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陕西省最近给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自去年以来，该省1000多万农民中，有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从报道充满喜悦的“我省，我省”语气看，显然是以此“政绩”为傲，然而，我以为，这当中存在严重隐忧。
所谓“职业农民”一词，并非陕西创造，而是在全国推行多年的计划。在2005年，农业部《关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意见》中，就出现了这一不恰当概念。这一《意见》的主题是，要求以“村组干部、专业农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农村经纪人、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管理员、复转军人以及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为重点对象，实施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
本是好事，但定义却有偏差。在《意见》中设定的培养对象被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职业农民。”这一定义中，包含了两个明显错误。
首先，混淆了户籍管理、社会学层面的农民概念与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概念。中国户籍管理中有农村人口、农业人口概念，社会学就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将所以农村人口、农业人口都视作泛义性的中国特色农民，然而，这并不符合产业界限。就产业而言，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仅限于从事种植、养殖及相应初加工和服务的人群。一旦两者混淆，就必然导致将大量工业、商业、运输服务业人口视作农民，从而忽视真正的农民，甚至令真正的农民“被代表”，或者在“农民”群体中被边缘化。
其次，正是有了第一个错误，所以又引发了概念形式的错误。农民本来就是以务农为职业的人们，当其不再从事该职业，自然也就不是农民。农民难道还有职业、非职业之分？引申开去，是不是应该有职业工人、职业商人、职业老板、职业官员等等概念？诚然，有职业军人、职业经理人概念，但这是系于武装暴力行为和经理行为的社会化特征，而给予的专门职业性限定，这跟农民、工人等本就属于专门职业是两回事情。
以上两个错误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荒诞的。
就荒诞性而言，典型体现在农民“被代表”现象上。当代出现的很多所谓“农民”代表，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至多不过属于农村户口或农业户口而已，其真实的身份是官员、工商业企业主等等。
就严重性而言，真正的农民属于被遗忘的羔羊，被置于荒漠中哀鸣。当陕西省为1000多万农民中有了266个“高级职业农民”而自豪时，这简直是能让人眼泪哗哗的幽默。266个，相对于1000多万个，不过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而1000多万人却由被定义为既不“高级”，更不”职业”；当连“职业”都不能被承认，这1000多万人就什么都不是了。
当然，农业部“百万中专生计划”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从正面看，该计划是必要的，按《意见》的表述，是为了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由此推论，农业部的本意是培养现代农民。农民与手工业者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因此农民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或者说，农民可以有“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称呼区分。《意见》形式上的错误，是没有使用本来很正当的“现代农民”概念，却使用了莫名其妙的“职业农民”概念。
然而，我们不一定能断言，农业部是在犯莫名其妙的错误。从陕西进行的“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资格认证情况看，“现代农民”并非是一个愿意被接受的概念。所谓“职业农民”主要是指大户、服务人员和具有一定知识、技能水准的人，并且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高级职业农民”在经营规模及盈利方面更有要求。现代农民的特征主要是市场化、科技化，不仅摆脱了自然农业局限，而且具备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意识和能力，然而，这并非等于现代农民一定要具备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知识，更不等于他一定要能够发财。如果一个农民虽为文盲，但他懂得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耕种，并懂得根据实际适应性尽量使用农业机械，尽管他的经营规模很小，那么，他就是现代的。
我曾经见过一个80岁左右、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台湾老兵，他回到江西老家后，跟家族子弟租了两亩地专门种植花菜，以能够每棵达到2.5公斤以上甚至单株超过3.5公斤为荣。虽然由于规模太小而难以较多盈利，但能认为他不够现代吗？“职业农民”特别是“高级职业农民”式的鼓励，也许能促进农民的现代性发展，但其最主要的功能，则是鼓励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是对农业的资本家化或企业化进行政策倾斜。
在中国，规模化经营未必是农业的唯一出路，也许更能与传统农业衔接的园艺化经营更有前景。重要的是，农业资本本身就有着追求更多盈利的热情，想追求盈利，自然就要强化自身的市场化和科技化，政府给予助推即可，搞什么“职业农民”特别是“高级职业农民”只是锦上添花。即使不谈农业企业，仅仅说农村专业机械服务者，他买了一台收割机，自然要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并积极经营，争取为种植户多进行收割以收费、盈利，这些行为，与是否给予“职业农民”认证毫无关系。
在中国农村，真正需要的不是对少数人的助推，而是对绝大多数人的帮助。266人与1000万人之间，政府要收听、关注的，应该是那1000万人。我曾在上海地区担任过村支部书记，深深懂得，最普通的底层农民，才是最要紧的存在。
去年，我到内蒙古某地一户普通农民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仔细观察了他们种植、养殖的情况，并完整考察了一个自然村的农忙活动。一方面，今天的农民有着强烈的现代性追求，他们时刻关心着农副产品的市场波动，很乐意接受机械化并主动添置必要设备；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地力的衰竭无能为力，对于根本改变生产方式的新办法充满狐疑，他们有着深刻的恐惧和忧虑，冒不起失去一年收获的风险。他们迫切需要政府走上门的切实帮助，但是，他们却是几乎被遗忘了的一群人。
最为珍贵的是，普通农民多数保持着基本社会良心，他们懂得大面积包地可以多赚钱，但却不愿意去做，因为“大户”必须掠夺地力，在包地期间尽可能多盈利，而所谓“科技”最核心不过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把地都搞坏了”。良心农民眼睛里的“不顾子孙”，却可能恰恰是政府眼睛里的“职业农民”。
今天，农村在断裂。当普通农民连其“职业”都不能被承认，他们怎么还能够有出路？一方面，资本在农村迅速扩张，即使政府不对资本助推，普通农民也面临着严重的被吞噬危机；另一方面，得不到切实帮助的普通农民在挣扎，有些帮助恰恰可能成了新的掠夺。比如，农民养羊，官方培养的兽医本应提供打免疫针服务，但实际这却成了兽医的暴利生意，逼着农民不得不设法买了针自己打，尽管依然成本不菲，但毕竟比让兽医打针要省点钱。
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及时向普通农民倾斜，农村社会的断裂必将更为深重，甚至酿成大难。当政府为“高级职业农民”人数的扩张喜不自禁时，如果不能想到：他们的扩张速度越快，意味着被挤压、吞并的普通农民越多，农村社会的撕裂越快，那么，其思维就实在是太年轻单纯了。
内蒙古一位老农曾向我叹息诉苦：“年轻的时候，上面催着我们垦荒，把山上的树全砍光，在草原上种玉米；现在，上面又要我们抛荒长草。以前，沟里满是水，小孩子天热就去游泳，现在打井打到30米也没有水了，草也长不好了。这到底是在玩什么事啊？”
也许，今天在重复着类似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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