚，因此堪称为朝廷实施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举动。据说，当时政策很优惠，每人给300亩土地，还给盘缠、车马，给盖房子、种子、牛、农具、零用钱，免赋税。因为这些八旗子弟不会种地，当地又天寒地冻条件艰苦，很多人难以适应，逃回京城。于是朝廷采取了进一步政策：一是让他们带家眷去，二是对逃回者抓到要杀头。现定居拉林的京旗人后代关鹏书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家族传说，据说当时朝廷准许旗民圈地，俗称“跑马占荒”，方法是，规定一定的时间，指定一个地点，给你一匹快马，让你从一个指定的地点出发，跑上一圈，所圈占的土地或山林或草地就归你所有。圈地的另外一种方法叫“一箭之地”，方法是选好你要圈占的地块，在这块土地的边沿上选好一个点，给你一张弓，叫你往前方和右方各射一箭，然后在两箭头的着地点取成一个方形地块，这块土地就归你所有了。
　首批北迁的八旗子弟用十年时间向朝廷展示了移民屯垦的初步成功。看来这一信息令朝廷鼓舞。乾隆十九年，朝廷作出计划：再派遣总数2000户八旗闲散子弟，前往拉林地区。在计划中，这2000户将被分成数批派遣，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二十七年，每批500名。结果是，离规定的年限还有三年，移民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我们不知道当年满清王朝是否预见到他们日后有可能落到象蒙古人一样被汉族推翻退回草原的命运，因此早早下手准备退路开辟“根据地”，有人认为将满清历史上的那次八旗子弟“回乡”运动与1968年的上山下乡相比拟并不贴切。不过按照人民网的常驻民间写手数学的观点来说，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核战争中保留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种，也就是把知识青年撒在原子弹打不到的穷乡僻壤保存下来绵延民族血脉。这样联系起来似乎有其道理，但是再往回推到秦汉时代去比较就会出现矛盾了！

无声

参加过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都知道“屯垦戍边”这个词，据我的了解“屯垦戍边”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毛泽东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为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中，以后被各生产建设兵团引用。中国历史上没有“屯垦戍边”这个词，类似的词有“军屯垦殖”。以下是我搜集的一组相关词汇资料：


屯田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以军屯为主。汉武帝刘彻元狩四年（前119）击败匈奴后 ，在国土西陲进行大规模屯田，以给养边防军，这就是边防屯田。

屯垦戍边 (古文没有这个词，相应的名词有军屯垦殖）
“屯垦戍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以军屯和民屯为主。早在西汉时期，汉政府就总结了西征失败的教训，开始“置校尉，屯田渠犁”，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条件。公元前60年统一西域后，西汉在西域的屯田又进一步扩大，屯田士卒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草，保障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也是维护西域社会安定和发展西域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自汉朝以后历朝历代都把屯田作为统一、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中，唐、清两朝屯田规模最大，收效最为显著。
屯垦戍边早在秦代即是秦王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先后在岭南和河套地区移民屯垦戍边，其规模前者是50万人，后者则是设置44县进行安置，为维护边疆安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书载“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衅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②即是对这一政策实施效果的记载。正是看到了秦王朝移民实边所取得的效果，进入汉代之后，屯垦戍边成为汉王朝治边政策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汉代的屯垦广布于西北、北疆、东北等地区，一方面为汉王朝解决了军队的补给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维持边疆稳定保持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对于边疆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赵充国利用屯垦顺利平息西羌反叛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有了秦汉两朝的成功经验，汉代之后的各王朝，包括众多割据政权都将屯垦戍边作为其治理边疆的重要政策。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更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尤其是清朝，不仅将屯垦戍边作为治边的主要政策，而且将屯垦的形式由军屯为主发展为民屯、遣屯、旗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不仅使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政策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对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军屯
是指驻屯的军队，利用驻屯军队就地耕种土地。军屯是“寓兵于农”的政策。郑成功论军屯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1]

民屯
古代屯田的一种组织形式。由政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按规定纳粮。 汉 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税粮和军队给养，均采取过此项措施。《元史·兵志三》：“ 世祖 至元 十二年，立 曲靖路 民屯，拘刷所辖州郡诸色漏籍人户七百四十户立屯。” 郑观应 《盛世危言·防边上》：“有所谓民屯者，如 唐 初行民屯，及 天寳 间，天下屯田收一百九十馀万斛是也。

