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最后在全校批斗大会上我宣读了别人定调的“忏悔书”，因此我算“有悔的”，但是“有悔”没有用，给我和那位70届的都是“留校察看”的处分，装进档案。后来我想要是当初开除我就好了，那我后来就不用上山下乡了？我感到学校老师对我与顽主还是区别对待的，我的班主任是东南亚爱国归侨，家里是富翁，但只身回归祖国。平时到他单身宿舍去玩他的拳套，他带来的是另类文化。他对我说只要好好表现以后会取消处分，但是只要想起工宣队长的胸毛和把我送到地下室的经历就不寒而栗！

在我被监禁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当一开始我拒不认罪时处于僵局，那位工宣队长拍桌子暴跳如雷，人证物证俱全，还敢抵赖？ 那之后有一天我被带到学校主楼的地下室，只听咣啷一声门被锁上，从太阳地一下走进黑暗中我的双眼一下适应不了，什么都看不见。大约过了几分钟我的面前浮现出一对又一对狼一样的凶巴巴的眼睛，原来地下室关着几十个小混蛋地界上的顽主和佛爷。为什么把我带到那里？后来猜想是因为校方认为我们大院子弟和小混蛋的人马肯定是宿敌，因此才出现刺杀事件，把我交给那些人的后果就是他们把我打扁，那是工宣队想做不能做的。因为68年下半年全国严禁武斗，体罚和逼供信也不提倡了，这点原则工人阶级还是拎的清的，我不敢揣测那属于“借刀杀人”，至少是属于“借手打人”吧？

当我在黑暗中面对一群狼一样的眼神发愣时，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常到我们院里找“钟跃民”的“小S”。他是小混蛋的接班人之一吧？相当于拉登被击毙后的接班人。（在这里要注意拉登可是出身望族，还曾在中国军队里受过培训，也受过美国CIA的训练和资助反击苏联入侵阿富汗。历史是复杂的！什么是正义之师或恐怖分子？什么是流氓或“老炮”？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当我和“小S”相互辨识后地下室的紧张空气才缓和下来，我和“小S”聊起很多事，他似乎对我们这些69届，70届的大院孩子与他手下人起冲突不当回事。聊天之余，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两块在牛棚里舍不得吃的益利巧克力糖，就送给“小S”。过了一会儿校方的人回来打开地下室大门，看到我没被撕碎，对我投来惊异困惑的眼神，然后又把我带回牛棚。



相比之下，牛棚（前自行车库）条件还算好的，因为有玻璃窗可看见阳光，王塑写顽主的电影剧本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真不如都梁写小混蛋和老兵的《血色浪漫》的片名贴切？停课半年，弄到复课后14岁的孩子在校园内杀人，既不灿烂也不浪漫，应该是“黑暗恐怖”。忘了说了，那位被刺的“佛爷”当时被刺中要害部位旁边几寸处，医生说他险些送命。

这段真实的故事还没有完，一直延续到一年后离北京上千公里外的边疆。在刺杀事件后我被拘禁中没有揭发同院真正的主谋，后来读了王山（四横竖）的文章才知道顽主帮的行规有一条是“不抬人”，意思是说不检举揭发同党。但是当时我不知道顽主帮的行规，我只是受到《红岩》等红色基因的影响，绝不叛变！

但是顽主帮也有叛变（抬人）的，那次我被带到地下室后不几天，全校就开了批斗大会批斗流氓“小S”，我陪斗。其中“小S”的一条罪状是他在监禁中还指使被释放的佛爷到外面去搞来巧克力给他上贡，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如果“小S”供出是我的巧克力让他上瘾，那我就要罪加一等。网上有回忆录说当年小混蛋在新侨饭店吃西餐向服务员要咸菜酱豆腐受到服务员的怠慢和旁边一桌的老红卫兵讥笑，因此伤了小混蛋的自尊心，与老兵结下梁子。估计“小S”过去也没吃过巧克力，结果上瘾了。总之，大院文化和顽主文化在文革中也算是在共同建立新中国新江湖的交流中水**融吧，那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直到今天《老炮》还要咀嚼那段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有人说那都是红八月刘，邓子女最先打人留下的遗害，后面是刘邓指示，意在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正确的文革。我们这些66年才13岁的孩子不认识刘婷婷和邓榕，更不知道刘邓派工作组的事情。68年我们磨刀霍霍时只是出于当时流行文化的影响，不论老兵还是顽主当年都试图当中国的鲁滨逊，类似金庸小说中的江湖大侠，这种文化传统自陈胜吴广一直传到大刀王五，不论谭祠同也好，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有江湖中的朋友，而且毛泽东本身就曾上山落草与“土匪”为伍。

对历史还是要客观公正的解读，文革武斗和江湖的泛滥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革进行的方式造成的，砸烂公检法，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这一代。66年以前我连年被评为优秀队员，三好学生，文革开始抄家时我最早想到的就是那些奖状，立马销毁那些“罪证”，那可能是我认为与刘少奇路线有关的唯一牵连，68年时刘少奇在哪里？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刘少奇，也不应把一切都推给毛泽东，责任最大的还是历史老人......

