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接上：

机会总是偏好有准备的人。1967年11月27日，是我们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多，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来电话通知，周总理正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群众组织代表。当时，只有女13中的林力、张春荣和5中的张进辉在办公室值班。他们骑车飞速赶到大会堂南门，李冬民把他们带进湖南厅。周总理在听取群众组织代表汇报。万没想到，他们走时紧急忙乱，写给中央首长的申请报告竟然忘记带来！再去取来不及了，马上赶写一份。字迹要大，简单明了。申请要求全在心头，三人凭着记忆拼凑词句，张春荣掏出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一字一句执笔写下了大家的心愿：

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中学生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1967.11.27

报告写完，如何递交呢？这时，李先念副总理走向台边卫生间，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上。正巧周总理起身从主席台出去。三人赶忙跑到会议厅侧面门口等待。周总理回来了，他们迎上前去：“总理，我们是中学红卫兵，希望到云南边疆去，开辟祖国第二橡胶基地。这是我们的报告”周总理亲切地问：“就要复课了，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林力回答：“学校已经复课了,军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可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希望早一点走向社会……”周总理接过那张不大的纸页：“好，我看看你们的报告吧!”

三人赶忙回到会场，目不转睛地盯着主席台。周总理回到座位上，戴上老花镜，看完报告，用铅笔批了字，转身和身旁的李富春副总理低声交谈，并把报告递到他手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三人在台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三人走出人大会堂，夜色正浓，满天星斗。寒风扑面，他们心里一团火热，骑车赶回办公室，把喜讯告诉同伴们，激动万分地叙说着向总理递交报告的情景和每一个细节。

几天后，北京革委会计划组同志来电话要我们派代表去，告诉说周总理在我们的报告上作了指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那张细长的申请报告原件。

申请报告上盖有中央办公厅67年2770号编文印章，列入中央传阅文件，阅后立退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报告上方的几位首长批示清清楚楚：

富春、秋里同志：
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

国钰同志：此事市革委会如何处理，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李富春
11.28

牛连璧同志：
请就业办公室速同云南联系落实下来，落实将处理情况报告总理和富春同志。
你意见如何，请酌之。
丁国钰 11.30

同意计划组高寒松同志办。
牛连璧 12.1

队友们欣喜万分，周总理批准我们去云南啦！

周总理的批示促使我们的赴滇行动进展节奏进一步加快。北京市和云南农垦都在想方设法积极落实具体的安置方案。得到消息的各校学生，络绎不绝来到联络地点问询。前前后后有五六十人报名。有的同学甚至写了血书以表决心。

在区工会的二层小楼上，我们一边集中学习，一边互相熟悉。我们请来*军战士做忆苦思甜报告，参观民族宫纪念白求恩展览，还到四季青公社向菜农取经，老乡们赠送给我们不少菜籽。在后院操场，我们学做流行一时的语录操。由苏北海执笔、集体作词，音乐家田光作曲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成了我们活动时必唱的队歌。两段歌词如下：

一、
迈开大步，迎着朝阳，
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
我们来自毛主席的身旁，
祖国的需要是我们的理想。

要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要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志在边疆红在边疆！

二、
迈开大步，迎着朝阳，
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
毛主席的教导牢记我们心上，
与工农结合是革命青年的方向。

要让西双版纳献出橡胶，
要把帝修反彻底埋葬。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这首歌一直伴随着我们走过了插队的艰难岁月。

出发赴滇

无声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同时期张春桥的有关谈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毛泽东最新指示等摘要再连接过来相对照了：

1967年10月16日

张春桥： “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

1967-11-3

人民日报1967-11-3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编者按，在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全国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奋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获得了全国广大革命群众、革命红卫兵、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今天，本报发表同济大学等几个学校关于教育革命的一些设想（注：关于招生，教学等方案，当时还在设想在城市里招生），以期引起同志们的讨论，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这些方案，都还需要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

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上海同济大学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在今年八、九月间派出一百多人的调查队，到工厂、工地（注：没提农村）进行教学改革的调查研究，对学校的体制作了大胆的设想。

1967-11-19

张春桥：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 " 三结合 " ，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 " 老造反 " 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比如有的同学运动开始犯了保守的错误，现在已经回到了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上来，那也要看他在教育革命中能不能一直搞彻底，革命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我在内，继续受考验，更好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12.06

