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事实上1968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顽主”或“玩主”这些现在出现的名词，当时就是听说新街口或德外小混蛋等等的名号。那些城内各大院子弟群体中的领头人物也有名号，例如化工部XXX， 那些名号都忘记了，反正是有名号就代表“份儿大”就是了。在大院里，什么“吃佛”，“洗佛”，“拍婆子”都没听说有人那样做。实际上从67夏季以后到68年老三届红卫兵都离开学校回家里“休息”了，那时流行玩乐器，楼群里吱吱呀呀的小提琴声刺耳，还有手风琴，吉他，二胡等不和谐的“交响”，最多的是口琴。还有围棋流行起来，军棋就更是天天下了，然后就是养热带鱼，养鸽子，养鸡。大点的孩子还组装两波段的半导体，还有游泳，滑冰，大院里自发的组织了足球队，还和工厂青年队比赛。还有冰球队，常去北海冰场和什刹海“野冰场”打冰球。

大约到了68年夏，情况出现变化。我们那片地区处于郊区，由国务院一个部委本部和另外几个部委的二级部以及军队一个军种的司令部及另外几个军种的二级部联成一片，以一条马路相隔，军队系统的楼群在路北，国务院系统的楼群在路南，再往南越过护城河就进入老城区就到了小混蛋长大的地界了。因此我们那几十栋的机关与宿舍组成的楼群与军队大院隔着一条马路，与小混蛋居住的胡同隔着一条护城河与旧城墙（有的城墙已拆除）。

68年夏季前后在我们那片地区出现了打群架的现象，但不是我们院的一帮老兵和小混蛋他们打架。前面说了，小混蛋主要到长安街一带与公主坟四周的大院老兵“拔份”。我一直怀疑现在坊间的一种说法，说小混蛋与老兵结仇是因为血统论引起的“阶级斗争”。我的记忆和感觉是小混蛋他们更多的是要扩大他们的江湖地盘，是黑红两道中学生的争雄。小混蛋也不乏干部子弟老红卫兵的朋友，所谓不打不相识，摆平了就是朋友，摆不平就是宿敌。这在老红卫兵团伙之间也是如此。顽主之间的地位是“茬架”打出来的，老红卫兵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也是。

我们那片大院的老红卫兵的背景在都梁的《血色浪漫》里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例如小混蛋，李奎勇与钟跃民本来就是我们学校里的同学，因此我在文革中从来都没见过小混蛋到我们那片大院里惹事，当时只听说小混蛋神勇，打遍京城。另外，我们大院的老三届红卫兵“红帮”在北京市红黑两道江湖上几乎默默无闻，完全比不上公主坟，翠微路一带林立的党，政，军大院子弟组成的“强龙帮”，我们那里的“红帮”只算的上本区宿舍楼群里的地头蛇，从来不到市区去与人“拔份儿”。但是有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院里不乏老红军，老八路子弟，但他们的父辈大多是55年军队授衔以前转业到了国务院系统，因此没有发过将校呢军装，羊剪绒军帽和松紧式将校靴，怎么办？那可是当年老红卫兵身份的象征！那些行头是用钱买不到的。当年在北海冰场有人指着朱德孙子（不知是否文革后因刑事案被枪毙那位）头上的冬军帽对我们说，那可是高级水獭皮的元帅帽，当年那批青少年心目中的等级观念之强可见一斑。

无声

我们大院的老三届老兵开始行动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外面设伏。在我们那一带有几个解放后建立的公园和人工湖泊属于公共场所，因此文革期间各大院子弟都到那里活动，有时顽主帮派也去。

我们大院的老三届老兵有段时间早出晚归，我们那时太小不入流只能看着他们来去匆匆。不久后看到他们带着“战利品” 满载而归，穿戴起将校呢的军装军帽，原来他们对隔着一条马路的军队大院子弟下手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抢来的小号将校呢棉军帽戴在大头上戴不下去，两个帽耳朵就象飘在头顶两侧，忽煽忽煽的，令人忍俊不禁！按常理讲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应该不会出这种事？问题就在于文革前相邻大院里的老三届都是考到城里不同的中学，不在相同学校不是同学，因此没有交情。另外可能是国务院部委大院和军队大院的老三届之间存在着互相瞧不起或井水不犯河水的传统，但是我们69届就大不相同了，两个大院的69届都就近分配到一所最近的中学，那就是小混蛋的母校。其实来自两个大院的69届同学有很多自小学就在一起了，例如我就经常去军队大院同学家里玩，有一次还被带去参加那里老三届为主举办的聚会，其中一位演奏钢琴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还有些外国曲子当时不熟悉，估计是肖邦的钢琴曲，但是我们院的老三届从来不到军队大院去。军队大院69届的同学却经常到我家来玩，因此我们之间都对两个大院的情况很熟悉。

