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宏应 于 2017-12-17 13:04 编辑
湖南省汨罗市原新市公社 “东风茶场知青微信群”摘要转录
@...下面是四十多年前东风茶场的一些零星记忆,想到哪写到哪,有说得不对或不全的地方,请群友们批评指正。 一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批四十五名男女知青从新市镇出发,敲锣打鼓,乘三辆解放牌汽车直达东风茶场。场部当时因为房子紧,只能四个人或六个人住一间房。我那时是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共安排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分别是毛浦先和程物华共一个铺,廖自谋和杨林应共一个铺,我和姚刚共一个铺。 到茶场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老大哥” 毛浦先是一个操心人,当我们这些毛头小子都在扯乱弹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拿起笔写写划划,屈起手指花花算算,睡在床上还在跟我们谈起:食堂大手大脚不得了,好日子不可持续。第二天他就向张场长提建议,建议食堂煤灶改糠头灶,(知青中许明莲的父母在粮食部门大米厂工作,可以搞到基本不花钱的糠头)。张场长认真听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很快就将食堂煤灶改为基本不花钱的糠头灶。事隔不久,张场长在茶场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一方面放式表扬毛浦先,说他人在茶场,心在茶场,是全体知青学习的好榜样。一方面放式批评我们这些“不操心的知青”,说是“你们中间还有哪一个像毛浦先一样,为茶场的事操过心、想过事?!” 二 有一件事情回想起来,我应当向长沙知青周春兰道歉。(周春兰也许不记得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九年年初,佩戴毛主席像章热仍未降温,我当时持有的是一枚瓷质像章,色彩明朗,周春兰持有的是一枚铝制像章,色彩不那么明朗,她要求和我交换,我因为当时年纪小,加上又“小气”,拒绝了她的交换要求。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好蠢,送她都来不及啊。 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批四十五名男女知青从新市镇出发,敲锣打鼓,乘三辆解放牌汽车直达东风茶场,随后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长沙知青,加上公社从各大队、生产队抽调来茶场的老职工共计有60多号人。当时场部安排了三个老职工负责食堂工作,三人中有个主厨叫根爹,根爹个子高大,做事麻利,风风火火,讲话粗声大气,按现在风行的讲法就是“此人很牛”。60多号人要生活,天天茶水饭菜,个个都要洗脸、洗脚、洗澡、洗衣服,那时茶场没有自来水,专门安排一个人到塘里担水还忙不过来,三个老职工感觉工作很吃紧。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初离家庭学校,很讲究所谓“卫生”,(特别是女知青)所以在用水上有点大手大脚,过不了两三天,根爹等人就开始骂骂咧咧发火了,骂过之后,虽然用水有了一些节制,但毕竟用水的人太多,特别是冬季的热水需求量更大。每逢我们(特别是女知青)到食堂打热水时,根爹的眼睛都是瞪得圆圆的,按照根爹的用水标准,每个人的热水用量不得超过下半桶,如果超过了或者连续两次以上取水,他就要严厉批评甚至于骂人了。骂归骂,每天的生活用水毕竟还是“生活必须品”,供不应求的矛盾仍然严峻。为了对付女知青“用水特别多”的问题,根爹有一天竟然使出了一个很损的招数----直接向热水里放辣椒粉,迫使女知青们不敢到食堂打热水,只能各自想办法在自己房间里烧水洗脚。 关于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当时我们男女知青对根爹都很有意见,特别是女知青可以说是 “提起根爹心肺炸”,(套用铁梅唱词)现在回过头来换位思考:虽然根爹在工作方法上简单粗暴,盛气凌人,不受人尊敬,但他还是一个有工作责任心的人,如果换一个工作责任心不强的人,那就会执“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水用到无水止,后来的人没水用也怪不得谁! 四 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群体的时髦形象是解放军形象或红卫兵形象。那时候的军鞋、军帽、军用挎包,在我们知青中也是一物难求的东东。记得堂兄杨林应想将省城叔叔留在家里的一双皮鞋跟别人换一双军鞋都换不到手,皮鞋在茶场和乡下根本就不敢穿。那时候社会青年相互抢军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如古代读书人认定“偷书的不是贼”一样自然。 前几年,知友程物华从长沙回汨,跟我聊过这么一件事。他说:大慨是一九七0年,我和姚刚从东风茶场走路到汨罗药材公司姚刚的父亲那儿去,(姚刚的父亲大家都称他为“溪叔”) “溪叔”是药材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在外面跑业务,见过大世面。由于我和姚刚走路走得急,到汨罗时已经是衣衫不整,形态窝囊。见到“溪叔”,辟头就被他一顿数落:“你们俩像鬼打晕了似的,寡裤溜精,走起路来吊隆盼隆,没有一点年轻人的样范。现如今哪个年轻人到外边去,不挎个军用包?”姚刚分辨道:“我和物华是临时决定来汨罗,没有要带的东西,所以没有背挎包。”“溪叔”忿忿地说:“没有要带的东西,你黄草纸都可以多放它几张,总得有个背挎包显精神的样范!” 写到这里,我倒要给物华老弟发话了:“溪叔”的话有道理,有远见啊,既使到了现在,年轻人仍然是挎着电脑包、公文包满街跑,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文件?哈哈······
五 荫民兄讲到“新市公社东风茶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使我记起了三件事: 一是宣传队请来汨罗花鼓剧团乐队刘长庚(小刘师傅)来当指导,指导胡延辉如何司鼓、如何把握好锣鼓点子;指导刘续华等敲锣击钹人员如何配合司鼓把握好节奏;指导整个乐队,共同把握好“快慢有序,击止交融,开收转换”等手法。胡延辉当学徒很认真,对刘长庚一个劲地递烟端茶,诺诺连声地喊刘师傅、刘师傅,喊得刘长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刘长庚的年纪比胡延辉可能也大不了多少。 二是汨罗花鼓剧团乐队刘长庚(小刘师傅)来茶场的次数多了,不知不觉竞然和女知友周淑华谈上了恋爱,而且一谈就成。 三是我在茶场宣传队演反面人物的知名度,有时比正面人物还要高:我和杨林应、刘正军从茶场转到上马大队第十生产队时,队上的青少年指指点点,高声叫道:“那个茶场演特务匪兵的知青下放到我们生产队来了”。杨林应这个跳(抬头望见北斗星)忠字舞的正面角色,反而无人知晓和提及。 附:汨罗花鼓剧团刘长庚近影
六 下放到东风茶场时,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正是长身体、食欲旺盛的时期,每月29斤的粮食定量指标总是吃不到头,只能回家搞粮票,再到食堂里买餐票。当时茶场搞总务的是从上马大队第八生产队抽派来的老职工仇发根,餐票就是到他那里买的。 茶场那时的食堂就设在会议室,只摆了两个四方桌子。就餐人员有六七十号人,大部分人只能端了盆子到坪里或宿舍里吃。一九六八年年末和一九六九年头几个月,茶场对新增的知青采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式管理,由老职工复员军人巢新晃担任民兵连连长,天天组织大家在食堂会议室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刚下放不久,知青们不知道生计的艰难,有几个女知青将吃剩的饭,随手倒入盛木薯粉的大缸里,受到张场长和食堂老职工根爹的严声呵斥和数落。(根爹大号不详,只知道他是从上马大队第六生产队“罗家湾”抽派来的)张场长和根爹批评女知青既浪费粮食,不知道“一粒粮食一粒汗、粒粒皆辛苦”,又混坏了木薯,降低了木薯的漂白纯度和质量,骂得那几个女知青很难堪,很难为情。 ---- 杨宏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