张春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

无声

通过前述的资料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前身是老三届）所有“自发”的行动都不是纯粹的“自发”。1967年秋冬之际，中央文革似乎也分为两派，北京的陈伯达热心于教育革命的同时也热心于上山下乡，而上海的张春桥只关注教育革命并反对上山下乡（后来他在毛泽东改主意之后被迫同意上山下乡是另一回事）。周恩来在这段时期力主上山下乡，而毛泽东在复课教改（教育革命）与上山下乡之间犹豫着，因此叫停了周恩来准备参加的北京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但是资料中有些说法值得仔细推敲，例如有两篇不同作者写的回忆中都提及67年秋冬从北京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那里听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我们知道“再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68年9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当时提出的是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正式官方文献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在学界专指毛泽东68-12-21动员，这个提法是首次在68-12-21公开出现.  以逻辑推理，估计回忆者因年代久远，而且几十年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已融进我们这代人记忆的血液中，因此一提上山下乡就想到这段最高指示。有可能当年中央传出来的就是老三届应该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主要应该大批的上山下乡，回忆者很可能记混了。

1967年冬，对于复课和教育革命能否成功？对于周恩来力主的上山下乡，毛泽东在高举他教育革命大旗的张春桥与高举他上山下乡大旗的周恩来之间观察着犹豫着。当时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双方都高举毛泽东的大旗，估计老人家有些彷徨！

无声

梳理了多年来积累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1967年秋冬之际对于老三届的命运来说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首先我们看到1967年10月第二次复课期间中央文件提出大中小学都要积极筹备招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中发［67］316号
。。。。。。
（六）各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的事宜。
　　（此件在各学校内张贴）
1967年10月14日

如果当时真的能够做到大学，高中招生，还会有1968-12-21历史拐点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吗？ 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判断，因为历史不能推翻重来。但是我们还有逻辑推理，在文革高层历史资料不解密的今天，我们能找到的当年流传到民间以及传到网上的资料都差不多找到了。如果我们几年后能找到石破天惊的历史资料当然好，那就会有新资料新视角！就怕我们到死都看不到那些一纸解乾坤的最新历史档案资料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靠旧资料进行“拼图”了，说到底我们只剩下逻辑推理了！其实有关的旧资料并不少，就看我们怎样甄别和利用了。

无声

我们已经看到1967年上海的张，姚对于教育革命的说法，按他们说的当时毛泽东把教育革命的试点放到了上海，张姚也在同济大学，上海女六中等校辛辛苦苦的抓了试点经验，例如怎样招生？怎样再立教学大纲？如何进行课程安排？并且由毛泽东出面指出了教育革命的主角是革命学生（红卫兵小将），工人阶级和可以改造好的老师，就是没提出贫下中农。但是试点归试点，能否试的通是另一回事。同时北方京城也没闲着，那段期间中央文革北派的陈伯达，戚本禹以及谢富治也在忙着抓北京教育革命的试点23中的教改，资料如下。

就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领导人之一的曲折在67年10月9日带队到天安门宣誓后出发到内蒙上山下乡（背后是北京市委丁国钰支持和安排）的当天，陈伯达，戚本禹以及谢富治召开了北京三校座谈会大谈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这份资料非常清楚和有戏剧性的展现了当年的历史“纠结”：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陈伯达戚本禹谢富治1967.10.09

十月九日晚，陈伯达同志，谢副总理、戚本禹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参加会议的有23中、35中，清华附中三校的代表，接见时丁国钰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今天见到这么多中学教师很光彩，向你们学习。
谢富治：你们这样年轻都当教师啦！
戚本禹：还有十几岁的小学教师哪！
陈伯达：见到你们这么多教师，我很害怕。
谢富治：中学教师不简单，可你是大学教授，这还在话下。（随后陈伯达同志一一询问到会同志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学什么的。）
陈伯达问：中学停课多久啦！（答：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一年多啦！）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时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各校的情况）
谢富治：我今天找了三个类型的学校：一个是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三中，一个是大联合刚搞起来的三十五中。再一个是联合都没有搞起来的清华附中。
陈伯达：还是你有学问，你们考虑中学目前这个样子能不能改变？
二十三中同志讲：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复课方案。现在搞三个点进行试验。
陈伯达问：什么叫试点？你们不是都在学校吗？
二十三中答：都在学校是搞大批判。三个点是搞教改，摸索教学改革和教育革命的经验。
陈伯达问：你们的方案带来没有？

