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春桥女儿说故事

先乡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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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问：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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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55 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 年10 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 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它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 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晋阳秋

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不知这是孩子的意思还是老子的意思，深邃。

我问的是前一句，孩子说出对的是什么人，大人说出又是对的什么人，可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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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秋 发表于 2015-9-17 19:53
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 ...

    首先我表示：喜欢这样讨论问题。我想，大家都是知青，没有什么是不能心平气和的讨论的。就算观点不一样，也不是妨碍咱们知青友谊的理由。比如说：下乡后，是不是很苦？当然比在城市的时候苦，怎么看这个苦，每个人都不完全一样，我能理解。如果因此就势不两立，我不理解。我在农村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开会，吵架，第二天又一起高高兴兴的干活。我喜欢那样子。当然，我不要求别人也那样子。
   其次，我认为是张春桥的意思。
   第三，孩子就是孩子，记忆就是记忆，她能听到多少？她能记住多少？都是问题
    咱们也就是看看，知道个大概其得了，不要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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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 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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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问：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12 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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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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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 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 4 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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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

　　问：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后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标准，以后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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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 雨• 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 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 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 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