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说了半天，在和平年代真正想先去解放全人类再回过头来解放自己的人恐怕谁也没见过几个，但是在文革中我还真见过被派去解放全人类的！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去某军举办的集训队看望他一个村里来的老乡，那里都是从各师团选派来参加集训的汽车兵。到了那的营房看到所有的人面色凝重，朋友的老乡告诉他这个集训队是有特殊使命的，所有的汽车兵将被送到北越执行穿越“胡志明小道”向越南南方游击队运送弹药的任务，所谓集训就是讲授如何在“胡志明小道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据说被派去的汽车兵没几个活着回来的，后来知道那些集训的汽车兵大都是农村兵，集训期间借酒浇愁，领导也当没看见。作为农村兵能当上汽车兵就象抓到头彩，复员后肯定不会再回生产队种地了，那就算“解放”了吧？ 至少在县城里能找到工作，谁想到会在荣归故里前被派去解放全人类？ 那么有没有冒死去自愿解放全人类的？我们知青一代都听说过，文革中有一批红卫兵跑到北越参加了中国派遣的高炮部队，其中就有血洒疆场的。还有的跑到老挝，缅甸参加了当地共产党游击队，有的现在还在那里。不过大多数自愿去解放全人类的红卫兵都被抓住遣送回国了，我哥就是其中一个，他那时是大学生，因为在背后说江青坏话（说江有精神病）被揭发，所以闻讯后干脆和几个同学一起跑去越南参战试图用血洗脱罪名，最后被边防军抓住遣返回校再进牛棚被批斗，当然少不了挨打，因为他去“解放全人类”的动机被说成是想叛逃到美国。68年他被开除学籍遣返回乡成为无业社会青年，他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想报名去兵团，最后安置办发现他的档案里的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训斥他说“你想到前线趁机叛逃到苏联吗”？ 说的也是，他中学的俄语水平不低，大学学了英文，肯定是与美帝苏修气味相投了！ 最后他以血铭志的愿望破灭了但还意犹未尽，强烈鼓动他16岁的弟弟报名去兵团，理由只有一个，兵团在前线有仗可打。总的来说这些城市红卫兵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比农村青年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

无声

百度:

“胡志明小道”这个名字当年是由西方媒体叫出来的，越南称之为“中央走廊”，听起来给人一种神秘感。人们只知道它是越、老边界和越南、柬埔寨边界崇山密林中的一条运输线。这条小道的起始，长度以及具体路线外界谁也说不清。当年美国人曾花了很大代价寻找这条小道的具体位置，妄图卡住北越对南越的人员、物资供应，但直到他们以失败告终，从越南撤出，也未能弄清这条小道的真实面貌和奥秘之处。

1965年10月，中国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之后，越军就腾出手把大批作战部队输送到南方，并且组织数十万民工扩展“胡志明小道”和执行支援南方的运输任务，逐步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的羊肠小道建成可以通过重武器的战略交通网。
对侵越美军乃至国际上的许多军事专家，这条补给线是一个无法用正常观念解释的“战场之谜”。五角大楼曾经用计算机系统研究了整个胡志明小道的网状构成，包括每个交叉路口和溪谷，他们使用了当时所有可以使用的高科技手段：空投特种部队，向美军基地提供交通运输情况，指示轰炸目标；在交通线上设置地雷，还有人迹嗅探器、声音传感器；为了毁灭丛林植被，还大量地喷洒化学脱叶剂；又用B-52型轰炸机对这些小道进行了长达一年多共3630次轰炸。B-52的坐标控制轰炸，可以在30秒钟内投出100多枚750磅的炸弹，在丛林中切出一英里长，1/4英里宽的林间空地，但是“胡志明小道”不但照样畅通无阻，运输量还越来越大。
“胡志明小道”建成的16年中有100多万越南士兵、干部和大量军事物资、后勤给养通过这条小道运往南越战场。

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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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9年10月前后我在兵团写的决心书，当时还给家里写了遗书，准备参加核大战，解放全人类。在战争年代，任何参战的民族都会激发起民族英雄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号召解放全人类。 但是在和平年代，人们又在想着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解放自己，争取更好的个人前途和发展机会，这可能就是国家性，民族性和人性的三重纠结之谜。