因为我们大院老三届先对军队大院的老三届下手了，领头的是两位红军子弟，这让人联想到《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真是开了历史的玩笑，都是红二代，为了军装大打出手而成为敌人。

有一天，我们院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正在院里乘凉，忽然来了一群穿军装骑锰钢转铃自行车的面似老三届年龄的人把我们楼围住，大约有百来号人马，面孔陌生，手里都挥舞着武装带，钢丝锁等。一看势头不对，“钟跃民”立即发话，全体立刻撤进楼道“打阻击”。那群人想追进楼道，但我们院的老三届和小孩子们找到各层楼道里所有可以利用的“武器”，例如花盆，砖头，各类杂物，从楼梯口，从阳台上往下砸。当然还有人回家拿出菜刀，擀面杖守住楼梯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军队大院虽然人多势众，但真敢不怕死往楼上攻的也没有，最后他们把“钟跃民”家的玻璃窗全部打碎后就扬长而去了。当那些人围住我们楼时，大家都往楼道里撤退，只有我一个人趁乱从一侧往楼外方向跑，后面追来几辆自行车！在我们那片楼群间有个锅炉房，有几大堆烧暖气的煤堆，我一看后有追兵就冲进煤堆之间的小路左转右转就把追兵甩在后面，自行车在“煤山”里转不动。后来战斗结束，我回去后就有了重大嫌疑，不仅是我临阵逃脱，而且我常领军队大院的同学来玩。那些生面孔怎么会知道“钟跃民”家的窗户往哪里开？ 而且只砸他家的窗户！ 看来肯定有“奸细”。自那以后，我在军队大院的同学也不理我了，我们院的孩子们也对我有了看法，这让我情何以堪？我猜测我在军队大院同学中最可能当“间谍”的是“XXX”，他后来见我总躲着走。听说那次来的都是长安街翠微路那一线军队总部大院的老三届老红卫兵，很可能就是参与杀死小混蛋那批人，估计是我们邻居军队大院的人去喊了救兵。去年同学聚会，我听说那位“间谍”后来出国定居了，有时常回国，因此我就托其他在军队大院的同学去质问他是否到我家来玩时搞了“特工侦察活动”？问回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哈哈哈”！ 看来探讨任何历史真相真的都很难！

无声

自从那次我们院老三届红卫兵外出“扫荡” 遭到“反扫荡”之后，我发现经常有些穿蓝学生装看上去属于老三届年龄组的人来我们大院找“钟跃民”，有时那些人在他家里一坐就是一天，后来知道这些“蓝衣社”的人是属于小混蛋帮派的分支。至于我们院那批老兵怎么和顽主帮派过往甚从可能谁也说不清了，其实我们院最早与文革前就进入江湖的“社会青年”交往的人就是我。文革前我哥（65年考上大学了）在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一双35号的小冰鞋，在很多孩子还用冰纤子滑冰车时我就学会滑冰了。

记得66年冬天，我正在我们大院后面湖中的野冰上滑冰，有位穿工人制服的青年说要教我穿冰鞋跳“醉八仙”，估计66年会滑冰的孩子不多，他看上我了，此人叫“小X”。后来我跟他学会冰上“醉八仙”，外人看我跳“醉八仙”会以为我要摔倒而大呼小叫，而我却偷着乐！“小X”在文革爆发前就有工作了，开拖车。后来和他熟悉了，他就给我看他的照片，都是练功拍摄的，什么各式刀枪剑戟，什么杆上飞燕还有梅花桩，背景都是四合院或庙宇，与大院文化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和“小X”岁数相差太大，除了滑冰别的也聊不起来，我那时13岁，“小X”与小混蛋住在同一片胡同区。除了“醉八仙”，我还和他学会了“单腿飞燕”的花式在冰上“单腿飞翔”。当年我们院里会滑冰的还有老高三的“钟跃民”，他滑球刀，打冰球，至于后来大队人马学滑冰和到北海冰场去交际都是67年以后的事了。

