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共同

        楼主有几年不见了。如今你的老对手多离开了，你又回来了。

无声

共同 发表于 2018-6-20 13:54
楼主有几年不见了。如今你的老对手多离开了，你又回来了。

几年来游历不同的知青网还是以探讨上山下乡历史为主，没有不同观点的互动就没有探索的动力，希望离去的能够以万变应不变，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结论。

无声

作为业余的上山下乡历史探讨者，不可能具备专业学者的各种研究条件和时间，也不可能充分运用前述的种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互联网为所有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研讨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需要等待什么后人隔代写史，当代人写自己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一种咒语。国家档案不公开，专业学者和业余探索者就得到了平等的遭遇，因此在互联网上人人平等。我个人的体会是在充分搜集，对比，筛选，利用网上各类资料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面对历史首先提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才去问“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根据自己的不变立场和不变的结论去面对复杂的历史就失去了最起码的科学态度。

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提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自50年代 他就对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忧心忡忡，他认为教育领域一直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占据，因此他一直试图找出一条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的路子。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杭州座谈会上曾提出要废除高考，他还说：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几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在被说成是文革目标蓝图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说：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从上面两段毛语录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一贯教育思想就是要求青年学生到工农兵中间去“轮转”学习，而且强调了“单下农村还不行”，但是为什么文革期间老人家一改传统的提法突然提出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9年的人民日报甚至又提出扎根农村一辈子，有人说毛泽东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是为了降伏不听话的红卫兵，但是我们发现老三届走了之后，上山下乡运动继续搞了十年，70届以后各届学生在文革开始时有的还在幼儿园，他们与红卫兵何干？

问题提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68-12-21动员是以“再教育”为宗旨的，而且68年12月以前一直在提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发现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理论出现前后矛盾的变化，也可能是出现了无奈的变化。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变化？ 至此，我们就可以比对资料进行逻辑推理来探讨上面的问题，这是我的“土方法”。

无声

在探讨上山下乡的方法学方面，专业学者第一波的工作已经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例如90年代党史界的张化和后来社科院的刘晓萌，原安置办的老人顾洪章等等，还有法国学者潘鸣啸，这些人或写论文或著书立说，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也似乎“一网打尽”了！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方面，以社会发展的角度大都以否定为主, 但是大历史的角度似乎没有做出令人非常信服的结论。个人以为原因之一是大家都把着眼点放在毛泽东的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之上，也就是说上山下乡的是是非非似乎都是老人家一人的专利。学界如此，坊间更甚，特别是有悔无悔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上山下乡的历史研究。有些否定论者还把上山下乡的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加以批判，一些肯定论者则往往从永葆红色江山的角度歌颂上山下乡，这样就落入了一个黑洞，立场和结论代替了对历史过程的仔细梳理，因此就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


另外，人们往往习惯于上山下乡历史研究的先驱者留下的定论，例如人们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说成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提出的上山下乡号召。还有人把50年代初期杨华率队去黑龙江垦荒说成的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个案，这样就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逻辑推理和论证是本文采用的方法，对于传统的上山下乡研究所留下的历史难题可以利用互联网采用带着问题搜，急用先搜，立竿见影。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突破口深入进去找出逻辑不清的历史谜团仔细梳理。例如论证杨华是否是新中国最早的上山下乡先驱? 带着这个问题去网上搜索：
资料：

北京远郊区石景山地方志如此记录：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杨华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主要发起人，当时任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兼团支部书记(中共党员)。1955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社的舒学煾同志告诉杨华，团中央正在准备组织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并征求他的意见。早有此愿的杨华立即做出了积极响应。8月5日，杨华和南苑区、东郊区、门头沟区的4名团员在团中央会面，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

