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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由江青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75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军乐团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无话可说，悻悻而归。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几天后，吴德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糜烂。“文革”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文革”大权在握时，刘庆棠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首都文艺界奔走相告，纷纷前去旁听。中央芭蕾舞剧团去旁听的人太多，不得不特地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女儿劝他说：“你想和妈妈和好，我们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确实没感情了，也就没必要再和好了。”刘庆棠从此死了心。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重新拾起了昔日的芭蕾舞之梦，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堂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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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31 1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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