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现在我们看到了大跃进失败后上山下乡的重点已经从回乡知青转向城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如果说邢燕子是“半回乡半下乡的知青典型”，那么侯隽就是货真价实的城市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了。

侯隽，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1962年

7月，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于北京市良乡中学，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只身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今属史各庄乡）安家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侯隽自己对上山下乡历史的回顾：
“大家都知道，1962年，我响应党和国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立志要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自己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才从北京跑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村落了户。那年正是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不过在当时城市青年下乡的还很少。之后周总理听说我主动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事，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总理正在考虑如何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安置下乡知青要以插队为主的时候。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开始以下乡为主，就叫“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后来又提出要以上山为主，到1967年又改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

很有深意的是周恩来在文革前第二波的上山下乡过程中不仅把主要动员对象放在城市中学生身上，而且特别关注出身不好的城市学生。

“自从周总理从黄宗英那里知道了侯隽下乡的事迹，这位共和国政府的当家人就记住了侯隽这个名字，时刻关心着她的成长。同年7月9日，在接见各大区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周总理说：“河北宝坻县现在又出了个响应党的号召、志愿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当年10月15日，周总理同各大区主管安置工作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人来信说我推荐侯隽错了，她家庭出身不好，可她本人向着新社会，向着光明，自动下乡，决心改造自己，这是好的，应当进行帮助。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

“1965年7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看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加农业生产的上海知识青年时，曾有过如下一段重要谈话：
    周总理接着一一问大家的家庭出身，当问到共青团员卓爱玲时，她羞涩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卓爱玲一时答不上来，错听成自己要不要拿定息，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这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开了。
    周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周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总理意味深长地对革命青年的勉励，使得卓爱玲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她也曾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苦恼过，不知怎样同家庭划清界限，不知怎样争取自己的前途。进疆以来，走上了革命化的大道，思想包袱逐步丢掉了；今天总理亲切的教导，方向更明确了，获得了新的巨大的思想动力。《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勉励知识青年》，《中国青年》，1965年第16期。
    随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本着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对如何看待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表现作了如下的解释：
    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
    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子女从小同他们“住一屋，睡一炕，吃一锅”，是他们首先要夺取的对象。……对于剥削阶级子女来说，家庭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世界观的形成，往往起着不小的作用，有的甚至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和工农子弟不一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看到这个不一样。
    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
    剥削阶级子女，虽然生在剥削阶级家庭里，但是他们没有亲自参加剥削，同剥削阶级分子是有区别的。他们年纪轻，要求进步，可塑性很大。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剥削阶级的殉葬人，而要求向革命的方面转变。
    第三，要“重在表现”：
    首先要看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尤其要看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执行重在表现的政策，就是按照兴无灭资的方针，教育剥削阶级子女进行思想改造，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背叛剥削阶级，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我们要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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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二阶段上山下乡是发生在自大跃进失败到文革发动前这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对于上山下乡没有任何具体的指示，也没有新的指导理论。也可能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退到二线不再指导中央一线的具体治国方针，有资料说明他在文革发动前已经做好了各方面准备要骑马考察黄河，还有更多的资料说明他在大跃进失败和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央组织路线和党内，社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方面了。