通过带着问题搜的方法，我们从北京石景山区地方志找到黄村乡长兼团支书杨华相应团中央号召到边疆垦荒的记载，毫无疑问杨华本来就是农民，他的行为与秦汉时代内地农民到塞北屯田很相似。但是我们所研究的上山下乡是专指的城市学生下放农村而非政府组织关内农民向关外移民，历史上个人组织的移民叫“闯关东”或“走西口”，因此杨华的出关不能说成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驱，更不能说杨华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关，他本身就是农民，与其相似的还有文革中上海市郊一批农民被送到云南兵团去“屯垦戍边”（可能是为了完成上山下乡指标而充数）。

方外山庄

知青
当年还是一群
年轻无知的孩子
小小年纪
被迫离开父母
去广阔天地

一代文革时代的
牺牲品
一代被愚弄的人
一代被变相劳改的人
......

随着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的东风
灾难深重的
在艰难岁月煎熬的
兄弟姐妹
才迊来了
七九返城的曙光

无声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8-6-21 16:16
知青
当年还是一群
年轻无知的孩子

理解方外山庄的感受，但是从大历史着眼，上山下乡在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下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场社会实验，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上山下乡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发明，本文将全面梳理。邓小平终结了上山下乡，但他在文革前协助周恩来制定了18年上山下乡3500万的国家计划，他还发明了“插队为主”。自1956年以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震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和有关负责人的推动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上山下乡文件，上山下乡正式成为国策，当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统购统销的农业政策和统管统配的城乡劳动力政策下（二元户籍制），下放城市“闲散人员”，“非转农”的移民，学生上山下乡以及大跃进失败2200万已经“农转非”的农民工返乡等等是文革前就不断实施的国家实践，并非文革专利，例如文革前十万上海知青上天山（新疆兵团）。

无声

本楼属于草稿性质，是在最后定稿之前把十多年以来对于上山下乡历史最重要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在先行者开辟的路上进行接力。十多年来，除了专业学者的专著之外，全国南北一些知青网有志于探讨上山下乡历史的不同观点的网友或对手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帮助和激励。在网上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修改，而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的短板就是“不能改悔”！ 特别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探讨，当新的资料问世后，很多旧的结论不得不修改，对于网上作品来说就有了与时俱进的优势，当然这不是说不讲原则的跟风。当下知青一代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应景跟风的文章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我们都是过来人，只希望把真实历史的写照留给后人，因此在探讨历史的方法学上就要以求实与客观为最起码的写作标准。

无声

三，文革前上山下乡历史：

从中外历史上回顾“类似”上山下乡的社会运动

要总结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知识青年（说白了就是1968年12月22日以后到1978年底的所有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就不能不在时间的纵轴和横轴方向去联系中国与世界的大历史来思考。从时间纵轴方向去回顾，世界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找到哪一个国家和民族使用公权力将连续十几届应届毕业的中学生都送到农业领域去务农的先例，前苏联在1950年代初期曾发动过垦荒运动，可看到的资料并不一致。
资料1：
百度：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资料2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2012年02月17日 08:18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作者：李华

摘 要：20世纪5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振兴农业的一个最为宏大的行动计划，就是发动全民垦荒种粮。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虽然具有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带动畜牧业发展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将其放在一切经济工作首位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另外，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地带以及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开荒种地的同时，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果产生了影响苏联自身甚至欧洲国家的沙尘暴现象，进而导致六十年代初期新垦区的土地严重歉收。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1954 年 1 月赫鲁晓夫决定：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发展谷物生产。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