无声

《血色浪漫》里有个情节，别的大院子弟围殴李奎勇（小混蛋的左膀右臂），他的同学钟跃民用自行车驮着他跑出重围，后来钟跃民受到大院子弟的责难。其实不用细想，粗想一下就可以想出来，人家把你团团围住，哪有时间用自行车把人救出重围。小混蛋就是被上百人围住只有死路一条，就象他的人马刺杀老红卫兵一样。

《血色浪漫》作者都梁是70届的，他当时还太小，应该是个有心的旁观者，但是钟跃民救李奎勇这段文学创作就是来源于历史高于历史了。就算当时我想救那位“佛爷”同学，我们大院那些早有预谋拿着刀子有备而来的孩子们肯罢休吗？他们能让我救他吗？因此他们先截住我并告诫我不要管闲事。那次事件的凶手是谁？是一位我们大院中与我不住在一个楼的70届小孩子，时年14岁。

将我收监的罪名是策划“杀人事件”，但我对那位70届的行凶者只是面熟但没一起玩过，可以说根本就不认识。后来由工宣队长亲自出面，用几盏200度的大灯照着我的脸，一圈人轮流审问我，要我交代作案动机和同党。当时心里只是想着不能当甫志高，不能叛变，因此绝不出卖我们院那些主谋，但我也不承认我参与了那次事件。但是有件事我有嘴说不清，我手里攥着半块砖头是什么意思？当时在场的革命同学早就有人向上汇报了现场情况。我特别是对于那位工宣队长印象深刻，当时已入冬，他穿着对襟兰棉袄，里面没穿背心露着黑色的胸毛，去年在同学群里回首往事，很多同学记得他，很粗犷的一个人，说起话来大嗓门，很凶! 当时他们刚被授予芒果，工人阶级取代了解放军进驻和管理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一个15岁的孩子自不在话下。把我关押一周后，最后结论出来了，我是主谋，那位70届的是执行者，估计他也没“出卖” 那些真正的组织者，因为那些人后来在全校的批斗大会上坐在台下交头接耳。也不知道是否那位70届的也不承认我是主谋或是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反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命运早已铸成，无悔？有悔？

无声

67年第一次复课是毛泽东三，七指示后，当时实际是军训。我们69届那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小学毕业了，中学还没对我们开放，所以只能呆在家里当“无学游童”。前面说了我们曾用二踢脚轰击带队军训的解放军和师生的方队，军代表其实和我们在一个机关食堂吃饭，对其中一位北京军区70师教导队的排长很熟悉，北京军区70师相当于当年南京张灵甫的74师，是首都的御林军，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就是他们负责警卫，中共中央机关要地也是他们保卫。67年10第二次复课，全国69届都免试就近升入中学了，北京69届不知为何慢了一拍，直到68年春天才升入初中，因为我们应该是66年上初中的，68年春上中学已晚了一年半，因此我们直接升入初二，后面70届的也升入初一，他们按学制应该是67年9月升入中学，他们68年春入中学等于晚了半年。69和70两届入学后在校天天就是读报纸，学毛选，其实就是上课聊大天，文化课只上过一周就停了，记得讲了两天一元一次方程，做了一次氢气实验，吹起一只气球，后来文化课就停了，很快又放暑假了。

大约在68年初冬，一天放学刚从教室走到学校大门口，其他班级的一位我们大院的69届孩子拦住我说他们要收拾我们班级一位佛爷（住在小混蛋家居的区域）。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前面说了我们院老三届没下乡前和小混蛋码头上的人后来成为盟友，小混蛋死后有一位似乎是小混蛋接班人的名叫“小S” 的老三届与我们院“钟跃民”常常在一起。因此我们学校的佛爷由“小S” 管理，不干我们大院什么事。有可能当年我们院老三届“团队”的领头人下乡了，69届和70届这些没有参加过老三届活动（可能象刘伯承在长征路上彝族区与小叶丹喝鸡血结盟那样和小S他们立过约）的新中学生骨子里的血统论又燃烧起来了？总之是新人新气象，打破了旧行规就是了。“钟跃民”是老高三的，因此最早分配走了，记得大家送他们去陕北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孤车远影碧空尽，唯见黄河天际流”，因为我有本老版竖行排版的繁体字《唐诗三百首》，所以我知道那是抄袭和改编的，呵呵！