在我的决心书里就有一句“时刻准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宏伟的人类解放事业”。

无声

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一）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阮文绍反动政权的垮台，出动了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在越方的请求下，我先后有几个高炮师入越参战。为了做到心中有底，1966年1月，沈阳军区抽调了全区高炮营团干部65人，组成了一个赴越战地见学队。由高炮六十二师师长袁守范同志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高炮六十二师去了23人。在军区三所进行短期集训时，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及曾绍山、吴席智、江拥辉、李伯秋等首长接见了我们并作了指示，交待了任务；军区反突袭办公室李主任和炮兵杨处长介绍了越南情况。

5月2日，从昆明乘于3月11日正式通车的贵昆线火车到重庆。贵昆线的开通结束了进滇难的历史，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极重要作用。在重庆，五十四军为我们组织参观了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展览馆，目睹了国民党灭绝人性的刑具，也感受了先烈们为了信仰——共产主义视死如归的情操。

5月8日回到沈阳，5月10日向军区作汇报。那天军区曾绍山政委说：“你们讲讲见学情况吧。”袁师长说：“先由我们史主任讲吧。”由于我有些紧张，讲得很快，可能首长不会满意。接着袁师长又做了补充。但讲完后，曾政委说：“你们讲得不错嘛！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见学任务。”

受到军区的表扬，我的心像一块石头落地了。

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掀起，“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陆续发表，红卫兵们大串联，全国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在这时，9月24日，我师入越参战的命令下来了。

我正在军区总医院住院。9月30日，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王吉道同志来看望我说：“你们师要入越，因为你身体不好，可能要另配一名主任，不让你去了。”我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亲自去越南战场见学过。”虽说我当时的血小板由2万5恢复到7万，连医生也坚持不让我出院，为此事还出现了一点小风波，但我还是坚决要求出院。回部队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备战工作中。随后，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军委炮兵作训处长杜常青、参谋裴景峰同志先后也来师部驻地丹东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协助入越的准备工作。

由于我们对美空军在越南的活动规律以及越南的天气、地形、人情都摸得比较清楚，相传中的蚂蚁、蛇、虫如何厉害，天气如何酷热难熬，美国空军如何嚣张不可对付……我们根据见学所掌握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有力地消除了紧张、恐惧情绪和心理。当时，部队虽然处在祖国大动乱之中，各种思想异常活跃，但由于部队基础好，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深入细致，因此由平时到战时，由国内到出国的弯子转得比较顺利。当时师党委集中抓了思想发动工作，如忆苦思甜、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同时还认真地抓了健全组织、调配干部、补充兵员、补充武器、发放物资等工作。军区从各部队抽调老兵骨干1150人，从军区各医院调入军医主要是外科医生16人，组成了一个加强师。师下辖六O二团（100炮）团长赵福堂、政委郭秀成；六O四团（85炮）团长殷云彩、政委李志刚；六O五团（单管37炮），团长孙风松、政委徐柏林；六二O团（双管37炮）团长刘爱民、政委王志民；十六军高炮营，营长扈春生、政委晏洪钧；三十八军高炮营，营长孙玉堂、政委范章华；三十九军高炮营，营长张光发，政委石玉华；五十军高炮营，营长徐短评，政委李文熠（以上各营均为单管37炮）；第一二一野战医院，副院长邱凤林、政教朗益华。各部分别由辽宁省丹东、甘肃省玉门、青海省西宁乘火车南下。入越后又有探照灯二团二营配属，再加上广州军区为我师服务的后勤人员，共计达到10512人。

1966年12月15日，全师集结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境内，沈阳军区工作组和炮兵副司令员艾福林同志率领的军区炮兵工作组，也来指导工作。随后广州军区相主任率工作组也来到了崇左。不久，广州军区机关被冲击，相主任被勒令回去接受批斗。这次集结，虽说是正逢红卫兵大串联期间进行的，但由于思想工作细致，组织工作严密，又因是援越抗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从头到尾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和其他较大事故，受到了沈阳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表扬。在崇左集结期间，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崇左县曾先后派慰问团来部队进行慰问，对部队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部队各高机连又换上了我国刚出厂的双管高射机枪，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练兵活动。在师党委的主持下，在崇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集结中的政治工作经验，布置了入越作战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师党委向全师发出了号召：首战一定要告捷，为越南人民报仇！为“五个伟大”争光！这一口号很快人人皆知，纷纷上书要求早日出国作战。