丁国钰答：在我这儿，（在丁国钰翻找的同时，二十三中把一份方案递给谢富治同志，丁国钰找出后，连同二十三中的斗批修计划一同交给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把两份方案交给陈伯达、戚本禹）
陈伯达：你们的计划这么厚。
戚本禹：可以写简单些。
二十三中答：这是四个材料，一个是教改的初步方案，三个是试点计划（戚本禹一直看方案）

陈伯达：学校的教师和干部解放得怎么样？
二十三中答：我校只有六个党员干部，两个非党员干部，解放了六个，教师除五人有历史或其它问题没联合外，其余全部解放。
谢富治：（很惊奇地）那中学干部都*得很不错嘛！（随后问其他两校干部解放情况）
陈伯达：现在中学上课行不行？（答：可以。要上课最好是大家都一起上，这样互相有好的影响。）
谢富治：老师、学生愿不愿意上课？（答：非常愿意。可是教师不知道怎么上，学生也说，上课是复旧。）
陈伯达：要边教边改嘛。应该边上课边改革。全北京一起上课，（有人说，要上课，有些学校还没有军训呢！）
谢富治：中学目前搞成这样。要感谢中国人民*军，（谢富治起来向在座的解放军刘峰等同志作揖表示感谢）

陈伯达问：现在还有多少学校没有军训？（刘答：还有六十所。）
谢富治：把六十所没有军训的学校都派去解放军。（有人说，有的学校解放军多）
陈伯达：我学过排、连、营教练。一个学校留二、三人就行。
陈伯达、谢富治：搞军训有政治意义。
陈伯达：在上课中搞改革，同学和教师都希望复课，可以考虑全面复课。
谢富治：教师也愿意复课吗？（答：愿意。）
戚本禹：多数教师是愿意复课的。
陈伯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出方案，才能实现改革。
三十五中插话：现在应该很快解决毕业生问题。（各校介绍毕业生目前状况。）
戚本禹：两年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升学能够安排多少人？
文教口答：两年高中毕业生共三万五千人，根据过去情况，大学能够招收一万四千人。
戚本禹：还剩下两万一千人，要搞斗私、批修，要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陈伯达、谢富治问丁国钰上山下乡情况。）
丁国钰答：北京上山下乡的都造反回来啦！
陈伯达：应该造声势。（戚插话：要开大会。）要让学生知道上山下乡这是最好的锻炼，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最大关怀。
丁国钰讲：昨天有几个学生志愿去内蒙当牧民，我们开了欢送会。
戚本禹：这很重要，怎么不宣传，应该登报嘛！（谢富治指示丁国钰要登报。）
陈伯达：上山下乡的青年应给予大力支持。
二十三中讲：六五年我校有二十八人去山西曲沃集体插队，只回来几个人，旧市委把人骗去就不管啦！插队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没人管，生活也有很多困难，由于学校经常写信鼓励，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了。
谢富治：还是集体插队好，北京单个插队，结果全造反了！
陈伯达：你们认为上山下乡什么组织形式好？
二十三中答：我们认为搞军垦或者农场比较好，插队学生思想教育没人管。
陈伯达：先考虑六六年毕业生，再考虑六七年毕业生，大学收一部分，下余的可去劳动。办农场要朴素、艰苦，不要办双桥那样的农场。那是贵族化的农场。
陈伯达问丁国钰：北京有没有空地？
丁国钰答：北京没有。现在正去新疆、内蒙找。最好扩大现有农场，不然投资太多。
戚本禹：每年初中升高中占多大百分比？
市文教口答：根据过去情况，有百分之二十升高中，两届初高三有二十四万五千人，需要安排，我们去新疆调查，可以容纳一部分，不知能否让去，北大荒能容纳一万多人，今年还不要。