那天我在校门口被临时通知要有战斗发生后还不过几分钟，我们班上那位“佛爷”同学就向我跑来，边跑边喊“老同学救命”，后面一群我们院的孩子在追赶他。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他身后有人一扬手他就倒在“血色浪漫”中了！后来我们大院刺杀他的孩子们都跑了，只剩下手里攥着半块砖头的我呆若木鸡似的还站在那里，周围聚集了看热闹的同学和闻讯赶来救人的老师和工宣队。为什么我手里有板砖？因为有人告诉我要收拾“佛爷”，我以为是打群架，因此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砖，不能临阵袖手旁观吧？上次全楼孩子们阻击前来“反扫荡”的军队大院子弟兵，我就逃跑了，还一直背负着给人家当“内线"的嫌疑，这次不能装熊了。

后来的过程记不清了，只记得被关进了学校牛棚，那里曾是关押学校教职员工中牛鬼蛇神的地方，地上铺着草垫子，每天两顿窝头加白菜汤。当时我们大院的家长们都下五七干校了，正好我哥刚好回到北京，他在外地上大学因绯议江青被打成“现反”后被开除学籍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干部待遇遣送回原籍做无业游民处理，因此他给我送了被子，牙具和几块巧克力糖。当时我常去王府井八面槽益立食品店买银纸包装的巧克力糖，当时益立食品店与稻香村齐名。

无声

忽然有一天，我们院老三届“团队”（并非住在我们那片几十栋楼组成的宿舍区的老三届都属于这个团队）成员们神情紧张的传递着一个“噩耗”，那就是小混蛋死了！从他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紧张，诅丧。68年6月似乎是个临界点，68年8月后上山下乡在北京已经很热了，记得68-12-21动员发出之前，“钟跃民”他们老三届已经下乡到陕北，山西，有的去了云南农场种橡胶。后来他们和当地青年打群架，听说被当地人绑起来游街，《血色浪漫》里也有描写。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后代回到陕北插队与当地人打群架，这似乎也是历史的讽刺。

自从我们大院的“钟跃民”们下乡后，老三届老红卫兵以下的年龄组“群蛇无首”，一来是69届大都属蛇，二来是我们那片大院子弟只是“地头蛇”，压不过城里党，政，军大院的“强龙”。当时我们院的孩子似乎都有危机感，人人都在干一件事，准备武器。前面说了那些大孩子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匕首，刮刀，有的还藏有手枪，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文革中没有被老三届“团队”接受，因此也没有过装备和训练。不知是谁发起的，69届以下的孩子“没有枪，没有炮，全靠自己造”！我当时在工具市场买了一把长长的扁头钢锉和一块磨刀石，没日没夜的在家里关起门来“铁棒磨成针”，准确的讲是钢锉磨成刀。不知过了多久，“匕首”终于打造出来了，但小伙伴们说我的“匕首”有点不对劲，因为没有血槽，一刀扎下去放不出血来！没办法，只好在“匕首”两侧再打磨出两道深沟（血槽），最后给刀柄缠裹上装饰就有点样子了，特点是这把钢锉磨出来的“匕首”很重，很“给力”!

无声

自从那次我们院老三届红卫兵外出“扫荡” 遭到“反扫荡”之后，我发现经常有些穿蓝学生装看上去属于老三届年龄组的人来我们大院找“钟跃民”，有时那些人在他家里一坐就是一天，后来知道这些“蓝衣社”的人是属于小混蛋帮派的分支。至于我们院那批老兵怎么和顽主帮派过往甚从可能谁也说不清了，其实我们院最早与文革前就进入江湖的“社会青年”交往的人就是我。文革前我哥（65年考上大学了）在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一双35号的小冰鞋，在很多孩子还用冰纤子滑冰车时我就学会滑冰了。

记得66年冬天，我正在我们大院后面湖中的野冰上滑冰，有位穿工人制服的青年说要教我穿冰鞋跳“醉八仙”，估计66年会滑冰的孩子不多，他看上我了，此人叫“小X”。后来我跟他学会冰上“醉八仙”，外人看我跳“醉八仙”会以为我要摔倒而大呼小叫，而我却偷着乐！“小X”在文革爆发前就有工作了，开拖车。后来和他熟悉了，他就给我看他的照片，都是练功拍摄的，什么各式刀枪剑戟，什么杆上飞燕还有梅花桩，背景都是四合院或庙宇，与大院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和“小X”岁数相差太大，除了滑冰别的也聊不起来，我那时13岁，“小X”与小混蛋住在同一片胡同区。除了“醉八仙”，我还和他学会了“单腿飞燕”的花式在冰上“单腿飞翔”。当年我们院里会滑冰的还有老高三的“钟跃民”，他滑球刀，打冰球，至于后来大队人马学滑冰和到北海冰场去交际都是67年以后的事了。