当思想、物质准备就绪后，换上了由我国制作的越南人民军式样的军服和人民军式样的汽车牌子，番号改为后勤六十二支队。支队长袁守范、政委张克里、副支队长续志达、林殿卿、副政委任培堂、孙玉林，参谋长封爱民、主任史新德、副参谋长王世恒、康之河、郭守凯、副主任胡鹏举、孟宪儒。

部队于1967年1月18日由崇左出发，19日到凭祥。当部队到达宁明时，受到宁明人民的热烈迎送。在凭祥市，由南宁市来了27名大中学校红卫兵，强烈要求随部队入越参战，虽然给他（她）们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但执意要去，无奈，经韦国清同志请示周总理，同意编入我部。当时向他（她）们提出了严格要求：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正式的军人了，要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入越后，不准在国外搞串联，不准强迫人家接受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勇敢参加战斗，不怕流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一一接受后，10名女的安排在师宣传队和医院，17名男的分别分到6个战斗连队。他们在入越作战中尽管表现很好，但还是在初期提出了越轨要求，男生提出：“红卫兵应作为一个实体出现在战场上”，并单独出了3期“红卫兵”战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加上女生的反对和他们向中央文革写的信也未得答复，于是转变了过来。

1967年1月23日下午4时，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至友谊关，分别由各团领导在友谊关前率部高举拳头，向祖国宣誓。师直是由我率领宣誓的。

下午5时，在越南人民军联络员引导下，部队徐徐开进越南境内。中越两国的边境线十分明显，我国一侧山是光秃秃的，清朝时代留下来的古炮，赤身蹲在友谊关的山顶上；越南一侧，山则是林木葱葱。当我们进入越南后，好似钻入森林之中。

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二）

高炮六十二师援越抗美纪实（三）

无声

文革初（67年1月）出现了一阵红卫兵私自出国跑到越南参军参战的风潮，首批被周恩来批准，后期抓住全部遣返。战时出现踊跃参战解放全人类的个人行动，平时呢？文革走后门当兵运动和反走后门当兵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文革前后在这方面的“周恩来思想”，周恩来长侄回忆录披露了历史：


周秉钧参军前，与孙维世，金山和周恩来合影

饭桌上的谈话

“去服兵役怎么样”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
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是高尚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功夫复习备考，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事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好男要当兵“我可以动员两个”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

无声

文革初出现短暂自发的红卫兵要解放全人类越境参军参战被周恩来批准，后来被叫停，抓住的全部遣返。平时呢？文革走后门当兵运动和反走后门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动员周秉钧放弃考大学去当兵并号召高级干部送子当兵是在1961年，到了1962年“周恩来思想”起了变化。

周恩来与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史--人民网

首次将知青下乡纳入国家计划

　　众所周知，知青下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1962年，为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3年多的失误，中央实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把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作为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1962年10月，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总理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当然就找到了农、林、牧、渔场，我们要为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总理还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18岁，再小了下去不能参加劳动。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今后几年不可能增加太多。我们安置城市下乡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无声

前些年，当我梳理资料时看到周秉钧当兵的历史资料产生了困惑，当时看到的回忆周恩来在60年代初让他去当兵的那篇回忆文章和现在看到的非常不同。记得那篇文章是周秉钧的姐姐写的，篇幅比较简单，只说周恩来让周秉钧去当兵，我不记得周秉钧姐姐说周恩来不让他考大学以及周恩来说为了发展农业要在城市多征兵和要在农村少征兵，更没说周恩来在那时鼓励高级干部的子女去当兵。我当时的困惑是周恩来一方面培养树立邢燕子，候隽这些上山下乡的典型，一方面在明明知道当兵五年复员回城的情况下却不让周秉钧上山下乡（不易回城）而是让他去当兵（容易回城），这似乎显示周恩来也不愿子侄上山下乡？