我发现“小X”这人很仗义，也很仁厚，在冰场上对我也很照顾，总之他身上有种“气场”和魅力是我没体会过的。后来通过我的关系他和“钟跃民”熟悉了，以后他经常到“钟跃民”家玩，再看到我时只是礼貌的笑笑。最后他加入了我们院老红卫兵“团队”外出与人“茬架”，似乎他后来还被捕入狱。也可能，通过他的关系“钟跃民”和我们院老三届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总之在与军队大院的人发生冲突后我们院的“国防绿”和胡同区的“蓝衣社”合流了，史称“兵匪一家”。那段时间我们大院传统的晚饭后乘凉的合唱从《我爱祖国的蓝天》，《柯秋莎》变为周旋的《卖糖歌》和川岛芳子的《囚歌》，这两首歌曲我到今天还会唱。再有就是看到他们老三届传看解放前出版的黄色小说（不让我们看，但我偷看过几页），最突出的是他们的武器从武装带，钢丝锁发展为匕首和三棱刮刀。还听到那些蓝衣人对我们院的人说他们怎样在公共汽车上拍婆子，记得他们说一旦看上一个女孩子就在车上凑过去用手指勾人家的手心，如对方没有拒绝的表示就可跟随对方下车进一步去“拍”了。关于佛爷和吃佛的话题没从他们那里听说过，我想他们“蓝衣社”的顽主一定会吃佛，但是我们院老三届“不差钱”，他们不吃佛，“啃老”！

无声

忽然有一天，我们院老三届“团队”（并非住在我们那片几十栋楼组成的宿舍区的老三届都属于这个团队）成员们神情紧张的传递着一个“噩耗”，那就是小混蛋死了！从他们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紧张，诅丧。68年6月似乎是个临界点，68年8月后上山下乡在北京已经很热了，记得68-12-21动员发出之前，“钟跃民”他们老三届已经下乡到陕北，山西，有的去了云南农场种橡胶。后来他们和当地青年打群架，听说被当地人绑起来游街，《血色浪漫》里也有描写。当年长征到陕北的红军后代回到陕北插队与当地人打群架，这似乎也是历史的讽刺。

自从我们大院的“钟跃民”们下乡后，老三届老红卫兵以下的年龄组“群蛇无首”，一来是69届大都属蛇，二来是我们那片大院子弟只是“地头蛇”，压不过城里党，政，军大院的“强龙”。当时我们院的孩子似乎都有危机感，人人都在干一件事，准备武器。前面说了那些大孩子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匕首，刮刀，有的还藏有手枪，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文革中没有被老三届“团队”接受，因此也没有过装备和训练。不知是谁发起的，69届以下的孩子“没有枪，没有炮，全靠自己造”！我当时在工具市场买了一把长长的扁头钢锉和一块磨刀石，没日没夜的在家里关起门来“铁棒磨成针”，准确的讲是钢锉磨成刀。不知过了多久，“匕首”终于打造出来了，但小伙伴们说我的“匕首”有点不对劲，因为没有血槽，一刀扎下去放不出血来！没办法，只好在“匕首”两侧再打磨出两道深沟（血槽），最后给刀柄缠裹上装饰就有点样子了，特点是这把钢锉磨出来的“匕首”很重，很“给力”!