我发现“小X”这人很仗义，也很仁厚，在冰场上对我也很照顾，总之他身上有种“气场”和魅力是我没体会过的。后来通过我的关系他和“钟跃民”熟悉了，以后他经常到“钟跃民”家玩，再看到我时只是礼貌的笑笑。最后他加入了我们院老红卫兵“团队”外出与人“茬架”，似乎他后来还被捕入狱。也可能，通过他的关系“钟跃民”和我们院老三届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总之在与军队大院的人发生冲突后我们院的“国防绿”和胡同区的“蓝衣社”合流了，史称“兵匪一家”。那段时间我们大院传统的晚饭后乘凉的合唱从《我爱祖国的蓝天》，《柯秋莎》变为周旋的《卖糖歌》和川岛芳子的《囚歌》，这两首歌曲我到今天还会唱。再有就是看到他们老三届传看解放前出版的黄色小说（不让我们看，但我偷看过几页），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武器从武装带，钢丝锁发展为匕首和三棱刮刀。还听到那些蓝衣人对我们院的人说他们怎样在公共汽车上拍婆子，记得他们说一旦看上一个女孩子就在车上凑过去用手指勾人家的手心，如对方没有拒绝的表示就可跟随对方下车进一步去“拍”了。关于佛爷和吃佛的话题没从他们那里听说过，我想他们“蓝衣社”的顽主一定会吃佛，但是我们院老三届“不差钱”，他们不吃佛，“啃老”！

无声

我们大院的老三届老兵开始行动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外面设伏。在我们那一带有几个解放后建立的公园和人工湖泊属于公共场所，因此文革期间各大院子弟都到那里活动，有时顽主帮派也去。

我们大院的老三届老兵有段时间早出晚归，我们那时太小不入流只能看着他们来去匆匆。不久后看到他们带着“战利品” 满载而归，穿戴起将校呢的军装军帽，原来他们对隔着一条马路的军队大院子弟下手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抢来的小号将校呢棉军帽戴在大头上戴不下去，两个帽耳朵就象飘在头顶两侧，忽煽忽煽的，令人忍俊不禁！按常理讲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应该不会出这种事？问题就在于文革前相邻大院里的老三届都是考到城里不同的中学，不在相同学校不是同学，因此没有交情。另外可能是国务院部委大院和军队大院的老三届之间存在着互相瞧不起或井水不犯河水的传统，但是我们69届就大不相同了，两个大院的69届都就近分配到一所最近的中学，那就是小混蛋的母校。其实来自两个大院的69届同学有很多自小学就在一起了，例如我就经常去军队大院同学家里玩，有一次还被带去参加那里老三届为主举办的聚会，其中一位演奏钢琴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些外国曲子当时不熟悉，估计是肖邦的钢琴曲，但是我们院的老三届从来不到军队大院去。军队大院69届的同学却经常到我家来玩，因此我们之间都对两个大院的情况很熟悉。

因为我们大院老三届先对军队大院的老三届下手了，领头的是两位红军子弟，这让人联想到《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真是开了历史的玩笑，都是红二代，为了军装大打出手而成为敌人。

有一天，我们院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正在院里乘凉，忽然来了一群穿军装骑锰钢转铃自行车的面似老三届年龄的人把我们楼围住，大约有百来号人马，面孔陌生，手里都挥舞着武装带，钢丝锁等。一看势头不对，“钟跃民”立即发话，全体立刻撤进楼道“打阻击”。那群人想追进楼道，但我们院的老三届和小孩子们找到各层楼道里所有可以利用的“武器”，例如花盆，砖头，各类杂物，从楼梯口，从阳台上往下砸。当然还有人回家拿出菜刀，擀面杖守住楼梯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军队大院虽然人多势众，但真敢不怕死往楼上攻的也没有，最后他们把“钟跃民”家的玻璃窗全部打碎后就扬长而去了。当那些人围住我们楼时，大家都往楼道里撤退，只有我一个人趁乱从一侧往楼外方向跑，后面追来几辆自行车！在我们那片楼群间有个锅炉房，有几大堆烧暖气的煤堆，我一看后有追兵就冲进煤堆之间的小路左转右转就把追兵甩在后面，自行车在“煤山”里转不动。后来战斗结束，我回去后就有了重大嫌疑，不仅是我临阵逃脱，而且我常领军队大院的同学来玩。那些生面孔怎么会知道“钟跃民”家的窗户往哪里开？ 而且只砸他家的窗户！ 看来肯定有“奸细”。自那以后，我在军队大院的同学也不理我了，我们院的孩子们也对我有了看法，这让我情何以堪？我猜测我在军队大院同学中最可能当“间谍”的是“XXX”，他后来见我总躲着走。听说那次来的都是长安街翠微路那一线军队总部大院的老三届老红卫兵，很可能就是参与杀死小混蛋那批人，估计是我们邻居军队大院的人去喊了救兵。去年同学聚会，我听说那位“间谍”后来出国定居了，有时常回国，因此我就托其他在军队大院的同学去质问他是否到我家来玩时搞了“特工侦察活动”？问回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哈哈哈”！ 看来探讨任何历史真相真的都很难！