当我在写这楼文章的同时发现了周秉钧的回忆录时才在心中解开了困惑，当然前提是周秉钧的回忆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周秉钧回忆说周恩来动员他去当兵是在1961年，而大张旗鼓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今天刚在网上搜到一篇过去没读过的2006年发表的文章 “遍地青年下夕烟”，感到资料和立论都有独到之处：

遍地青年下夕烟 （节选）

2006-06-19 09:48  

导语：刚刚过去的高考日，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100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长22%。

新知青，老知青   

刚刚过去的高考日，在中国式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100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与此相对应的数字是，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长22%，但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教育部和发改委说，从二季度开始，总量矛盾将集中显现出来。尽管教育部负责人呼吁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但是可以想象，他们会比我们更紧张地关注着大学生们的成长与变化，并为此不断探讨，试图改善目前紧张的就业形势。
    此前不久，我国启动了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从今年开始，计划五年招募十万名大学生服务农村，以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大学生服务西部、服务基层。“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限一般为2-3年，工作期间给予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费用由地方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和中央财政予以支持。

    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部长张柏林表示，“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现实意义”，“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去，是大有作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将以其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载入人类的历史，这中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是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的运动。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10年中走向高潮，70年代末才近尾声，足足延续了20年之久。正是在它的浪潮席卷下，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和边疆，这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自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又是2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代知青，早已不再年轻。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下放”到“下岗”，就是人生的主旋。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青运动的兴起
（1962-1966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62年被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而它的缘起，却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这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当局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越来越狭窄，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回乡务农就成了这批青年的必然归宿。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来是指城镇中的初高中毕业生。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官方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即，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

    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为了鼓动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官方从一开始就把这宣传为一件很光荣的事。为此还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下放到农村去的青年，大部分却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城市资本家子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属于这种情况的就占70%。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官方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请参看最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一书，对此问题有集中的披露）。
   

遍地青年下夕烟（一）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遍地青年下夕烟（二）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遍地青年下夕烟（三） - 经济观察网－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 经济观察报

上面引述的文章在经济观察网发表时没有署名。我最近在梳理毛泽东那句著名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所谓“最早的上山下乡号召”时发现毛泽东当时是针对农村刚刚兴起的合作化运动中需要会计和记工员时所说的，针对的是农村去县镇以读上小学和中学的农民子弟（即后来命名的回乡知青），与62年以后发动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读了上面没属名的文章才发现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而且还给出了详细数字 “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这让我感到震撼，毕竟3000万农村回乡知青比1700万城市下乡知青的人数要多出很多，而且这些人回乡插队时间不算工龄，更不算“农转非”，只算“农归农”，悲催啊！这和1960年以后中央命令2000多万“农转非”的“农民工”取消城市户口回乡务农如出一辙，从来就没有平等，真的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新中国和旧中国差不多，分等级。最后我在上述文章结尾发现了脚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原来是社科院研究上山下乡的专业学者刘晓萌，似乎他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遍地青年下夕烟”是在1998年版《中国知青史——大潮》和2004年版《中国知青口述史》之后写就的一篇补充文章，更详细的阐述上山下乡的历史。书本出版物不象网络文章可以随时删改更新，作者有了新的资料和思考与新论就只有写单篇的文章给与补充，因此读者就需要随时跟踪作者新的动态，对专题研究有兴趣的读者要随时掌握专业研究方面的最新动态就会比较累，但也没有办法，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一样，专业学者的实验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你不随时了解科学进展而总是因循守旧的坚守永不改变的历史结论确实省力省心但从客观事实真相的角度来说就只能属于“沉舟侧畔千帆过”，仅此而已。。。。。。