但是周恩来在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组织过程中推出了新的指导理论，表面上他关于上山下乡的很多指示似乎有迎合阶级斗争理论之嫌，但是仔细梳理却发现他将上山下乡的实践与共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了，例如消灭三大差别，工农联盟与城乡劳动力交流，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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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8日至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安置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总理两次听取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对每个省的情况都问得很细，边听边思考，总结出10条动员安置工作的实际经验。
    2月28日，周总理在农业口的四个专业会议全体会上作重要讲话，讲到安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提高认识。总理说：安置工作是一个大的工作，完全是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就完了的，也不是几年能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总理说：劳动制度，首先是劳动力的安排。现在城市里每年涌现出的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是200万。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 — 就了不起了，那时也才能实现到100万人。到那个时候城市人口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做工人，这样才好结合，才好工农交流。因此，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15年（到1980年）。将来安置工作要和劳动工资工作结合在一起，城乡劳动力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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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青人数增长得很快，农场只能接受一小部分。事实上在1963年中，经济形势好转了，遣返大跃进期间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工作结束了（注：大跃进失败后国家遣返从农村招收的工人2200万回乡，并许诺一旦经济好转就让他们回城里的工厂），而一些知青心中升起了可能返回城市的希望[定宜庄，前引，页218。]，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宣布要将下乡运动转变并定为大规模的长期性的计划。6月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个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15年规划，很快就又延长至18年。当局认为节育工作政策两年后生效（从1963年算起），那么1965年后出生的人得在16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那时才能看得出这项政策所能带来的积极效益。周恩来为这个规划亲自列举出各类数字[同上，页219，222。]。他预见在此期间内，每年将会有3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等待安置。1963年10月18日他又在一个内部讲话中宣称，今后18年内有3500万城市青年得下到农村去[顾洪章等，《大事记》，页39。]。P.86那就是说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青年下乡。负责这些问题的谭震林副总理估计有150万，而其他人则预测只有100万[顾洪章等，《始末》，页42；定宜庄，前引，页218-223。]。

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作者: [法]潘鸣啸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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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失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发动的第二波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国家从城市遣返２０００多万＂农转非＂的厂矿职工＂非转农＂回乡挣口粮。

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

动员安置2000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总理说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大搬迁。彭真说，即使最讲服从命令的军队，把一两千万军队从这个战线调到那个战线，也不容易。但是，这项任务居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杨尚昆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出现。当时我们告诉回乡的职工，一旦国家形势好转，将优先把他们请回来。但是，时隔不久，一场‘文化大革命’搅乱了整个中国，国民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

杨尚昆说：“现在50岁左右的人对三年困难时期恐怕记忆犹新。那时几乎人人吃不饱饭，许多人身患浮肿，一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那几年，困难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凭证，全面计划供应。每人的粮、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个居民只发3尺布票。彭真解释说，3尺布票做衣服当然不够，是让大家买点布打补丁用的。3尺布还不能全部用来打补丁，因为你买1条毛巾，也要收你几寸布票。那时真是困难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难八条办法。其中第一条就是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宣布：“中央决定，1962年上半年要继续压缩城镇人口700万人，其中职工要减少500万人。在上半年精简指标实现以后，下半年还要考虑提出新的精简计划。这是克服当前困难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邓小平把调整经济、精减人员和加强农村的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列为当时的两项中心工作。他说，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刘少奇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强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件事行动要迅速。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指挥部，要和中央精简小组经常通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出全国职工人数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年末的1.2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包括从城镇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内），同时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

当时，在一部分干部中，确实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主要是认为“形势在逐步好转，多用点人没什么”。“减人减过头了，生产受到损失，工作也削弱了”。“把成千成万职工送回农村是不是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的政策变了？”等等。杨尚昆说：“我在干部中反复解释，特别是针对党要依靠工人阶级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搞清楚，依靠工人阶级不等于职工队伍越大越好。工人阶级这支队伍的大小，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队伍大了，人员多了，首先就要多吃商品粮，农民负担不了，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

　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平稳、顺利、提前、超额完成了这项几乎震动全民族生活的特殊任务。1963年7月31日，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至此，全国性精简工作基本结束。

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一句话，农村养不起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只好倒流回农村，别无出路。杨尚昆说：“回顾30多年前这段历史，几千万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浩浩荡荡地从城市退回到农村，不能不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无声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文革前两段时期的上山下乡在指导理论方面比较清晰，最主要的就是以就业为主要考虑。在计划经济下，商品粮是与城市人口是紧密相关的，也是需要精准计算的。我们不知道粮票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放的，在粮票制度下，就算你有钱也不能不凭粮票购买粮食，因为国家无法为城市居民提供粮票数量之外的余粮。50年代没有户籍制，农村人口可以流动到城市，农民如果在城里找到工作就自然变成城市居民，这包括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但是户籍制度开始后一切都改变了。50年代第一阶段的上山下乡主要是让农村到城里读书毕业后想留在城里找工作的学生“回乡”，安置办老人顾洪章在本网一些老知青的采访中有权威性的回顾：