无声

事实上1968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顽主”或“玩主”这些现在出现的名词，当时就是听说新街口或德外小混蛋等等的名号。那些城内各大院子弟群体中的领头人物也有名号，例如化工部XXX， 那些名号都忘记了，反正是有名号就代表“份儿大”就是了。在大院里，什么“吃佛”，“洗佛”，“拍婆子”都没听说有人那样做。实际上从67夏季以后到68年老三届红卫兵都离开学校回家里“休息”了，那时流行玩乐器，楼群里吱吱呀呀的小提琴声刺耳，还有手风琴，吉他，二胡等不和谐的“交响”，最多的是口琴。还有围棋流行起来，军棋就更是天天下了，然后就是养热带鱼，养鸽子，养鸡。大点的孩子还组装两波段的半导体，还有游泳，滑冰，大院里自发的组织了足球队，还和工厂青年队比赛。还有冰球队，常去北海冰场和什刹海“野冰场”打冰球。

大约到了68年夏，情况出现变化。我们那片地区处于郊区，由国务院一个部委本部和另外几个部委的二级部以及军队一个军种的司令部及另外几个军种的二级部联成一片，以一条马路相隔，军队系统的楼群在路北，国务院系统的楼群在路南，再往南越过护城河就进入老城区就到了小混蛋长大的地界了。因此我们那几十栋的机关与宿舍组成的楼群与军队大院隔着一条马路，与小混蛋居住的胡同隔着一条护城河与旧城墙（有的城墙已拆除）。

68年夏季前后在我们那片地区出现了打群架的现象，但不是我们院的一帮老兵和小混蛋他们打架。前面说了，小混蛋主要到长安街一带与公主坟四周的大院老兵“拔份”。我一直怀疑现在坊间的一种说法，说小混蛋与老兵结仇是因为血统论引起的“阶级斗争”。我的记忆和感觉是小混蛋他们更多的是要扩大他们的江湖地盘，是黑红两道中学生的争雄。小混蛋也不乏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的朋友，所谓不打不相识，摆平了就是朋友，摆不平就是宿敌。这在老红卫兵团伙之间也是如此。顽主之间的地位是“茬架”打出来的，老红卫兵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也是。

我们那片大院的老红卫兵的背景在都梁的《血色浪漫》里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例如小混蛋，李奎勇与钟跃民本来就是我们学校里的同学，因此我在文革中从来都没见过小混蛋到我们那片大院里惹事，当时只听说小混蛋神勇，打遍京城。另外，我们大院的老三届红卫兵“红帮”在北京市红黑两道江湖上几乎默默无闻，完全比不上公主坟，翠微路一带林立的党，政，军大院子弟组成的“强龙帮”，我们那里的“红帮”只算的上本区宿舍楼群里的地头蛇，从来不到市区去与人“拔份儿”。但是有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院里不乏老红军，老八路子弟，但他们的父辈大多是55年军队授衔以前转业到了国务院系统，因此没有发过将校呢军装，羊剪绒军帽和松紧式将校靴，怎么办？那可是当年老红卫兵身份的象征！那些行头是用钱买不到的。当年在北海冰场有人指着朱德孙子（不知是否文革后因刑事案被枪毙那位）头上的冬军帽对我们说，那可是高级水獭皮的元帅帽，当年那批青少年心目中的等级观念之强可见一斑。

无声

接上：

北京理论上叫顽主，生活中叫“玩儿主”，但一般不这么用，只说你在哪里玩儿。北京城自古以来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南城狠，北城恶，南城人敢到北城混，北城人一般不敢到南城混。人的关系以地域和血缘的远近分亲疏，胡同东口和西口打，若遇到其他胡同的则一致对外。玩儿主讲的“戳”哪儿，“震”哪儿，认谁当哥或当姐，由谁罩着或罩着谁，即表明哪一片是你混迹的地方。东单、北新桥、地坛、和平里一路都有各自的玩儿主，多是干一些打篮球、打台球、争夺地盘或泡吧、争女友的事。交女友在文革时叫“拍婆子”，后来叫“嗅蜜”。《古惑仔》的流行为各地培养了一代工读生，但“马子”这个词始终没在北京流行开。也有女玩儿主为了争爷们动手伤人的。若是惹了事必然去学校找，很多学校一放学，门口都蹲满了染着黄杂毛，穿着大肥裤子，叼着烟同时往地上啐着痰，打着耳钉，胳膊上纹着“带鱼”的人，不像电影里的那么娘，一般假充样子的居多，越咋呼越不敢打，悄么蔫的都狠。那时的飙车党还以摩托为主，流行的是趴赛。影片中“三环十二少”这样的倒有，好像有个东城十几少，也会像武侠小说一样起个绰号，叫什么东单几条狼之类。多是道听途说，不可考证。