无声

67年第一次复课是毛泽东三，七指示后，当时实际是军训。我们69届那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小学毕业了，中学还没对我们开放，所以只能呆在家里当“无学游童”。前面说了我们曾用二踢脚轰击带队军训的解放军和师生的方队，军代表其实和我们在一个机关食堂吃饭，对其中一位北京军区70师教导队的排长很熟悉，北京军区70师相当于当年南京张灵甫的74师，是首都的御林军，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就是他们负责警卫，中共中央机关要地也是他们保卫。67年10第二次复课，全国69届都免试就近升入中学了，北京69届不知为何慢了一拍，直到68年春天才升入初中，因为我们应该是66年上初中的，68年春上中学已晚了一年半，因此我们直接升入初二，后面70届的也升入初一，他们按学制应该是67年9月升入中学，他们68年春入中学等于晚了半年。69和70两届入学后在校天天就是读报纸，学毛选，其实就是上课聊大天，文化课只上过一周就停了，记得讲了两天一元一次方程，做了一次氢气实验，吹起一只气球，后来文化课就停了，很快又放暑假了。

大约在68年初冬，一天放学刚从教室走到学校大门口，其他班级的一位我们大院的69届孩子拦住我说他们要收拾我们班级一位佛爷（住在小混蛋家居的区域）。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前面说了我们院老三届没下乡前和小混蛋码头上的人后来成为盟友，小混蛋死后有一位似乎是小混蛋接班人的名叫“小S” 的老三届与我们院“钟跃民”常常在一起。因此我们学校的佛爷由“小S” 管理，不干我们大院什么事。有可能当年我们院老三届“团队”的领头人下乡了，69届和70届这些没有参加过老三届活动（可能象刘伯承在长征路上彝族区与小叶丹喝鸡血结盟那样和小S他们立过约）的新中学生骨子里的血统论又燃烧起来了？总之是新人新气象，打破了旧行规就是了。“钟跃民”是老高三的，因此最早分配走了，记得大家送他们去陕北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孤车远影碧空尽，唯见黄河天际流”，因为我有本老版竖行排版的繁体字《唐诗三百首》，所以我知道那是抄袭和改编的，呵呵！

那天我在校门口被临时通知要有战斗发生后还不过几分钟，我们班上那位“佛爷”同学就向我跑来，边跑边喊“老同学救命”，后面一群我们院的孩子在追赶他。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只见他身后有人一扬手他就倒在“血色浪漫”中了！后来我们大院刺杀他的孩子们都跑了，只剩下手里攥着半块砖头的我呆若木鸡似的还站在那里，周围聚集了看热闹的同学和闻讯赶来救人的老师和工宣队。为什么我手里有板砖？因为有人告诉我要收拾“佛爷”，我以为是打群架，因此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砖，不能临阵袖手旁观吧？上次全楼孩子们阻击前来“反扫荡”的军队大院子弟兵，我就逃跑了，还一直背负着给人家当“内线"的嫌疑，这次不能装熊了。

后来的过程记不清了，只记得被关进了学校牛棚，那里曾是关押学校教职员工中牛鬼蛇神的地方，地上铺着草垫子，每天两顿窝头加白菜汤。当时我们大院的家长们都下五七干校了，正好我哥刚好回到北京，他在外地上大学因绯议江青被打成“现反”后被开除学籍取消大学毕业生的干部待遇遣送回原籍做无业游民处理，因此他给我送了被子，牙具和几块巧克力糖。当时我常去王府井八面槽益立食品店买银纸包装的巧克力糖，当时益立食品店与稻香村齐名。

无声

《血色浪漫》里有个情节，别的大院子弟围殴李奎勇（小混蛋的左膀右臂），他的同学钟跃民用自行车驮着他跑出重围，后来钟跃民受到大院子弟的责难。其实不用细想，粗想一下就可以想出来，人家把你团团围住，哪有时间用自行车把人救出重围。小混蛋就是被上百人围住只有死路一条，就象他的人马刺杀老红卫兵一样。

《血色浪漫》作者都梁是70届的，他当时还太小，应该是个有心的旁观者，但是钟跃民救李奎勇这段文学创作就是来源于历史高于历史了。就算当时我想救那位“佛爷”同学，我们大院那些早有预谋拿着刀子有备而来的孩子们肯罢休吗？他们能让我救他吗？因此他们先截住我并告诫我不要管闲事。那次事件的凶手是谁？是一位我们大院中与我不住在一个楼的70届小孩子，时年14岁。