话说回来，对于周秉钧的例子我现在比较理解当初周恩来为何让他去当兵而不是让他上山下乡，因为62年以前国家主要是发动农村户口外出求学的中小学生回乡，62年以后才发动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因此周恩来62年抓了不在城里考大学而是主动上山下乡的候隽为典型，自那时起才真正开始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2018年上海上山下乡研讨会提出“新的资料，新的视野”一点没错。在上山下乡动员方面周恩来严于律己确实让江青都挑不出毛病，毛泽东的女儿不下乡的后果是不让她们出席1964年由周恩来安排的邢燕子，董家耕出席的毛泽东生日宴，但是周恩来得知侄子女们上山下乡后去当兵后严令他们返回农村，这在中国上山下乡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南京一位老红军子弟上山下乡后参军上大学，后来在“反走后门运动”中主动退学回到农村继续插队。

我们探讨历史不应用刻意找来的需要的“事实”去满足自己心仪的结论，我们必须用客观的事实去改变刻板的结论。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客观真实的历史说明周恩来所具有的人格缺陷，我一定不会在历史探讨中回避，因为只要是人都不完美，毛泽东有错误，周恩来，邓小平也一样。“一分为二”不可能因为敬仰或鄙视而出现例外。同理对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过度抹黑我也不赞同，就如建国以来在党史中把所有在党内高层斗争中的失败者都说成叛徒特务或大坏蛋一样都不符合历史逻辑，研史的大忌就是“脸谱化”!

另外，周恩来在上山下乡方面严于律己和上山下乡本身的评价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做普通人的伟大就说上山下乡伟大，同理也不能“否定之否定”。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检验结论的唯一标准！

无声

周恩来另一个侄子周秉华在文革前参军的背景与上山下乡就有紧密联系了，为何周秉华去参军不去上山下乡找邢燕子和候隽？在这里一定需要对特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背景进行资料的梳理才能看出眉目。。。。。。

无声

资料：

“1965年五一节，周秉华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得知周秉华即将高中毕业，马上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周秉华说还是去年那个想法没有变，准备和班上几个同学一起去山西插队落户。周恩来对这个回答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支持你去农村插队落户，做一个农民。”不过周恩来似乎还有一点儿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你敢向我保证吗？”周秉华说：“当然敢，我保证毕业以后去农村。”

        周秉华满怀信心地开始进行去农村插队的准备，却不料随后的一次全市征兵任务把他的计划打乱了。凡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无论你是什么志向，是考大学还是去农村都得先去参加体检。周秉华也去参加了体检。他从小在八一学校练出来的那副好身板一下子就被西城区武装部相中了，不多久，一份入伍通知书就直接寄来了，于是去向伯伯、七妈告别。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秉华，原来你跟我说要去插队当农民，我是很支持你的。现在又要去入伍，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周秉华把毕业生去向的原则简单介绍了一下，周恩来听后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了。既然组织有这么个要求，你还是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过，你想当农民，将来从部队复员以后还可以去农村，实现你的理想。当兵是很艰苦的事，特别是到陕西。今天我和你七妈请你吃二米饭，是大米加小米的二米饭。你到了陕西，那里没有那么多细粮，你可能一开始不适应，你得慢慢适应起来。”周秉华表示自己能适应，并请两位老人放心。

        告别时，周恩来拿出一套毛选甲种本（上下册）送给周秉华，说：“现在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和你七妈送你一套书，毛选甲种本。你到部队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争取做个五好战士。”如今，周秉华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说他感觉伯伯对他没有能去成农村，很有点不甘心的意思。后来，周秉华说，他自己特别能理解伯伯对六妹秉建去内蒙古插队寄予了那么大的希望。”

无声

长期以来在不同知青网对周秉和参军后被退兵的原因有不同猜测，有的说是反走后门，有的说是家庭问题，现在周家姐弟出来说明了：
资料：

“志在延安”

        1969年初，周秉和作为北京知青（67届初中毕业）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刚过17岁。

        插队的第二年，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枣园村只有周秉和是唯一体检合格的人，于是他满怀豪情身着军装踏上了新的征程。

        1971年初，到了新疆南疆军分区目的地，周秉和赶忙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首先报告二老一个好消息：我参军了，我将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炼颗红心，为保卫祖国站好岗放好哨，等等。另外提请七妈不要再向陕北农村汇生活费了，随信还寄去了自己的戎装照片。由于邮程远和其他原因，周秉和收到七妈的回信时已离三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期不远了。

