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戚本禹说故事

先乡后城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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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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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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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戚本禹回忆江青 <wbr>（中）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戚本禹回忆江青 <wbr>（中）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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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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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天蓝

          这都是文革时期最上层领导的事情啊。
          第一：俺从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第二：不知道谁写的文章，是不是真实的。
          所以，俺可不敢妄加评论，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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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 发表于 2015-8-2 22:33
这都是文革时期最上层领导的事情啊。
          第一：俺从没有听说过，听说过也耳听为虚，眼见 ...

   第一， 因为你还小，所以不知道。关于历史故事，有多少是可以看见的，信不信又能怎么样。
   第二，这个东西是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回忆录，只能做为了解那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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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人们另外一个文革，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为后来人研究文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价值可能超过已经公开的所有资料。因为真正参与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基本都不在世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说出这样一段被人有意隐瞒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历史代价就真的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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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