将我收监的罪名是策划“杀人事件”，但我对那位70届的行凶者只是面熟但没一起玩过，可以说根本就不认识。后来由工宣队长亲自出面，用几盏200度的大灯照着我的脸，一圈人轮流审问我，要我交代作案动机和同党。当时心里只是想着不能当甫志高，不能叛变，因此绝不出卖我们院那些主谋，但我也不承认我参与了那次事件。但是有件事我有嘴说不清，我手里攥着半块砖头是什么意思？当时在场的革命同学早就有人向上汇报了现场情况。我特别是对于那位工宣队长印象深刻，当时已入冬，他穿着对襟兰棉袄，里面没穿背心露着黑色的胸毛，去年在同学群里回首往事，很多同学记得他，很粗犷的一个人，说起话来大嗓门，很凶! 当时他们刚被授予芒果，工人阶级取代了解放军进驻和管理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一个15岁的孩子自不在话下。把我关押一周后，最后结论出来了，我是主谋，那位70届的是执行者，估计他也没“出卖” 那些真正的组织者，因为那些人后来在全校的批斗大会上坐在台下交头接耳。也不知道是否那位70届的也不承认我是主谋或是把责任推到我头上，反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命运早已铸成，无悔？有悔？

无声

最后在全校批斗大会上我宣读了别人定调的“忏悔书”，因此我算“有悔的”，但是“有悔”没有用，给我和那位70届的都是“留校察看”的处分，装进档案。后来我想要是当初开除我就好了，那我后来就不用上山下乡了？我感到学校老师对我与顽主还是区别对待的，我的班主任是东南亚爱国归侨，家里是富翁，但只身回归祖国。平时到他单身宿舍去玩他的拳套，他带来的是另类文化。他对我说只要好好表现以后会取消处分，但是只要想起工宣队长的胸毛和把我送到地下室的经历就不寒而栗！

在我被监禁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当一开始我拒不认罪时处于僵局，那位工宣队长拍桌子暴跳如雷，人证物证俱全，还敢抵赖？ 那之后有一天我被带到学校主楼的地下室，只听咣啷一声门被锁上，从太阳地一下走进黑暗中我的双眼一下适应不了，什么都看不见。大约过了几分钟我的面前浮现出一对又一对狼一样的凶巴巴的眼睛，原来地下室关着几十个小混蛋地界上的顽主和佛爷。为什么把我带到那里？后来猜想是因为校方认为我们大院子弟和小混蛋的人马肯定是宿敌，因此才出现刺杀事件，把我交给那些人的后果就是他们把我打扁，那是工宣队想做不能做的。因为68年下半年全国严禁武斗，体罚和逼供信也不提倡了，这点原则工人阶级还是拎的清的，我不敢揣测那属于“借刀杀人”，至少是属于“借手打人”吧？

当我在黑暗中面对一群狼一样的眼神发愣时，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原来是常到我们院里找“钟跃民”的“小S”。他是小混蛋的接班人之一吧？相当于拉登被击毙后的接班人。（在这里要注意拉登可是出身望族，还曾在中国军队里受过培训，也受过美国CIA的训练和资助反击苏联入侵阿富汗。历史是复杂的！什么是正义之师或恐怖分子？什么是流氓或“老炮”？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当我和“小S”相互辨识后地下室的紧张空气才缓和下来，我和“小S”聊起很多事，他似乎对我们这些69届，70届的大院孩子与他手下人起冲突不当回事。聊天之余，我想起口袋里还有两块在牛棚里舍不得吃的益利巧克力糖，就送给“小S”。过了一会儿校方的人回来打开地下室大门，看到我没被撕碎，对我投来惊异困惑的眼神，然后又把我带回牛棚。



相比之下，牛棚（前自行车库）条件还算好的，因为有玻璃窗可看见阳光，王塑写顽主的电影剧本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真不如都梁写小混蛋和老兵的《血色浪漫》的片名贴切？停课半年，弄到复课后14岁的孩子在校园内杀人，既不灿烂也不浪漫，应该是“黑暗恐怖”。忘了说了，那位被刺的“佛爷”当时被刺中要害部位旁边几寸处，医生说他险些送命。

这段真实的故事还没有完，一直延续到一年后离北京上千公里外的边疆。在刺杀事件后我被拘禁中没有揭发同院真正的主谋，后来读了王山（四横竖）的文章才知道顽主帮的行规有一条是“不抬人”，意思是说不检举揭发同党。但是当时我不知道顽主帮的行规，我只是受到《红岩》等红色基因的影响，绝不叛变！