垦殖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场。将荒芜的土地开垦成为良田亦作“ 垦植”。 开垦荒地，进行生产。《三国志·吴志·华覈传》：“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陈书·高祖纪下》：“周旋千餘顷，并膏腴，堪垦植。”《魏书·高宗纪》

寓兵於農與寓農於兵有什麼不一樣？ 鄭成功統治台灣時期，所實施的拓墾到底是那一個呢？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而「寓農於兵」的意思則頗有不同, 所謂的寓農於兵是說由軍隊進行農業生產, 也就是本為軍人但在負擔戰備以外進行農業生產減輕財政負擔, 通常都是以某個軍隊建置為單位進行集體農業生產... 但基本上這群人一直具有軍人身分, 這就是「寓農於兵」!
而以這兩者做比較則可以發現其中的異同點~
相同處:
兩者都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的政策; 兩者都盡可能地運用人力,讓國防需求和國防開支盡可能平衡;
差異處: 寓兵於農大致上是將農民或部分農民劃為徵兵對象, 所以基本上是平時是一般農民, 戰時則會被徵召為士兵;
而寓農於兵大多則是因為戰亂而徵召大量兵員, 使得財政負擔急遽加大, 於是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和彌補因為戰亂而損失的生產力, 因而變通出現的辦法, 命令軍隊於駐紮地就地進行農業生產, 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屯田」! 所以寓農於兵基本上是將軍人就地兼職進行農業生產, 使得軍人在駐防之外, 於駐紮地同時身兼軍、農兩種職業.

而由上列特徵和比較可知, 鄭氏治台時期所實施的是寓農於兵的軍事屯田政策... 南部許多地名如:左營、新營、前鎮...等都是當時軍隊屯田形成的地方和地名.

无声

梳理了词汇渊源和概念后， 再看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生产建设兵团：


“1950年，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1952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保卫祖国。”1953年5月，新疆*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命令，将驻疆人民*军二、六军大部分，五军（民族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共10.5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成了举世无双的农业生产大军，担负起征服荒漠、开发建设新疆、保卫边疆的历史重任。1954年10月7日，根据王震、王恩茂两位将军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建设的兵团组织，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了。兵团除原驻疆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外，又接受了来自山东、河南、四川、广东、江苏等地的支边青年及知识分子，下辖10个农业建设师，一个工程建筑师，两个生产管理处。这是我国自汉、唐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屯垦戍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是我国现代屯垦戍边制度的一个伟大创新。到1966年底，兵团职工总数已达80.86万人，耕地面积达80.86万公顷，粮食总产达72.3万吨。在“文革”的冲击下，兵团于1975年被撤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到1999年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起14个师（局）、173个农牧团场，5036个工交商建企业和大批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单位，分布在全疆16个地州市境内，成为一个拥有240万人口，规划面积近亿亩，耕地面积达1600万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垦区。”

根据历史传统的定义，建国之初由王震兵团359旅子弟兵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转业）应该属于“军屯”性质， 而后来加入兵团的各地支边人员包括十万上海知青到了新疆兵团后似乎与“民屯”的概念比较接近，与古代的平民在官地上屯垦类似。

至今关于1968年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各地组建的十几个兵团所接收的各大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含69届）算不算毛泽东68-12-21指示中定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直都有争议，因为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理论上来说相差甚远！按台湾学者对于郑成功组织屯垦的历史解读：


“寓兵於農的意思是兵力的基礎在於農民, 同時基本上國家平時並不供養龐大的軍隊... 統整起來說呢~ 就是軍人、士兵平時是一般的農戶、農民自食其力, 所以國家平時並不負責供養這群人, 遇到戰爭時由國家組織成軍隊出征, 這就是「寓兵於農」! ”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确实与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有很大区别，但是从文革大背景来说，包括五七指示，废除高考后的教育革命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理论以及当年战争阴云密布的国际环境，上山下乡的含义大大扩展了，全国所有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不论是去插队还是“军屯垦殖”都是一样的离开无书可读的学校，离开被文革闹的乱哄哄的城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党和政府不需要你们留在已经砸烂但还没重新建立好新的学制和课程的学校里继续读书了，从这一点出发，这代人的共同命运就不是上山下乡所能涵盖的了！其实那些按“四个面向”分配时期留城的老三届与上山下乡和赴边屯垦的老三届（含69届）根本的命运是相同的，我们的共同命运到底是什么？