        这是一封犹如巨雷轰顶的回信，邓颖超在信中说：秉和，接到你的来信得知你已经参加解放军，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你伯伯专门查阅了国家征兵的有关政策，按政策凡父母正在受审查的子女，不可参军。你父亲现正接受审查（注：周秉和的父亲周同宇受“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到1975年被关押7年，1979年平反），所以你的情况属于不符合入伍政策，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你伯伯已经向送你参军的陕西省和军区领导交代了，让他们派人去接你，还与新疆军区领导联系了，让他们放你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脱去军装复员，继续回陕北插队当农民……

        周秉和说，伯伯、七妈肯定知道我刚刚当了三个月的兵，好好的又送回农村插队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让我回农村当时真是难以接受。所以七妈说：秉和，你要坚强，想开些，还有那么多的知青不是都在农村当农民吗，对你的困难伯伯和我仍会继续帮助解决，但违反政策的事一定要改正，这是我和你伯伯对你最起码的要求……”周秉和说，自己当时必须得想得开，伯伯和七妈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从小就习惯了，那时又是非常时期，伯伯的日子很不好过，文化大革命将他置于极其艰难的处境，更有人在他背后捣鬼，整他的黑材料。“我很难，伯伯比我更难。我很庆幸最终战胜自我，按照伯伯的要求，回到陕北继续插队。”

        1971年4月，当周秉和按照伯伯的要求和安排重回延安后，很多人也就知道了周秉和与周恩来的这层关系，知道总理有个侄子曾在延安插队后当兵现又被送回来了。上级领导为使周秉和继续安心插队不受干扰，防止周秉和与总理的亲属关系被周围的人们知道后会影响他的正常插队生活，因此将周秉和调到了延安县的另一个公社———河庄坪公社落户。为了保密，还建议周秉和另起一个名字，于是周秉和就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听起来很革命、叫起来很响亮的名字———周志延，意为“志在延安”。

        由于刚刚从环境比较优越的部队回到条件艰苦的陕北农村，伙食相差很远，农活消耗体力很大，周秉和的身体一时适应不了这些巨大变化，加上心情不顺，刚刚下农田干了三天的农活儿就累病了，连续发高烧做噩梦吐鲜血，后来还昏迷了，幸亏新落户（石窑村）的知青同学们和老乡发现后将他用驴车连夜送到延安城里的医院，住院打针吃药治疗很多天才好———医生说是大叶性肺炎，如治疗不及时再晚点儿送来会有生命危险。“病好回村后，队里给我分配了一个轻体力活的工作———在电磨房里磨面碾米，这还是原先干这活的一个女知青同学主动给我让出来的，她自己则去田里干累活去了，这件事我至今都很感激她。于是，我的身体慢慢恢复过来。”周秉和在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在医院治疗期间，周秉和给伯伯和七妈写信汇报：“我又回陕北农村落户了，换了个村，改了个名，就是身体不济生了病，但现在已稍好，请二老放心。”周秉和说，但二老看来是见到自己的来信并不放心，他们肯定是从来信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太好，从部队回农村对自己的打击不会很快恢复过来，自己的病情也让二老惦念，于是七妈亲自操笔给他回信，她在信中说：“伯伯和我觉得能有你这样的侄儿和小六侄女而非常高兴！不知你是否病好？病后身体怎样？我们都在惦着。希望你接信后先来一信告知，以慰我念……”当年，周秉和手捧这封特别的家书，泪流满面。

        1972年，全国范围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周秉和听说招生政策里有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即父母正接受审查，或出身不好但本人表现较好的孩子）也允许上大学。经过报名申请，贫下中农推荐，领导批准，周秉和于当年4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

        5月的一个星期天，周秉和时隔三年又在西花厅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伯伯和七妈。伯伯显得更老了，更瘦了，但精神还是那么好，眼睛总是那么有神。周恩来问：“秉和，你这次上大学在家庭出身上虽然符合政策，但是有没有走什么门路呢？”听到周秉和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招生单位审核批准、正规录取上的大学没有走门路的回答后，周恩来放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