但是顽主帮也有叛变（抬人）的，那次我被带到地下室后不几天，全校就开了批斗大会批斗流氓“小S”，我陪斗。其中“小S”的一条罪状是他在监禁中还指使被释放的佛爷到外面去搞来巧克力给他上贡，当时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如果“小S”供出是我的巧克力让他上瘾，那我就要罪加一等。网上有回忆录说当年小混蛋在新侨饭店吃西餐向服务员要咸菜酱豆腐受到服务员的怠慢和旁边一桌的老红卫兵讥笑，因此伤了小混蛋的自尊心，与老兵结下梁子。估计“小S”过去也没吃过巧克力，结果上瘾了。总之，大院文化和顽主文化在文革中也算是在共同建立新中国新江湖的交流中水**融吧，那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直到今天《老炮》还要咀嚼那段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有人说那都是红八月刘，邓子女最先打人留下的遗害，后面是刘邓指示，意在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正确的文革。我们这些66年才13岁的孩子不认识刘婷婷和邓榕，更不知道刘邓派工作组的事情。68年我们磨刀霍霍时只是出于当时流行文化的影响，不论老兵还是顽主当年都试图当中国的鲁滨逊，类似金庸小说中的江湖大侠，这种文化传统自陈胜吴广一直传到大刀王五，不论谭祠同也好，孙中山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有江湖中的朋友，而且毛泽东本身就曾上山落草与“土匪”为伍。

对历史还是要客观公正的解读，文革武斗和江湖的泛滥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革进行的方式造成的，砸烂公检法，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这一代。66年以前我连年被评为优秀队员，三好学生，文革开始抄家时我最早想到的就是那些奖状，立马销毁那些“罪证”，那可能是我认为与刘少奇路线有关的唯一牵连，68年时刘少奇在哪里？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刘少奇，也不应把一切都推给毛泽东，责任最大的还是历史老人......

无声

1969年8月，我们这批在中学“路过”一年半的“伪中学生” 要毕业分配了，我们那届平均16岁（小的15岁），没有插队任务，全部到黑龙江和内蒙两大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优秀人种避免原子弹的屠城，但是我们那一届被送到边疆驻守在抗战后期苏联红军进入中国攻击日军的必经之路两侧似乎不是为了保存优秀人种。况且我们那一届实际上是小学生的水平，因此让我们去抵挡苏军的坦克估计也是牺牲局部保存主体的设想？ 除了我们这一届全部被分配到边疆，还有一些过去因各种原因没来的及分配的老三届也和我们一起分到了边疆，其中就有小混蛋地盘里的佛爷，接下来的真实历史故事要从这里展开。。。。。。

无声

多年来，对文革学生运动的历史探讨分为大学生与中学生两大部分，基本上是围绕着名人如蒯大富，聂元梓，陈小鲁，宋彬彬的历史纠结在网上纠缠不清。在这方面正儿八经的学术界研究似乎看不到，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对文革学生运动进行了了断 （毛，邓时代都要求全国全民永远与中央保持一致）。这种了断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就是四个面向和上山下乡，在邓小平时代就是终结上山下乡和恢复高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特点之下，我们不能苛求学术界做超越历史局限性的事情，上海社科院的金大陆说的一些话很有代表性：

“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有知青文学及评论）。近30年来，该项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延展，尽管主要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 与“无悔说” 的争辩，但终究还有托马斯·伯恩斯坦(美)、潘鸣啸(法)以及张化、郑谦、柳建辉、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郭小东等国内外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当然，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受制于整体投入不够（包括人力和财力），促进该项研究全面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等等。中国知青研究——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与其承载的厚重历史以及在政治社会发展上的依托，实在是不相匹配的（尽管以知青为主题的电视剧、自娱自乐的联谊会、表演会很热闹）。”