全国动员，从各地抽调人力

赫鲁晓夫认为， 用通常的办法即向新地区逐渐移民的办法垦荒，费时费力太多，不能在短时期内开出大量荒地，迅速提高谷物产量。 他建议全民动员，尤其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动员， 抽调大批机器拖拉机手、建筑工人、工程师、专家和普通工人、庄员作为志愿垦荒者移居垦荒区，进行开荒。 结果，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其热烈的响应”[1]。 据统计，仅垦荒头几年，就有 100 多万志愿者参加了垦荒工作，其中有 50 万是青年。 单是哈萨克斯坦，1954至 1955 年内志愿垦荒者就有 36 万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 他们有的人是从原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抽调的；有的是从工业和其他部门中调出的；还有的则是通过有组织招工来的。 抽调职工到垦荒区去，当时是作为任务下达的，必须完成。 赫鲁晓夫宣布：“应当把有组织地给新开垦地区选拔和派遣工作人员，看作是执行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看作是一件 爱国的大事。 ”
同时， 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 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 ②在 1954-1955 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 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为了给垦 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 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 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 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 年， 工龄津贴为工资的 12%，5-10 年的为 15%；10-15 年为 20%，15 年以上的 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 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 10 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 100％，10 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 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 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垦荒运动突然开张，令全国各个经济部门高度紧张。仅从农机具的分配使用情况看，用于 1954年开荒的拖拉机就得 12 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 1 万台和相应数量的载重汽车。实际上，1954 年全国农业部门，总共才得到 13.7 万部拖拉机。 结果，垦荒区成了个“暴发户”，拨给多少农机也不够用；非垦区的摊子大，压缩农机供应吃不消。 全国农机供应达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与此相关，全国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波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可以这样说，“垦荒运动一露头， 国家经济的各部门就开始乱套了，国家财政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急于迅速提高谷物产量，对开荒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科学分析。 只看到开荒有利的方面，不考虑因此会带来的问题，更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控制开荒的规模及速度。 因而，开荒地区从 50 年代末开始，便出现大面积风蚀现象。 据当年西方媒体透露，苏联“中亚细亚垦荒区的风沙一直吹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12]158。 1962 年的沙尘暴，波及了几百万公顷的土地。 1963 年春，连续几场风暴竟将成百吨处女地上的沃土卷走。 据统计，当年风蚀总面积约占全苏农业用地的 l/3。

点击图片可放大来看

垦区劳模，看上去不象知青

从资料2来看，很显然，前苏联50年代初的全民垦荒运动与我们1968年12月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巨大区别。首先，前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全民支援，并非仅限于中学毕业生。再有，垦荒人员都安排在国营农场而不是集体农庄，是拿工资的。另外，垦荒人员中的青年在报考大学时有录取优待，而且还有一些人用种种借口离开垦区回城了，说明前往垦区的人员有选择回城的自由。再有，资料没有说明前苏联在非转农和农转非之间是否有命运乃关的户口制度？ 资料显示，前苏联垦区志愿者的工资待遇大大高于城市地区同等级别的职工，为的是留住他们。

还有一点我们不该忘记，毛泽东在1968年12月发出的上山下乡动员不是以发展农业为纲领的，而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无声

再从时间横轴去看上世纪60年代在国外是否有类似中国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或城市人口向农业地区移民。资料显示：

美国“知青”支援革命 古巴砍甘蔗(图) [ 2006-10-27 09:43 ]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美国“知青”与古巴农民在农场 一说起“知青”这个词，人们的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回到30多年前。其实在那个火红的时代，“知青”现象并非中国一家独有。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古巴，也出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知青”。这些来自世界最发达国家的青年们，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自发地抛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踊跃去古巴从事革命建设。 支援古巴革命，美国大学生要去古巴砍甘蔗 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美国青年开始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在这轮高涨的革命热潮中， 1969年夏天，为了用实际行动支持古巴的革命事业，美国的一些左派组织组建了“我们必胜纵队”，召集青年去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从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共有三批纵队成员至少900人到达古巴，但他们的旅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从美国无法直接前往古巴，纵队只好组织车队到加拿大或墨西哥中转，因此费用极高。许多人为了去古巴不惜与家庭决裂，有人甚至变卖了家产筹措旅费。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在古巴，美国“知青”一般会呆上两个月，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砍甘蔗，业余时间则参观革命圣地和进行政治学习。起初，美国“知青”们劳动都很积极，每个人急于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相互竞争。然而进行了几天的高强度劳动后，砍甘蔗在美国人眼里渐渐变成了苦役。当时，“知青”们要每天八个小时挥舞着砍刀与甘蔗搏斗，同时还要与甘蔗地里的各种蚊虫搏斗。而在美国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修剪草坪外，从未干过体力活。一位“知青”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觉得每天走出帐篷去劳动是越来越困难了。” 很快，“知青”们开始偷懒，中午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有人开小差溜回营地，甚至有人谎报病假。很多人盼望着天天下雨，这样就可以留在营地里休息。 这一切都被古巴同志看在了眼里。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行动，如开病假更加严格了，需要医生出具的证明才行。同时，每周举行的会议上，劳动态度成了讨论重点。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十分重视纵队的精神面貌，他在视察纵队营地时，强调了砍甘蔗的政治意义。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在革命领袖的鼓励下，美国“知青”们又重新鼓起勇气，坚决表示要与古巴人民一起，完成年产糖1000万吨的目标。