“我想说的是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从55年开始到62年这一段时间里头,下乡上山中央 没统一管,也没有一个部门来统管下乡上山这个事.当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垦荒队,杨华他们.不仅杨华,还有天津啊,浙江啊好多省都有垦荒队.为什么建立 垦荒队呢?就是由团中央来统一号召的.因为在54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就业问题是很突出的,因为旧社会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55年毛主席发出了那 个下乡上山的号召,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近三百万的城市待业青年,当时的待业青年叫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高中生都很少,因为教育不发达.大量的高小毕业生不能 升初中.所以这个近三百万待业的绝大部分是高小毕业生.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农村进城的毕业以后就业问题是很突出.所以在54年那个时候就业问题这样突出怎 么办?团中央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去,那时候的苏联就是开发西伯利亚,组织垦荒队.那时候叫的相当响的.我们就是团中央经过中央同意就派了个代表团到苏联 去去考察,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中央认为这个值得借鉴,就批了,把它转下去了.所以从55年开始各地就组织垦荒队.这件事情是由团中央来号召来办的. 在中央机关里头在政府部门里头没有统管的部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事我知道呢?因为55年内务部成立了一个移民局,动员从内地农村的主要是农村的,也有一 部分城市的,移民垦荒.到新疆啊,到东北啊,那时候由王震来搞.王震是农垦部长,移民局就交给农垦部了. 所以在55年到62年这段时间里由地方来搞这个下乡的问题.所以讲上山下乡这个源啊就是从55年开始.不是说从62年,也不是说从文化大革命才有上山下 乡.这是一开始由地方搞起来的.中央同意有组织有计划的搞是从62年开始.那时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要精减下放.大量的工人,学生就业就是问题,往哪 里安排?所以这个时候从62年开始是由总理统一来抓的,建立了一个中央安置知青小组,由总理抓这件事情.就叫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就是从62年到文革开 始这是有计划的下乡上山.
下 乡上山总理主持的这个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想探索一条城市就业的道路.就想找一条道路推动农业生产.把推动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找一条城市青 年就业的路子,就想探索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规模比较小.那时坚持自愿,不仅本人自愿还要家属自愿.甚至提出三自愿,还有亲友也要 自愿.所以在文革以前下乡上山这几年做的比较稳妥,后患比较少一点.”

从顾老那里我们看到了50年代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毕业生造成了分配方面的压力，说明那时没有户籍制，有了农业户口后那些农村到城里读书的学生就不可能在城里分配工作了。其二，60年代有了户籍制后，在城市推动上山下乡的工作中采取比较人性化的“三自愿”，不仅本人自愿还要家属自愿.甚至提出三自愿,还有亲友也要 自愿，这与文革中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具有组织形式方面的本质区别。

无声

新中国第三阶段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动员令开始的， 对文革上山下乡的“最新指导理论”的探讨是本文的重头戏。对于文革上山下乡国内外学界和知青网上以及社会各界在多年来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文不再做全景式回顾而是尝试抓住重点针对文革上山下乡历史还没有解谜的部分进行资料分析和逻辑推理。

文革上山下乡历史最大的谜语就是毛泽东68-12-21动员令了，从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68-12-22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动员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不是毛泽东在68-12-21发出的，而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在过去的一些谈话“整理”出来的，姚在68年12月下旬向毛泽东提交了那份他整理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批复“可发”。因此毛泽东真正的68-12-21动员令只有两个字“可发”。2008年有国内外专业学者和权威作者参加的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上传出毛泽东68-12-21动员令是姚文元伪造的说法，对此至今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为至今中央档案对此没有解密。换言之，学界至今找不到毛泽东发出的68-12-21最高指示的原件，也搞不清姚文元是根据毛泽东在什么时候，在那些场合，对什么人的一些谈话中整理出来的那份68-12-21最高指示。更有甚者，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搞好上山下乡的社论悄悄的再次“整理（删改）”了毛泽东68-12-21最高指示，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后删掉，在后面连接到“与工农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的句子，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因为到农村无法与工人阶级相结合。