戚本禹：你们打报告，要掀起上山下乡高潮。适龄儿童有多少人？（答：五十三万）小学两年毕业多少人？（答：三十五万）
谢富治：有五十三万？！一个国家了！
戚本禹：这是个大问题。北京要向伯达写报告。要给我一份，学制要缩短，二十三中他们提出要搞十年，课程也要精简，二十三中方案也提出了，可以搞试点。
陈伯达：一般要全复课，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你们也可以提。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嘛！（戚本禹插话：他们是上连大学，下接小学，是中心环节。）大、中、小学要走上正轨。要重新组织起来，象这样散漫是不行的。军训要照常军训，课程适当精简，要学毛主席著作，语文也要加毛主席著作，要作适当安排，你们考虑怎么安排好。今天来的是少数人，回去你们可以师生商量。学制、教材你们都可以提出改革方案。你们的方案拿出来，受到学生的批判也不要紧，学生批判好嘛！学生批得不对也可以讲。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学生可以当你们的先生，学生可以给先生提有益的意见。（戚本禹插话：现在有的高中生写的文章比老师还好，不一定先生比学生高明）学生有时提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此时谢富治看二十三中斗私批修计划）

陈伯达：学生现在有许多防空洞，应该全面开学。你们要研究，谢副总理要研究，明天要开小学教师会。（谢插话：没有时间）我要研究，你不要泼冷水，我要全力抓。（谢富治插话：你是组长，管七亿的，怕你没时间，我是主任，只管七百万，你要抓，我奉陪，七百万要服从七亿。）
陈伯达、戚本禹：北京要做出模范，成为样板。
陈伯达：今天我们是学习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你们回去也要开调查会，开学生、教师、家长座谈会。把材料整理一下。
戚本禹：调查后写个报告，要简明一些，给陈伯达同志参考。学制几年好？清华附中有研究没有？美国几年？英国几年？德国几年？（无人回答）我记得丹麦好象中学是三年。
陈伯达：小学可以是四年，中学可以四年。
谢富治：学制的长短，从国家的力量考虑。我们的学制可以短一点，让更多的人能念书。要学好数、理化。要学好毛泽东思想。政治是很重要的，但最终要发展科学。我的话没有错吧！可考虑扩大研究生方面。搞数理化研究。文科可以不搞大学。
戚本禹：文科还要有，不能取消。

陈伯达：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今天做你们老师的学生，明天要作学生的学生。再见。（陈、戚退场）
谢富治：复课复什么课？
二十三中答：我们的方案提出要复八门课：政治、语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军体、外语（选读）。
谢富治：学外语？中国的广东话就是外语，欧洲都是一个个小国，他不学外语不行，我们中国出了几位大人物，把中国统一起来了。
上课与大批判怎么安排？半天上课半天批判行不行？升学怎么办？（有人说，不是要砸烂高考制度吗？不考试了，由学校推荐。）我还有点迷信，不考试，我认为不合适。不用分数挂帅，也可以作依据。派性那么重，保送不打破脑袋？方案是不是有两个，一个完全不够，一个简单考虑加推荐，我认为后者有说服力。你们要研究，保送根据什么条件，谁来保送。（有人说，运动初期，中央公布过废除升学考试制度，）
谢富治表示惊讶：有那么回事吗？要是，也是陶铸搞的，陶铸就是坏。考原子能专业的，入学不考试怎么行？收我这样的就没有用。（有人说，这届恐怕不能考了，一考准造反）不怕，正确的不怕造反，初中升高中考三科还好办，如果要考语文，政治就可以不考。20万人要安排，这是天大的事，他们都是国家的精华，我们要对他们负责，要开几个座谈会，（把去各地的上山下乡的人找来谈谈）别都找那些不愿回去的，还要找愿意回去的，有鼓舞作用，我起码来一次。我总结经验，成立一个一二十人的机构。
（对丁国钰讲）你们可以提两个方案，一个彻底革命，甚至改过头都可以，一个保守一点，提供中央考虑。
（未经本人审阅，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不得外传。）

无声

如果比较1967年中央文革南张北陈对于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讲话，我们会看到有趣的不同点 （前提是这些资料都不是伪造的。其甄别方法就是搜集当年的红卫兵战报，上海知青学独立研究学者网中人正在做这个工作），张春桥说北京搞上山下乡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还说要把上海90%的老三届留下搞教育革命。到底谁代表中央文革？陈伯达不是中央文革组长吗？ 看来张的底气很足，根本不把陈放在眼里，在张的角度，海派才是正宗的中央文革。