尽管金大陆所说的“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 所指的是知青研究，但我们都知道老三届知青在1968-12-21之前的身份是红卫兵，而在1966-5-16之前的身份是单纯的中学生。我们曾在知青网提出过“知青学”的概念，既包括运动史也包括个人命运变迁的历史。千千万万个人命运变迁的历史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量化的科学处理，找出共性的东西就代表了那段历史发展主流方面的真相。我们可以把文革学生运动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红卫兵运动，二是上山下乡运动，这两个运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都有自发的因素，例如清华附中红卫兵自发的诞生，例如文革中最早出现的蔡立坚个人主动自发的上山下乡和曲折发起的红卫兵团队的上山下乡。同时中央高层对红卫兵运动也好，对上山下乡运动也好都有过官方的组织过程，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使用过“发动”一词，对上山下乡运动使用过“来一个动员”。其实官方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决定性因素更大，只不过在这两个运动中官方内部的意见不一致而且出现过严重的政治斗争（官方用路线斗争一词），例如刘邓派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例如张春桥在67年底反对由周恩来支持的北京红卫兵自发上山下乡的行动，主张把老三届留下来完成教育革命。到了1967年中学红卫兵运动出现了联动反中央文革和支持“二月逆流”的老干部而被取缔，随后大学红卫兵取代了中学红卫兵完成了从“炮打”到消灭刘邓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并开始坐大，特别是两派之间为了争夺九大门票和坐席进行了“百日武斗（清华）”。1968年7月底毛泽东组织了83 41带队的几万工人不宣而派进入清华大学对红卫兵据点“清场”，比刘邓派工作组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毛泽东深夜召见曾经的红卫兵爱将五大领袖时蒯大富向他哭诉说有背后的黑手操纵工人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说“我就是黑手”。我们知道毛泽东为了怕他的讲话日后被篡改而破天荒的要求录音（自杨尚昆的专列录音门事件后毛就禁止录音），但至今那段录音没有解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对那次召见的谈话有节选，没注明出处。除了台面上的联动和大学武斗的红卫兵组织被官方打压之外，散在于市面上的文革中学生为主的新生“江湖”似乎在史学界没有受到充分的注意，应该说根本就没有受到注意（文学作家们开创了对新中国新江湖解读的破冰之旅，但也避免不了因个人所见的脸谱化），大概因为史学界专业学者们太忙了，仅文革与上山下乡这两大块历史就让他们在情非己愿“分而治之”中疲于奔命焦头烂额了！有什么办法？本来是一锅饭硬要分成两锅？而且只能研究饭不能研究锅。最让历史老人都叹为观止的是同一车皮拉去上山下乡的坊间砸锅派与护锅派之间的决斗方兴未艾，准确说是砸老锅护新锅派和砸新锅护老锅派之间的决斗，再加上国内外老锅新锅一起砸派和老锅新锅一起护派掺和进来，敌对势力阴谋论和文革极左思潮回潮论的双重对号入座的阴影更让学界喘不上气来，就算你秉持一分为二的说法，各方也不让你分到他们那里去！有人说了，中央都知青了，你们这代人还要怎样？但是，历史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代人，于我们而言的历史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的历史不会在我们手中湮灭，人类文明史的大历史全貌也不会被我们的一孔之见所盖棺论定。

无声

我的思路和写作方法是在天外有天的大历史与一叶障目的个人史之间来回折腾，因为没有退休所以没有大块时间在网上"玩史”，所以只能瞎子走夜路，竹竿探路指哪走哪。“意识流”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对课堂上一些脱开讲义随心所欲讲课的中年教师（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的一种调侃，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外教学讲究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老师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学生们自己去图书馆查资料用自己的观点做出结论，而不是老师给出结论。80年代末期，在国外的课堂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老师给出一个问题后研究生们纷纷去图书馆查资料，那时没有互联网，只有图书期刊文献。结果同学们交卷后答案都一样，结论都抄袭改编自同一篇论文，甚至整段的抄袭。因为老师给出的题目很偏，学术界的相关文章非常少，因此大家到图书馆按照命题都找到同一篇文章，尽管大家之间没有“共谋”。最后老师给大家的分数都是不及格的“C”，只有一位外国学生得了“A”，因为他没有抄袭，而是对不同观点资料进行了梳理并按母国类似问题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老师让这个学生宣读自己的文章后，一些不服气的同学说“他文章的英文那样烂，不应得A”。老师说我考的不是英文，是思考。我们的国情是老师或领导给出结论，你只能在那个结论的框架下思考。互联网时代情况变了，老师就是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