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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 16: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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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盘侠胡锡进被当做废弃飞盘抛弃,早晚注定发生~ 作者 某某时报评论员
胡锡进的
《环球时报》账号“单仁平”在8日早上又了发社论。
在一段时间以来公开充当打手的微博账号中,胡锡进算是最典型的之一。
胡锡进常被称为“叼飞盘大师”,又称“走狗”,在叼盘侠兼打手中很有代表性。
他语言酸涩,阴险,而且差不多篇篇“叼飞盘”同时“构陷”。此外他曾是社会应容忍适度腐败论的公开支持者。中国近年的很多重大公共事件里,都有他的身影。
胡锡进曾多次隐晦的“叼飞盘兼构陷”,但他这样急不可耐的“赤膊上阵”,也不是第一次。
以往有过被没叼好的飞盘打脸后重新复活,那样的经历常常被接盘派用来在舆论场上炫耀。不知道@胡锡进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然而“胡锡进模式”在中国不可能无限地走下去,当它突破了民众容忍底线时终将遭到唾弃,这已是越来越清晰的现实轮廓。
一些叼盘侠兼打手对此想不通,或者他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但不肯接受,就是要搞撞线的游戏,这是他们很特殊的个人选择。
胡锡进原是
政治评论员,在专业领域算得上独树一帜,但后来玩起了叼飞盘,走上完全不同的舞台。
叼飞盘给他在现实社会中带来政治资本,这种资本成为他在现实社会增加影响的筹码。
对不少网络接盘侠和打手来说,这个过程有点像吸毒,越吸越上瘾,变得离不开。
在一些叼盘侠兼打手派当中,似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望:中国民众的智商将永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他们大概认为在中国搞政治投机是“有前途的事业”,相信违反宪法违反人性的行为终将获得普世性胜利。
一些人对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毫不在意,乃至主动向民众“挑衅”,就是这个原因。
随着中国的法治化和开明化,“叼盘侠兼打手”们的人生风险大大降低。
此外中国社会的不透明和政治缺陷为各种人提供了生存条件,不少叼盘侠兼打手只要还没被纪委或其他部门查处,过得都还可以,有些还挺有钱。
日渐开化的民众智商和主流社会如何与叼盘侠兼打手派相处,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沉重课题。客观而言,叼盘侠兼打手派并非毫无正面贡献,在推动中国加快改革方面,他们是反向合力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向社会充分展现了试图对抗民众者的自大、愚蠢、阴险与卑劣。
现在的问题是,叼盘侠兼打手派必须有底线意识,他们需要恢复已经失去或者麻木了的敬畏感。在民众意识日渐开启的中国,边界意识和对度的把握对任何人和力量都十分重要,叼盘侠兼打手派人士无论有什么难言的私欲,他们必须首先遵纪守法,此外叼飞盘和打人时,至少穿上底裤,别暴露了他们的主子。
在追求所谓“社会和谐”时,叼盘侠兼打手派人士不能总是去构陷那些批评型爱国者,公开挑战社会底线。他们需要清楚,自己替严重违宪的公权力辩解的言论虽受到官方保护在中国畅行无阻,但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今日的中国都不是可以尽情宣扬反动政治价值观的地方。
“叼飞盘”不是一张护身符,违反了法律和规定后都能豁免。如履薄冰的意识,什么人都应该有一些。
一些官员权倾一时就忘乎所以,到头来栽了跟头。叼盘侠兼打手派获得话语权后,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否则也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与叼盘侠兼打手派力量打交道的过程中,民众是表现出了耐心和宽容的。如果叼盘侠兼打手派人士还是要撞线、对抗,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和人生选择。
他们需要为此承担各种后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在他们之前,很多寄希望于政治投机的人输得精光,将身败名裂做了豪赌的成本。
他们站到了民众与扔飞盘者的反面,因而注定如此。今天的新叼飞盘兼打手派,最好别复制那些人的悲剧。
《环球时报》原文
@李承鹏的账号7日晚间在微博上消失。
在一段时间以来被取缔的微博账号中,李承鹏算是最典型的之一。李承鹏常被称为“李大眼”,在大V中很有代表性。他语言激烈,尖刻,而且差不多篇篇“骂政府”。此外他是因杀城管被判死刑的夏俊峰的公开支持者。中国近年的很多重大公共事件里,都有他的身影。
李承鹏曾被多次短期“微博禁言”,但他被“封号”,这是第一次。
以往有过被取缔的账号重新复活,那样的经历常常被自由派用来在舆论场上炫耀。不知道@李承鹏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然而“李承鹏模式”在中国不可能无限地走下去,当它突破了底线时终将受到制约,这已是越来越清晰的现实轮廓。
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想不通,或者他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但不肯接受,就是要搞撞线的游戏,这是他们很特殊的个人选择。
李承鹏原是足球评论员,在专业领域算得上独树一帜,但后来玩起了政治,走上完全不同的舞台。骂政府给他在互联网虚拟社区带来人气,这种人气成为他在现实社会增加影响的筹码。对不少网络自由派名人来说,这个过程有点像吸毒,越吸越上瘾,变得离不开。
在一些激进自由派当中,似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望:中国制度将出现颠覆性变化,甚至崩溃。他们大概认为在中国搞政治对抗是“有前途的事业”,相信西方力量终将获得普世性胜利。一些人对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毫不在意,乃至主动向体制“挑衅”,就是这个原因。
随着中国的法治化和开明化,“异见人士”的人生风险大大降低。
此外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和多元化为各种人提供了生存条件,不少激进自由派人士只要没触犯法律,过得都还可以,有些还挺有钱。
国家的体制和主流社会如何与激进自由派相处,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客观而言,激进自由派并非毫无正面贡献,在推动中国加快改革方面,他们是合力中的一个元素。
现在的问题是,激进自由派必须有底线意识,他们需要恢复已经失去或者麻木了的敬畏感。
在大而复杂的中国,边界意识和对度的把握对任何人和力量都十分重要,激进自由派人士无论有什么政治信仰,他们必须首先遵纪守法。
在追求所谓“言论自由”时,激进自由派人士不能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开刀,公开挑战国家政治制度。
他们需要清楚,严重违宪的言论不可能在中国畅行无阻,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中国都不是可以尽情宣扬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地方。
“搞民主”不是一张护身符,违反了法律和规定后都能豁免。如履薄冰的意识,什么人都应该有一些。一些官员权倾一时就忘乎所以,到头来栽了跟头。
激进自由派获得话语权后,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否则也一定会遭遇相应的挫折。
在与激进自由派力量打交道的过程中,国家是表现出了耐心的。如果个别激进自由派人士还是要撞线、对抗,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和人生选择。
他们需要为此承担各种后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在他们之前,很多寄希望于国家政治崩溃的人输得精光,将长期碌碌无为做了豪赌的成本。
他们站到了时与势的反面,因而注定如此。今天的新激进自由派,最好别复制那些人的悲剧。
环球时报评论员~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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