无声

以上是中外历史上与上山下乡相关的历史回顾与对比， 中国历史上还有大量派遣劳动力修建长城与皇陵等历史事件，但是都不涉及1968年那种一刀切式的城市学子大规模从“高端人口”聚集区向“低端人口”聚集区的驱动。事实上，1968年那种上山下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延续了十年，具体来说是与学校教育体制结合起来的一种历史性的变革，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或在城里分配工作而是一律上山下乡之后再依表现被选送上大学或“农转非，因此而演变出来的走后门或开后门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离城下放（下乡或到边疆兵团）并不是以高端人口的身份前往，而是以谦卑的被改造的身份去接受“再教育”，因此社会最低等级户口身份的农民在政治上就被授予了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教师”身份（政治理论上的高端人口）。但事实上知青与农民在户籍身份上以及生产关系上完全没有区别，而且所接受的“再教育”完全没有现代学校文化教育（数理化）的任何内容，甚至也没有现代农业院校的教学内容和学制，就算归类于政治再教育也没有学校教育的形式，那些农民“教师”也完全是有名无实，而知青基本上被当成普通农民一样的劳动力，很少数的成为乡村教师或赤脚医生。从发动上山下乡的政治逻辑来说，“再教育”理论实际上就是施行知青与工农兵相结合，国外学界研究者对68年中国上山下乡的界定就是城市向乡村的移民。 但是鉴于工农兵的户口身份造成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前途出路的巨大差别，不论是“再教育”还是“结合”都彻底的被具体实践异化了！换言之，在工，农，兵三个不同社会地位上接受“再教育”或“结合”对于知青的个人命运和前途出路来说就有天壤之别了。因此，长期以来上山下乡的再教育理论常常被很多人说成是大忽悠，学界方面也有很多人把68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当年文革混乱造成的“无奈之举”，没说出来的就是所谓“再教育”理论完全是个“借口”。问题在于毛泽东有必要这样忽悠吗？ 从废除高考到上山下乡，两者间究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从学术上来梳理上山下乡的理论就非常必要了。

小资料：


中国为什么有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
来源：知乎
定义：户籍，又称户口，一种自古至今主要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法，在东亚中国大陆、台湾、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使用至今。
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特点：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近来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中国户籍制度为中国版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全国人 大常委 辜胜阻 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交流时也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户籍制度是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根据邓聿文的考察，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由于户口的不同而享受的待遇不同是一种对公民的歧视行为，黑户口问题更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在韩国，基于户籍制度而实行的全民征兵制是非常严格的。近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户籍制度造成了某些人权侵害和男女歧视的事实，韩国已于2008年1月1日废止了户籍制度。
最后，目前部分地区（例如青岛）已**和非农业户口制度，统一为居民户口。
在中国，法律规定户口簿也是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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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四: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演和决策过程

纵观多年来学界和坊间上山下乡研究的理论探讨，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是被引用最多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经典：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紧接着，人们就把毛泽东的这段名言和知识青年与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了，请看下面两段门户大网站的解释：


上山下乡_百度百科
开放分类：当代历史 -事件政治 - 文化大革命文革 - 名词 - 社会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团市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知识青年_百度百科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68年开 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为自愿从城市去到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在以上的历史资料里，是否出现了一些关键性的错误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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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看毛泽东1955年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选：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1）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13]一文按语)

（2）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26]一文按语)

毛泽东在1955年9月到12月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以上两段按语是前后呼应的，他对此书第13篇文章的批语是“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对第26篇文章的批语是“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样看下来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是在1955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提出让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就是“第二次土改”。我们知道农村的第一次土改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开始的，当然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共产党根据地也有过“分田分地真忙”。在解放初期的第二次土改中号召中学生和高小毕业去参加合作化运动，不是当普通劳动力，他甚至都没提高中生和大学生，这与文革中他在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中提到大学，高中，初中的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完全不在一个语境里。另外，毛泽东上面的两段按语是对谁说的？ 是城里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吗？似乎不是吧？ 高小毕业生就是6年级小学毕业生，平均应该在十三，四岁，城里这么小的孩子能去农村当会计吗？ 据社科院的刘晓萌的资料，