上述中央高层北派的资料看点非常多，基本涵盖了当时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全貌背景。。。。。。

无声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1967.09.17
〖时间：晚九点半至十二点，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

周恩来：

你们立新功就是要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配合社会上的大批判，你们就是怕斗批改，尤其是怕批改，要动脑筋，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是动脑筋的事，不出头露面，搞了本单位的斗批改不就是每个人都有事了吗？要不然就是少数人忙，多数人逍遥着。限一个月回来，不管什么事，包括回家在内，不回来不分配，不参加斗批改不毕业。斗批改我们不能代替你们，要你们自己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在你们肩上，不在我们肩上。必须你们完成，今年还剩三个月了，开个头也是好的。搞好大联合、三结合，搞本单位斗批改，配合大批判。不要到处乱窜乱冲，去年点革命之火，今年闯了很多乱子。（姚文元同志：主席讲是帮倒忙）

主席说"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不要以为你们大学就主宰一切，不要以为把你们贬低了。就是要贬低，不然要上天了，天派上天了，你们也入地了。（笑）我们依靠军队，主席一声令下军队是跟毛主席走的。我说的是真话，正确的。
此外，我建议你们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坏人，你们有些错误，是坏人引诱你们犯的。
有些坏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搞两面派，我们也有个认识过程，何况你们，所以不能责怪你们。但你们要提高警惕，善于识别。
读毛语录第251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与广大工农结合了吗？这是标准！好好想想。
读毛语录第252页"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检查你们的思想是空虚，还是踏实？"……他们的行动是动摇的"，你们是动摇的还是坚定的？你们起先锋作用，但同志们想想你们能不能革命到底？读语录，可以看到主席伟大的预见。朱成昭就是一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成为革命的敌人。你们对这本语录理解不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解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

康生：

你们要冲击解放军，中央三令五申都无效，要撤回联络站，你们口头答应，但就不撤。还冒充红代会的，甚至说中央文革批准的，代替人家包办一切。所以我们向你们提议：撤回联络站，搞本单位斗批改。你们认为是大毒草，这样讲法是错误的，基本上是错误的。搞本单位要靠自己啊！限期一月，回家的，到别处去的统统回来，不回来就开除学籍；毕业生不让毕业。

（江青同志插话说：不分配工作）
不给工资，有政治挂帅，也有物质基础嘛。
（江青同志插话：他们认为党和国家是可以欺侮的）。
有些半工半读，月初领补助费到处串联，到处搞乱子，大庆就有些人去搞了乱子。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在外面到处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1967.08.11
〖时间：晚，地点：人民大会堂〗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无声

根据现有资料的排列组合与对比分析，我们似乎已经看到1967年第二次复课的成败与老三届的命运紧密相关。事实上，中央高层不同派系在复课的同时已经在准备处理老三届毕业分配的问题，关键在于大学，高中是否重开和招生。围绕着教育革命到底怎么搞，中央高层内部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讨论和见解，谢富治的谈话最富代表性，对此需要仔细梳理，另外丁国钰的角色也已经呼之欲出。。。。。。

无声

现在有两个历史人物的背景需要交代清楚，他们都是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一个是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领袖李冬民，他在1967年北京老三届红卫兵“自发”上山下乡过程中起到与中央高层牵线的作用。另一个是丁国钰，他从1967年开始就是北京革委会与国务院之间在上山下乡方面的联络者和执行者。

北京中学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李冬民：
李冬民（1947年12月—），又名李东民，河北唐县人。文革期间北京市学生领袖。社会学学者，文革后中国知名的社会调查专家。生于农村。1954年就读北京小学。1964年就读北京25中高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对既有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提出异议，被中央工作组打击，遭到批判。在毛泽东支持下很快获得平反，担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67年4月，经毛泽东亲自圈阅同意，20岁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李说：“你的兵多得很哪”!李诚惶诚恐地赶紧对他老人家说：“我们都是您的兵!”
1968年秋因不服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而被撤职，到郊区农场锻炼。很快加入人民解 放军。复员后，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1976年参加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活动。
1977年1月8日，在首都长安街西单商场墙上，他带着十多个小青年，刷了十几米长的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震惊全国。2月25日，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并被打成“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头目。史称“李冬民假案事件”。
1979年5月出狱。1980年平反。同年秋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所读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创办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后改名为中国社会调查所，至今一直担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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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