终归是英雄主义的一场空梦

电影虽然美化了老炮儿，但英雄情结仍然掩盖不了老炮儿实际生活的困窘。六爷当年的兄弟们在修自行车，摆小摊，家庭窘迫或重病在身。发家的不过是个别人，仗义和友情虽在，但心却越走越远。这一次，管虎替胡同老炮儿们立了回传，但不知是未曾亲历的偏差，还是缅怀压倒一切，往事被记忆修正，许多地方显露出一厢情愿的可堪质疑的味道。
　　胡同玩儿主和大院子弟都被上山下乡的洪流所裹挟。大院子弟能当“后门兵”参军，当工农兵大学生上好学校，但也曾因不再备战和裁军萧条一阵。有一段部队待遇赶不上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少人才流失。胡同玩儿主多是实实在在地在荒蛮中劳动十年，返城后才发现城里已无容身之处，继而沦为底层，时至今日。生活中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贵族。老炮儿不是被社会所抛弃，而是社会始终不接纳他们。非主流游戏规则的破坏，不仅是新一代非主流所希望，更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
　　 老炮儿要找回青春，他们还能在什刹海冰场上滑冰，但已无法重归江湖舞台的中央。张涵予演的闷三儿还能打，但没给他上战场的机会。六爷永远停留在他的八十年代。他持着武士刀，身着，身着将校呢，一个人跨过颐和园结冰的野湖并摔倒在冰面上。这种对英雄的向往和对贵族的契约精神的膜拜，都将是一场空梦。
　　电影一开始就是六爷教育小偷，但实际上当年顽主的一大经济来源就是“吃佛”（北京方言里管小偷叫佛爷），只要小偷们乖乖认怂、老实上供，顽主们才懒得管。再比如闷三儿说“咱什么时候受过这个”，话匣子说“当年你爸一个人拎着刀对十几个”，好像顽主都是以一当十没吃过亏的主儿，但其实当年约好的茬架绝没有单骑闯关的玩法，而且大规模茬架真正打起来的并不多，因为双方都有互相认识的人，一讲和就不打了，即使真打起来，插子（顽主们管刀子叫插子）一般也只往大腿上招呼，放放血就得，绝不要命，通常放倒一个其余的就全跑了。
　　电影想表达的很多，其中一点是时代变迁、新老更迭，于是余威犹存的六爷只能在身居一辈子的后海胡同里享受尊敬，出了自家地盘便处处显出无力和生疏。但其实，当年的他们也不过只在各自的区域里横行，无论大院子弟还是胡同少年，轻易不会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算名震一时的小混蛋也只是名义上统一南北，实际上仍只活动于德胜门到新街口一带。
至于插手城管执法、对抗官二代则完全是投观众所好、发泄社会情绪的廉价把戏。当年的老兵们都已接过父辈的枪，犯得着雇佣一帮闲散打手还用原来的简单方式来要回罪证吗？而寄材料给中纪委这种桥段，就真的是拿小老百姓的智商逗着玩儿了，也说明这帮老炮儿真实的思维里早就不拿自己当老百姓了。这里可能会有审查的讨好之谋，但尚不到只此一招的地步吧？
　　这些还都是边角，最核心的是从人物塑造的起始就脱离了真实。六爷被刻画成一个有情有义、尚规崇礼、每天端范儿活着的老英雄，弄得好像一百多年前破落的八旗遗老似的。事实上，他们都不过是喝着阶级斗争的奶、揣着造反有理的心、砸烂一切旧世界的革命小将。他们是最反规矩的，他们的“理儿”其实是“面儿”，他们的“规矩”只是参与江湖的准入标准和身份认同（顽主们有过一个简单的四条道规，拟定的初衷是避免再次被连锅端掉）。“文革”局面一变，上山下乡一走，这个江湖就解体了，“规矩”也无处适用，理也好勇也好，全不如知青点里面临的生计和前途来得真实。再后来改革巨变，这代人站到了时代的崖边，精明的占得先机，迟木的被淘汰到边缘，他们的“规矩”早被权力市场规则同化。六爷看不惯当下的这个那个，但这个那个正是他们这代人走出来的，如今掌握资源和权力的是他们这代人，失语失势、世故逾则、油滑算计的也是他们这代人。何况当六爷提笼架鸟养起了“不文不武”的八哥时（“文百灵，武画眉，不文不武养八哥”是老北京养鸟的一种讲究），回归的是那个旗人的老北京，满嘴的仁义也都是老礼儿，他自己都在经意不经意间背离了红都的色彩。
　　《老炮儿》是让人坠入快意的一场酣梦，却少了《美国往事》式对梦境的戳穿。它只负责缅怀，不负责反思。因此《老炮儿》只是一曲浪漫主义的咏叹调，而非现实主义的安魂曲。它不过是一群老男人的自恋春梦，用来安抚无可减慢也无可挽回的衰老之势。它用小鲜肉与老硬汉的刻板对比和昆汀式的单刀赴会、孤胆独行，完成了自我崇拜和动人煽情，没有也无意于剖析一代人的精神结构和探索解决困境的真正出路。
　综合《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叔的刀法》、《书式慢生活》