“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市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经过刻意的梳理，我们看到了解放初胡耀邦领导的团中央学习苏联经验要找人去边疆垦荒，团中央找到了北京郊区的农民（团支书）杨华带队（队员都是农民）出发。而毛泽东动员去农村参加第二次土改的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实际上是“回乡青知”，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为何叫“回乡青知”而不叫“回乡青知”？因为毛泽东那时把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称为青年知识分子。

资料：

胡耀邦和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5年1月16日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述评《赫鲁晓夫同志在莫斯科青年志愿垦荒者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事先经胡耀邦审阅，在他建议下，编辑部特意在文中加上了一句话：“赫鲁晓夫的讲话对中国青年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教育意义。”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时，特意去认真了解苏联在1954年实行的大规模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
正在这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首诗――《致团中央书记的信》，诗中表达了对于边疆垦荒的向往。读到诗作，胡耀邦的灵感被触发了，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要见作者。作者很快赶来，胡耀邦急切地询问：“你愿意垦荒吗？如果我批准你去垦荒，你去不去？” 作者沉默了，他只在诗歌中表现了激情，并非真的做好了投身其中的准备。 胡耀邦决心物色另外的人选，责成团中央办公厅主任黄天祥和张黎群共同负责，团中央办公厅黎雁、青农部储占书和《中国青年报》编辑舒学恩（笔名舒展）具体物色和筹划。
恰好，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青年农民、中共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早在将近一年前的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向石景山区委秘书周全表达过远征开荒的愿望。 杨华家乡的可耕地有限，他想到了垦荒，将荒原变成粮田。从舒学恩那里得知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寻找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杨华激动地对舒学恩表示，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垦荒！ 有了领头人，接下去是使事情向纵深发展。团中央于7月25日草拟了《关于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由胡耀邦批准后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部。意见说：“青年团在开垦荒地的巨大任务中应起积极的突击队作用…… 在条件许可的地方，还可以建立一些青年村、青年集体农庄或青年农场……” 这就是青年垦荒队的雏形了。 经过团中央工作小组的筹划和组织，杨华和南苑区的李连成、李炳恒、东郊区的张生以及门头沟石门乡的团总支书记庞淑英等人，一起来到团中央机关商量组织垦荒队前往北大荒。

看来看去，杨华垦荒队里没一个北京西城区，东城区，宣武区，海淀区等城区的中，小学生。

无声

1958年以前新中国还没有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农民不想种地了可以进城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施行计划经济，在农业方面统购统销，取消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方面施行统管统配。毛泽东曾说：


“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什么都要管，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因此要进行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这样的：

“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国内失业人数庞大，失业原因复杂，城镇就业面临巨大压力。过重的历史遗留和迅猛的劳动力增长对城镇就业的挑战。1949年国内城镇失业人员基数太大，从登记的情况来看，1949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有474万（注：参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另外随着人口的增长，全国社会劳动者（注：全国社会劳动者，是指全国范围内一切达到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合法的方式自愿从事各种合法劳动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也逐年增长。据统计，从1949年底到1952年底，全国社会劳动者从18082万人增长到20729万人，增加了近2700万；城镇职工人数从809万增长到1603万，翻了近一倍；城镇个体劳动者从724万增长到883万，增加了近160万（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5页。）。部分原有城镇失业人员加上新增的城镇劳动力，使得城镇就业问题依然突出。截至1952年，全国仍有376万的城镇失业人员（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第109页。）。”
“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
“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就业政策的负面效应
　　1.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急，结束了多元化的就业格局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安置失业人员就业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对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并和改造过急、过快、过多、过早。从1952年到1957年，私营企业职工年末人数依次为367.3万、366.9万、289.2万、218.9万、2.8万、2.5万，城镇个体劳动者年末人数依次为883万、898万、742万、640万、16万、104万。虽然这些人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新的失业（因为这部分人基本都转移到新的公有制成分的经济形式当中去了），但是却意味着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消失，多元化的就业格局的解体。这使以政府安排为主的城镇就业体制，丧失了补充和调节的机制。
土地改革后，由于耕地不足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农村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无组织无计划地向城市流动的现象仍然存在。1953年春，乡村农民大批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给城镇就业带来一定压力（注：《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内务部、劳动部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问题的处理意见的联合指示》。
新政权建立后，城市中一些家庭妇女经济上要求独立，谋求就业，成为城市中一批剩余劳动力。每年还会新产生一定数量的高小、初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学生。据统计，1952年底要求就业的家庭妇女、失学青年就占到了要求就业总人数的27%。
实行国家“统一登记和分别处理”的城镇就业政策之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许多企业大量解雇多余或不合要求的人员，将包袱甩给政府；许多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小型私营企业主及收入不稳定者纷纷停业，等待政府安排有保障的职业，以重新就业；并有大量的农民趁机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些都再度加剧了城镇失业的程度。据上海市的调查，已登记的失业人员中，小商小贩、临时工和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占50%以上，身体残疾和年老体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占16.9%，有就业条件的仅占30%多一点，其中全家失业的更少，其他城市情况也与此类似。
一五”时期中国城镇就业政策研究 2016-02-26《中共党史研究》”