李冬民谈上山下乡


发配部队农场　　

1968年夏天，北京很乱。各大学武斗，工宣队、*军进驻大学，五大学生领袖都下放了。但中学情况特殊，面临着几十万人的毕业出路问题。那时候没有人管，整个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有人考虑这些。虽然我大小是个官，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能有什么作用。

　　在此之前，我的同学曲折他们一些人自发地去上山下乡。曲折要求去农村呢，是他文革前的想法，一种个人的理想主义。为此，曲折付了很多心血，他们找了市革委会的老赵，文教组的赵唯理，先找的新疆，最后决定到内蒙，纯粹自发组织的。没有人给他出钱，也没有人给他宣传，也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他们走之前，到天安门宣誓的时候，当时也聚了一些人，应该有几万人，规模挺大。

　　曲折他们走的时候是1967年的秋天。他们在北京销了户口，带着户口走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大点的孩子也都懂，可以说这是要有很大魄力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事，红代会也不知道，市革委会文教组其实也是不了解情况。曲折他们这种对下乡的探索，后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宣传，是瞎猫撞死耗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回过头看呢，从中央高层讲，全国千百万人的就业，肯定是个社会问题了。谁来解决?我估计是干实事的，只能是周总理了。他利用曲折他们这个事，开始宣传，慢慢形成了气候。后来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1968年12月，毛泽东下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同时，城里大批臭老九，下乡跟这个思潮也有关系。我觉得，老毛对上山下乡的考虑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工农相结合。周总理做这个事，可能经济因素考虑的多，为社会解决负担呀，劳动力的问题啊。他们俩出发点不一样。

　　红代会在成立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清谈馆，应该说就起到一个摆设的作用。到了1968年的8月份，就开始轰中学生上山下乡。当时的中学红代会，好像曾经讨论过上山下乡，但当时的核心组没有谁主张和支持上山下乡，至少没有明确的意见。上山下乡始终没有在中学红代会成为议题。但对斗批改的教育改革的事，我很支持，也做过这种安排。当时在我们东城区教育局的小院，还设了个中学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们学校的侯子贞和女二中一个学生许惠琴。

　　我没有考虑过去农村。因为我从农村来的，从记事的时候就在农村。我文革前就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的还是科学和技术，而咱们对科技太忽视了，没有在这上面下力气。我觉得上山下乡跟自己的革命理想不一样。另外，自己的出路，我也在考虑。我觉得，大学还是应该办的。为这个，我还跟市革委会的负责人丁国钰直接争论过。他是老滑头，他支持“四.三派”，把我们当敌人看。怎么左，他怎么搞。他只跟上面，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情下边学生有什么问题。丁国钰当时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我是高一就要考大学的人，文革那几年，动不动就到清华北大，但还是和大学无缘。

　　1968年春天我看上大学没什么希望了，要当兵去。当时的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提出来：你先不能走。在别人呢，不算工作。在你呢，有个中学的工作，还没有完，你现在不能走。当时我眼睁睁看着二炮和武汉空军要人，可惜都没有走成。

　　到了下半年，陈伯达一见着我就说，你怎么还没走啊?我于是向谢富治提出：我要走了，不让我当兵，那我去种地去。陈伯达明确告诉我说，你去农村你就会拉山头。我说我一个人去，他说一个人去也不行。最后，他就把我弄到一个部队农场种地去了，说是执行“五.七指示”。那时候北京大批的人马还没有走。我一个人下到65军一个生产点上，既不像当兵的，又不是插队的，孤零零一个人在那生产基地待着。我当兵和我的任职免职等，都是谢富治办的，但这些手续呢，都没进到我个人档案里。弄得现在我要退休了，连工龄都说不清楚。这是后话。

　　到了1968年的10月，北京举行“十一”庆典。北京市革委会就把我叫回来了。刚回来，就让红代会的人安排我去机场接哪个外宾。在机场，我穿着部队给的一身军装，见到了周总理。总理看见我，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是红代会通知，十一参加这个活动。总理说：你完了就赶紧回去，既然下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最后一面见总理，他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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