无声

下面转载一篇文章把顽主的历史背景交代完再转回正题：

《老炮儿》：“文革”青年一代的道德遗产
导读
　圣诞节后，电影《老炮儿》刷爆了微信朋友圈。它的上映似乎唤醒了老北京对提笼架鸟的集体怀念，影院场场爆满，人人热泪盈眶。冯小刚凭借角色“六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而电影里的“小鲜肉”、北京方言、、富二代飙车、大院子弟、规矩、江湖等等，均成了朋友圈里话题的关键词。电影没火之前，“老炮儿”这词就已经流传开了，可正宗的老炮儿究竟是谁？血性、仁义、要脸、有公心，伴随着文革成长的老炮儿，借着管虎的镜头为自己的道德遗产树碑立传。
老炮儿的词源说法之一，是来源于北京有条炮局胡同，清末开始就一直有个监狱，是北京城区少有的两座监狱之一，吉鸿昌、川岛芳子、安子文、薄一波等都曾关押在此。1949年以后，监狱改成劳改局，专门收押打架斗殴之类的流氓。流氓们以进局子蹲号儿次数多为骄傲，因此“老进炮局”的狂言就简化成“老炮儿”成为这类人的称呼。
　　老炮儿是个贬义词，是多年混迹江湖老流氓的意思。他们中的部分处于半退隐状态，但也会在有大事时作为前辈出来平事。他们打的都是些违法犯罪的擦边球。一般的学生打架，校门口堵着交女友，顶多是淘气和无知。而真正能打得起来的，以“切钱”满足自己开销的是少数。混混是天津的说法，哪的混混都有当地的玩法。过去天津卫混混斗殴，能派一个人出来挨打，认怂了就栽了。或者出人比剁自己的手指头，往腿上放烧红的煤球。双方比狠，非死即伤，胜了一战成名，败了地盘给人家，死了有被“保护”的商店铺保抚恤家人。
　　电影描写的老炮儿特指出没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一群人。1966年“文革”爆发，一些高干子弟成为红卫兵，在“满街红绿走旌旗”的“红八月”里除了抄家、批斗，还有一项“革命”内容就是“镇流”，甚至还在工体召开过十万人大会，将铁拳挥向流氓地痞。孰料很快他们的父辈也被打成“黑帮”，他们一下子从“革命小将”沦落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失去革命资格的他们仍以老资格红卫兵自居，自称“老兵”，在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双重管教的情况下，整日游手好闲，自恃“血统”高贵耀武扬威，终于引来平民子弟的不满，于是胡同顽主与老兵成了两股彼此为敌的力量，在那个公检法缺失、时局混乱、斗争成风又英雄主义当道的特殊时期暴力丛生。后来，北京在1968年底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集中处理了一批人，顽主们关的关躲的躲，加上上山下乡已经开始，许多人都成为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村，也有的大院子弟参军，于是“江湖”就此崩解。再后来改革开放，世道大变，虽然知青回城以后一部人还想重操旧业，不过政府几次严打，这些老炮儿完全没有复苏的可能了。
　　文革是这一代老炮儿产生的根源。新政权刚刚建立的50年代，包括60年代初并没有听说过什么老炮儿，因为那时候政府很强势，老炮儿很容易被镇压。同时，老北京基本是顺民文化，怕官怕事，强势政权很容易搞掂老北京人。但是文革起来，政权瘫痪，也就是整个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大院占尽资源可以无法无天，而胡同里的老北京却突然发现自己没人管了，经常处于被欺压的状态，就必须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于是一些强横有力的胡同少年奋身而起，从对抗大院红卫兵开始，渐渐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和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不信任政府，因此老炮儿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在电影里我们看到，文革过去三四十年，六爷依然不信任政府，所以他打城管耳光，摊上事儿宁可自己搏命而坚决不肯报警。
　　老炮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认礼、认理、认命，强调很多事情“不是钱的事儿”。先礼后理，两者皆不通，最后赌命。这同样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因为他们抱定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政府不是法律，而是自己的性命，用生命去做最后的证明。他们也需要钱，但是拒绝承认钱能够作为一切交换的等价物，甚至认为金钱是追求礼和理的障碍，扭曲了生活乃至生命的基本价值。这在电影里有许多体现，六爷认为讲钱那是你们的规矩，对方索赔10万或者贿赂100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甚至都没经过计算，只要觉得合理或者不合理，就毫不犹豫地答应或者拒绝。
老炮儿年轻时干了什么