附：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选摘文章开场白）

《人民日报》编辑部  社论

1973.08.07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

无声

下面这份资料是上海知青“网中人”（上山下乡独立研究学人）找到转给我的，也是至今官方公开发表的一份关于毛泽东68-12-21最高指示的资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

第298篇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１〕的批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可发。〔２〕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甘肃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一百七十八户、九百三十二人分别到十三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２〕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见本册第６１６页。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第299篇全文如下——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１〕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１〕　《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无声

上面这份资料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发出的68-12-21最高指示只有两个字“可发”。那份我们这一代耳熟能详刻骨铭心的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动员令其实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之前的讲话整理引用出来的！

“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

上面这个句子中有两层意思：
（1）姚文元看中了甘肃日报报导的一个下乡的典型，是位县城“闲散居民大妈”，她的“闪亮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2）姚文元在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的文章时加了一个编者按，在这个编者按中姚文元整理引用了毛泽东一段之前发出的最新指示（确切时间不详），这个姚改编后的毛语录就是针对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68-12-21动员。


逻辑推理：
首先，姚文元送审在人民日报转载的甘肃日报文章主角是县城大妈，宣传主旨是城市闲散居民“非转农”不再吃商品粮而是到乡下靠两只手自己养活自己。在甘肃日报文章里也提到有“一些”知识青年也自动到县郊农村落户，很显然在宣传文章里自动下乡大妈是主角，几个自动下乡的知青是配角。

其二，在那天大妈是主角的人民日报转文中出现了姚文元所写的编者按，其中出现了他整理引用的毛泽东之前发出的最新指示，这个最新指示的主角变成了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其配角是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以及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而主题从“不在城里吃闲饭”转变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问题出现了！

问题一：到底谁是上山下乡的主角？ 会宁县城闲散居民大妈还是各大城市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青？

问题二： 到底什么是上山下乡的主题？ 是不在城里吃闲饭还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为什么不提“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更有必要？

无声

多年来学界和坊间对于文革上山下乡指导理论的探讨始终没有突破，关键因素是得不到中央关于上山下乡决策的一手档案，在我的资料库中留下了一些知青网的网友们的观点：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知青上海>杂志论坛的野歌总结了几条:
1）城乡结合、工农联盟的实践
2）减缓几届学生就业的社会压力
3）瓦解或分散红卫兵的政治合力
4）战争的战略打算或布署
5）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建设理念的战略尝试
经过反复讨论，野歌又追加了第6条，
6）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实践

《中国知青网》的龙行天下认为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决策的来源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实践。
上海知青网浦江情论坛古道游侠认为上山下乡的文化来源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文化基因，其政治来源出于《五七指示》。

68-12-21上山下乡动员的出台过程确实怪异！


其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刚刚在68年4月出台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全国各地正在按“四个面向”对老三届进行分配。68年初的“四个面向”对比文革前分配没考上大学的人们来说已经加重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的数额，在68-12-21突然将“四个面向”分配原则改为一个面向（面向农村），这在指导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按传统的毛泽东思想来说是要求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68年夏秋之际出现了一个理论转变，那就是把和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文革发动前夕的《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就说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早前他还说过“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 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
综上所述，从“单下农村还不行”转变为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显然文革上山下乡的指导理论和文革前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文革结束后李先念说“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四人帮 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其二，68-12-21动员这么大的事没有公开任何经过中央最高层讨论的记录，当时中央重大决策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例如1968年9月在全国举办五七干校，毛泽东的批示如下：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我查了所能找到的1968年中央碰头会记录，小到一篇社论，大到一项涉及全国的运动都要经过碰头会讨论，唯独68-12-21上山下乡没有任何碰头会讨论的记录。但是根据姚文元的请示报告可看出他是在把毛泽东在68-12-21之前的一些谈话整理后变成毛泽东68-12-21上山下乡总动员，这说明毛泽东曾经在一些会议或同一些人的谈话中对上山下乡进行过讨论和决策，只是那些档案直到今天没有被公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