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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苦辣酸甜 于 2018-5-1 10:31 编辑
迄今为止，我有三位师傅。师傅者，和老师一样授业解惑、传教技能也。
我的第一位师傅姓马，是1967年我在上海机床厂学工时候的师傅。
当年，我们一批所谓属于“老保”的红卫兵已经退出了学校的斗、批、改运动， 很难在学校露面就纷纷到工厂去和工人阶级学习参加劳动锻炼，我和班级里的几位同学就通过老邻居张文佳的介绍去了上海机床厂。
马师傅是个“划线工”，负责在机床的底座上为后面的加工工序划线，就是标记出需要加工的位置，应该说是一个技术和责任非常高的岗位，我就是在他的带领下，从一无所知到可以自己看懂设计图纸独立操作。
我们的工作是先把这个机床的底座吊到我们的大工作平台上，根据图纸用一个带有圆形底座，立杆上面带移动划线钢刀，在机床底座上上下来回移动，并用钢凿打出需要钻研打孔的位置。马师傅是个很憨厚的老工人，话不多，也很少看到他的笑脸。
马师傅有个口头禅叫“吃不准”，问他的问题很少是有肯定的答案，基本都是回答我：吃不准，我估计就是他这种性格才能够胜任如此严谨的工作岗位——应该就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吧。
回来我也去过高桥化工厂学工，好像没有明确跟哪个师傅，反正有一位师傅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诫我们：闻到越香的气体就越有毒性！
我的第二位师傅姓赵，是我下乡连队的会计，赵会计的声誉在当时整个营部，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应该是“老法师”。
我担任连队司务长要管理连队近三百人的一日三餐，负责食堂的钱物账，我从学校去兵团从来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经历，可以说就是一个“白丁”。在赵会计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记账、做凭证，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在全团首创了炊事班的“日核算制度”，每天晚上结算当天的消耗和收入。不至于像以前，平日不核算，到了月底老是亏损。
赵会计是我学会经济管理的启蒙人，也是我的恩师，赵师母也很关心我，家里有好吃的会让他儿子找我我他家吃饭，关系特别好。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位“恩师”后来却成了我进步的阻力。
1975年，我在担任了三年司务长后被提升为连队分管后勤的副连长，分管后勤工作，其中责任最大的是每年秋天给各个职工分配“柴火”——就是麦秸、豆秸等，其中麦秸量多不抗烧，而豆秸量少抗烧。所以连队班子规定，豆秸必须由我一个人在班子讨论的分配方案内负责安排马车送到哪些职工家里。
某一天，连队孙指导员很严肃的找我，说有职工反映：现在赵会计正在和后勤任师傅一起在地里装豆秸准备拉回家，你是不是知道？我说，班子成员的豆秸分配还没有定呢。他就对我下命令：你自己马上去处理！我二话不说，立刻骑上小金的马往大豆地赶去，还真的是在地里装豆秸，而且马上就要满一车了。我马上告诉他们卸车，结果马车空车回来，他们当然很不高兴。
没有想到就是为了阻止这一车豆秸，我的人生遭遇到了厄运。
按理说已经提拔为副连长了，拿个“党票”应该没有问题吧？可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党申请时就出了我有经济问题的传言，因为这个莫须有当然不可能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啦！甚至在年底调整班子的时候，营党委把我的副连长给撸了，去当了连队仓库的保管员。
直至1976年开始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我真正领教了我的“恩师”的“厉害”。
据我事后了解，工作组把我隔离审查的时候根本没有掌握一点证据，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坚定回答自己没有经济上的问题。想不到我的“恩师”当场拿出我在食堂为一位食堂人员签字同意报销的原始单据，让我浑身发冷犹如深陷冰窖。那是一个日光灯启辉器的报销单，但是不知道怎么会出现了两次重复报销？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被选送到上海上大学了，而我真的是无言以对，解释不清了。（赵师傅作为连队的会计，应该在当月结帐时就发现这个问题并通知纠正的——看来这个坑是有意而为之的！）在这个确凿的证据面前，我保证的绝对没有问题就有了问题了！工作组也就抓到了整我的一个理由，虽然才几角钱而已，起码他们在心理上对我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也成了我被隔离审查的理由。虽然在“四人帮”垮台结束文革后我被释放，但是这隔离一百多天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关于这段日子请看我的《绝地诗稿》）
我的第三位师傅姓付，付师傅是我回城进化工厂后组织上确定的师傅，应该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师傅。付师傅是厂里计划科科长，也是一位懂经济管理的老法师。
我到了工厂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车间劳动后，通过自己报名组织考核被安排到厂计划科工作，拜付师傅为师。计划科负责制定企业计划和统计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表格，通过它来安排企业的生产和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我在付师傅的帮教下开始了我的工业经济管理生涯，先从做统计开始再到做计划，在付师傅的教授和我自己上夜大学的过程中，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基本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我师傅调离后我就顶了他的位置。
我的师傅可能是“处女座”，当时也没有这个说法，我也没有去了解他的生日。因为他有“洁癖”，一双手不知道要洗多少次，人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一尘不染，件件东西收拾的井井有条。师傅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数字的“讲究”不差分毫，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对我人生起到了一个决定的作用，用现在的上海话来讲就是“生活做的煞清爽”。
因为我师傅是比我早几个月从外厂调到我们厂的，所以人缘基础差，好几次上调工资都没有轮到他。为此他很苦闷，开始买烟抽，也发给我要我陪他一起抽烟，害得我把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就戒烟的决心也打破了。结果只能将当年可以拿来换鸡蛋的烟票去买烟带到厂里和他一起抽了，我师傅是我重返烟民队伍的“罪魁祸首”啊！
我师傅因为自己在厂里的处境，调到了公司去创办经销部，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年的正月初三是我们一家去他家拜年的日子，上午去晚上回要吃两顿饭。他家住在十六铺码头的对面，老式的楼房如同旅馆住了好多人家，楼板已经有点倾斜，人站在上面总觉得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后来就动迁了。我在他家动迁后就失去了联系，而我也早几年离开了化工厂。
我师傅一直对我说：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徒弟，而且还当上了副厂长，我这个做师傅的也脸上有光啊！
我的付师傅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导师，他像慈父严师，影响了我的一生——当然和我的第二位赵师傅对我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让我遗憾的是，一直到前两年我师傅去世，他的大儿子才和我联系通知我，终于让我和他见了最后的一面！
后记：
今天清明节，一早突然醒来，《我的三位师傅》的标题和梗概在脑海里出现，起床后在写完两首悼念诗后开始码字写这篇文章，都是随想随写也没有什么修饰。
不知道前两位师傅的现状，就仅将此文纪念我的付师傅！
——2017年4月4日清明节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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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5-4 07:13:17
发表于 2018-5-4 09: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