　　1968年夏天，在文革最高潮时，北京发生了“小混蛋事件”。多年来，经由王朔小说、电视剧《血色浪漫》等文艺作品的演绎，这一事件已成为江湖上的传说，至今仍众说纷纭。
　　据说，小混蛋是什刹海到新街口一带的胡同玩儿主，是个很文静的男孩子。他看不惯大院子弟的嚣张，最后在1968年的6月24日，被仇家在动物园对面的回民餐厅扎死了。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怀念他，因为他敢于为胡同子弟去抗争。
　　八十年代，玩儿主也随时代大潮下海经商，他们的资本尚可为自己壮胆，但很快就不行了。北京玩儿主来源很广，阶层分明，不仅不抱团，还总认死理、畏官、不灵活，有着息事宁人的本分。南城和北城在承包地皮经营小商品上打了多少年，一夜之间都被浙江人打跑了，老炮儿的战斗力再高，狠劲儿远赶不上东北内蒙，新疆西藏。
　　时至今日，玩儿主们都发现，玩儿得小了，多是被狠揍过后渐渐收敛，但找不到好工作，难以上升；玩儿得大了，只有古城的工读学校或少管所在等他们。而那些牛气哄哄的岁月，也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了。如今北京到处都有释放过多青春荷尔蒙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忙，用不着寻衅滋事了。
　　五十年代以来，北京的玩儿主分为“胡同”和“大院”两派，直接导致了两派红卫兵的形成。胡同落寞，大院嚣张。红卫兵运动先是大院子弟闹起来的，是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强调“血统论”，认为自己最革命，都知道谁家是什么级别，一般不带胡同里的玩。他们有紧俏和特供的商品、食品，家里工资比地方上同级别的干部高上两三倍，父母又经常在外，他们打架打不过就往大院里一跑，院里抽冷子再出来一拨人，这架就没法打了。而身处弱势的胡同玩儿主若能打赢了大院子弟则更为光荣。他们有时只是眼神犯照，用不着谁真惹了谁，心里头说一句：“递葛（冒犯、挑衅。犯欠），是吧？行，口里口外，刀子板儿带。”常用武器是长条型的砍刀、菜刀、弹簧刀、三菱刮刀、军刺、木棍、车锁、鱼叉、管叉、板砖等，板砖车锁算不上管制刀具，真折进局子没两天也就出来了，而“文革”中也没人管。地点多在东单、北海、什刹海、地坛，甚至街心小公园等人少的地方，像影片中的颐和园野湖，多是干大仗的了。
　　北京玩儿主的历史悠久。清末就有玩儿主会把辫子梢拴个铁丝翘起来，或系上个铃铛，歪戴着帽子，再蹬个自行车。也有职业当打手的，多是八旗子弟无以为生，世代只会承传表演撂跤。他们把头上的锅圈剃掉很多，只留中间一小根辫子盘在头顶，走路都是横着出来。那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很多人是混混出身，否则无法在江湖谋生。
　　那时候，讲究的是头戴剪羊绒的帽子，身穿将校呢或美国苇子绒的皮搂儿，三节头的皮鞋，骑着永久牌二八锰钢13型的自行车。“文革”时新衣服少，多是五十年代甚至再以前的，以显示有家底儿，这些在电影中都有反映。六爷最后的着装是一种仪式，**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家底是以前切下来的，显示老炮儿当年的江湖地位。它在表明北京人的思维方式：老子有家底儿，我玩儿的时候，你们算什么？那年月没有什么娱乐，但有健身的风潮，也流行练肌肉，也有人为了打架占上风，练过两手拳击或撂跤。玩儿主们大多会在什刹海冰场滑冰，只有大院子弟才会每人花上三块，在老莫（莫斯科餐厅）撮上一顿。
　

无声

对比西方近代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早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有篇文章曾写道，在早期资本主义海洋贸易运输阶段，海盗猖獗，实际上背后都有本国政府的包庇甚至纵容，意在打击别国的贸易从而使本国贸易发展领先。但是经济规律是有原则的，英国纵容海盗，意大利，法国，荷兰也有样学样，然后就爆发海战，海洋贸易被迫中断，最后大家还得坐下来谈判，制定海洋公约，否则正常海运就不能维持，损人不利己。

对黑社会也一样，世界各国政府都要与黑社会建立一种平衡关系。文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红卫兵武斗战斗队和中学生为主的江湖红黑两道的无政府主义破坏社会秩序的乱象最终势必受到政府处理，因为文革发动学生运动时的初衷与结果打乱了某种平衡。于老红卫兵（红帮）而言，造走资派的反有理，造江青的反不行。对于顽主（黑帮）而言，在胡同里活动可以，到党政军大院传统的地盘和闹市区与老红卫兵争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