无声

同时期，在教育领域的情况也非常严峻：


“1950年6月，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不但高等教育如此，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都只能根据经济的发展而发展。1952年7月，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一谈到建设，就感到知识不够用，需要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10万人。”【《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由此造成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培养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大量合格的建设人才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

学生入学人数和比例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提高。1956年，小学生达6346.6万人，是1949年的2.6倍；初中生438.1万人，是1949年的5.3倍；高中生78.4万人，是1949年的3.8倍；而同一时期，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数量总体增长不明显，有时甚至下降。*前全国高等学校数最高年份达207所，*后院系调整开始后的1953年变为181所。

1953年，小学毕业生数是293.5万，初中招生数是81.8万，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72.12%；初中毕业生数是39.8万，高中招生数是16.1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59.55%。1954年，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2.82%；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比例是66.14%。
1957年春，高小毕业生有4/5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2/3不能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生有1/3不能升大学；1958年春估计，高小毕业生2/3不能升学，初中毕业生有一半不能升学，高中毕业生有将近一半不能升学。据上海第六女子中学当时统计，该校毕业生，共有20%升学，10%就业，而不能升学就业的占70%。”

无声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

链接：

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

无声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新中国上山下乡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上山下乡有三个分期的不同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指导理论有很大的不同。
（1） 从刚解放到大跃进为第一个阶段。
（2） 从大跃进失败到文革开始为第二个阶段。
（3） 从文革进行到67年出现红卫兵自发上山下乡到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上山下乡动员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终点不在文革结束而在恢复高考和开始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只不过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文革结束两年后在知青大回城运动（也被称为胜利大逃亡）的推动下中共中央终止了上山下乡，原国务院安置办的老人们写文章回顾上山下乡历史是曾提到了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背景：

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童  辰  郭海峰 1998年 人民网

    从１９５５年开始，就业压力就开始变得很大。１９５５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要开荒３８６８万亩，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农民和一些国营农场外，必须另外组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交给共青团中央，团中央就组建青年自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的这件事，但这个路子后来也不通。

    毛泽东发出第一次号召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他讲这句话是从农村需要来讲，不是从解决城市就业的角度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农村建立合作社，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人才。

很明显，新中国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是多重需要的混合版本，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是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城里青年知识分子来帮忙，这些人有点象工作队下乡。很多资料显示当时主要是农村外出到县镇求学的农民子弟回乡承担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合作化所需要的会计等工作， 当时还没有户籍制度，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还比较容易。我们知道新中国上山下乡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插队落户”，但是在1955年合作化运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公社和生产队这类组织，最多只有互助组，因此就算有大批中学生上山下乡也不好安排，在没有成立互助组的地方还是农民在自己地理里“单干”，由于土地早分光了，上山下乡的学生先要分给他们土地，这就有问题了！那是否组织学生为主的垦荒队是可行的办法？ 安置办老人回忆说“此路不通”。如苏联的垦荒历史一样，如果没有户口限制，势必有不少下放的知青会返流回城。

如果我们说1955年毛泽东所说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是要解决城市学生分配工作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化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需求，那么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刘，周，胡等中央领导人在第一阶段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方面有一套与毛泽东不同的版本，这是需要认真梳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