   

50国青年古巴体验革命 烈日下收甘蔗 坐地听报告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7 月14 日 |
古巴以其旖旎的加勒比海风情，每年吸引约2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鲜为人知的是，每年还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为了“吃苦”来到古巴。他们和农民们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劳作，亲身参与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年轻人就是到古巴的“革命旅游者”。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11日报道，今年夏天，古巴将迎来1200名参加“革命旅游”的外国游客。今年的“革命旅游”为期21天，每人收费350美元。游客们将住在首都哈瓦纳以西凯米托村的一个营地里。那里有食堂、商店、户外酒吧、宿舍、会议厅以及配有上网设施的娱乐区域。对许多西方游客来说，他们将第一次挤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睡觉，和另外七八个人同时共用公共厕所。营地的伙食也不能奢望，主要是米饭和豆类。
古巴的“革命旅游”最早始于1969年。那年夏天，美国一个左派团体组织了一个由500名美国青年组成的纵队到古巴帮助收割甘蔗，以实际行动支援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青年人来到古巴，见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这些“革命旅游者”每天的生活类似于当年中国“插队的知青”。清晨5:45，他们会伴随着古巴民歌的悠扬乐曲起床。7:00，他们挤上上世纪70年代出厂的卡车，到田野里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戴着草帽和帆布手套，穿着厚厚的衣服，挥舞沉重的古巴刀在密密层层的甘蔗田里砍甘蔗，要么就清除甘蔗田里的石块或者在当地建学校。与此相比，参观工厂、医院、工会和学校等活动则显得惬意得多。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坐在会议厅的地上听关于古巴经济、政治和社会现状的报告。在他们居住的营地，前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的形象随处可见，T恤、帽子和人们的文身上都有他的头像。
大多数“革命旅游者”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通过本国的古巴团结小组了解这项旅游的，其他人则通过互联网。26岁的戈倍尔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她表示自己非常愿意亲自到古巴做些事情，“这样比从伦敦直接寄张支票过来更有意义”。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政治学系学生贝西亚说，“欧洲媒体总说卡斯特罗是独裁者，古巴的情况很糟糕。我在这里看到了真相，我不会再盲目相信媒体对古巴的报道了。”

无声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左派青年自发到古巴“上山下乡”砍甘蔗与中国同时期由政府发动的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当农民显然不是一回事，与前苏联的垦荒运动也无可比性，但是在政治精神层面却与毛泽东的“再教育”理念和“五七指示”的理论有相关性。

“卡斯特罗说，砍甘蔗是反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轻视劳动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传统。卡斯特罗告诉美国“知青”们，他自己也怕患上官僚主义的毛病，因此在砍完甘蔗后才举行其他政治会议。”

目前找不到古巴曾经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垦荒运动的资料，也没有政府组织的“非转农”运动，同时不清楚古巴是否存在过农业户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