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晋阳秋的博客

晋阳秋

上车下车  京晋城乡
列车离开了北京站，奔向山西。火车上有的同学在议论插队的具体地方，我不打听，反正离了北京，到哪儿都是一样的。当然后来知道了，不是都一样，是都不一样。
这次我们班下乡的男生多，和我在一个大队的有我们五人，还有一个同学去了小相，一个同学去了峪道河。当时在火车上是不知道这些的，那会儿许多同学尚沉浸在泪眼中。当然不是全部，开车不久就有些同学打起扑克，但大多数是聊天，或闭目养神，想事儿。虽然发了面包，晚饭多是吃自带的食品，互相让着，像是聚餐。车厢里熏烤味最浓，香甜味次之，偶尔飘过一丝酒精的味道，后来掺杂有烟草的味道。一阵冷风吹来，传来几声呯叭的向窗外ceì瓶子的声音，然后是重重关窗的声音。慢慢的，车厢逐渐沉静下来，偶有鼾声和梦呓，伴着火车的咣当咣当声。
一觉醒来，进了山西。沿途一片寒冬景象，秃山荒原，枯树败草。我们坐到了终点站孝西站，有两个中学就分在孝义县，他们乘卡车直接下乡了。剩下我们两个中学分在汾阳县，过了一会儿，也在寒风里转乘卡车，继续前行。中途在汾阳县城停了一下，没让下车，城墙上背着枪的武斗队员在巡逻。
冬天黑的早，到杏花公社天色已晚，各大队都套了大车接我们这些“学生”。我们九个男生六七个女生分在一个大队，另外还有一只小狗，是小相的同学从北京带来的，我们抱了来，先玩几天。
杏花公社离汾阳城三十多里，西北面的山是子夏山,子夏是夫子的弟子，曾在汾阳办学。南面是307国道,再往南，是文峪河，更南很远处是汾河。这里属平川区,地肥水美。
一天，村支书带我们认识一下村里的地块。村边、坡上都有，一块一块的与邻村的地相连相间。快数九了，晴天也冷的厉害，支书的介绍我根本没有记清记住。尹华可能会记住，他特意问明白了之后，在属于我们大队的田地里解了大手，曰肥水不流外人田。支书边走边说，介绍村里的现状，畅谈今后的打算，似乎寄希望于我们，助他实现心中的目标和理想。冬天天短，就没有去看公路南面的地，回村派饭。
记得我们来到村里的第一顿晚饭，是在尚未启用的供销社新门市，吃的什么现在已经记不住了，是白面面食。以后一些天就是到老乡家吃派饭，与老乡亲们互相认识一下，熟悉一下，支书说这样容易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开始的几顿饭，我们集中在一屋等，老乡做好饭就来招呼我们，大队领导则点一位学生跟着去，直到都有了着落。后来，老乡来了以后，满屋扫视一番，指着某位同学，“你”，心领神会，走。再后来，有的老乡就能叫出同学的名字了。不久以后我们就集体开伙了，队里派了大师傅。
我们住的是一位老乡新盖的房子，普通的三间两头，中间是堂屋，两头屋里临窗都有一通大炕。一边女生，一边男生，男生人多，加了一张床。
我们就这样安顿下来。


昨晚发文遇到困难，（卒瓦）字好像不能发，请版主帮忙删掉29、30楼。谢谢

天蓝

          集体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至于什么时候不当农民了，那时是我们都是趴在玻璃是的苍蝇，前面很有前途，后面很没出路哦，过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农民，挣一天工分。

晋阳秋

天蓝 发表于 2015-2-2 21:13
集体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至于什么时候不当农民了，那时是我们都是趴在玻璃是的苍蝇，前面很有前 ...

是的，刚刚下乡就没有想到还有回城的机会。后来是913的571的两个变相，看到了那点亮。

晋阳秋

两顿派饭  未饱辄止

“派饭”是什么，年轻人多不知道，因为现在少了，几乎没有了。电影“派饭”告诉他们，老师不自己开伙，轮流到学生家吃饭是“派饭”。想当年老师不是吃“派饭”的主角，主角是干部，是各级领导。因为运动不断，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就多。再有县、社干部到基层蹲点，检查工作，督导生产。还有文艺工作者的体验生活，乡野采风，等等的吧。那时他们下乡，村子里少有饭馆，生产队少有食堂，只有到大队委派的农民家吃饭，这就叫“派饭”。
派饭一般不单做，农户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每天给老百姓三几毛钱、再交点粮票。一般的老百姓纯朴、好客，把吃派饭的干部都当成“客人”来招待。如果是一顿两顿，就会尽其可能做点好的。当时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派饭吃粗粮熬菜也是常事。吃派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且便于工作队“访贫问苦、了解情况”。 一般吃派饭时，都是自己去，村干部不做陪。
改革开放后，乡镇以上的干部下乡都坐小汽车了，至少是摩托车。到了饭点儿，轱辘一转就回家了，回城了。而更多的是上饭店了，下级请，上级吃；公款请，众人陪；也有赊账请的，于是“派饭”成历史了。
说半天派饭，好像与我们无关，我们不是干部，是被安插到生产队里，扎根做农民的。队支书让我们吃派饭，主要是和老乡熟悉熟悉，以后就要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了。
吃了两天派饭，以玉米面窝头和从未吃过的红面擦尖（一种高粱面食品，感觉比棒子面窝头还难咽）为主。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火车上发的面包也没有了，大家竟埋怨罗剑之抱了小狗来，之前它一直在吃面包。第三天我去了郝中桥家吃派饭，聊天中知道他原来在河北吴桥某公社工作，困难时期精简下放了不少人员，他比较了吴桥汾阳两地的条件，选择了回山西。我们聊的很多，主要是他介绍这里地肥、水美、汾酒、晋商、抗战等等好多事，汾阳县、杏花村整个就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地方。最后不无遗憾地讲出了抱歉之词，“远来是客，招待不周，现在‘背兴’了。”我听到这话时，郝中桥的表情无法描述，笑里带着苦，声里透着哀。他说在外多年，因“故”回来，家乡竟不如离开时的模样了。现在每年的细粮少的可怜，棉籽油也分不到多少，吃菜都很少，要不是逢年过节，谁也舍不得吃好面（白面）。说着女主人端上来好面饺子，羊肉胡萝卜馅的，那天是冬至，我没有吃饱。
又过了几天，去了北边一个大院里面的一个小院落，好像原来是饲养棚。依然是红面擦尖，女主人左手拿北京做南瓜馅儿时用的擦子(擦床)，右手拿起一块活好的面团，在擦子上一下一下的推，落到锅里就成了短面条，锅里的水翻腾着，一寸左右的红面擦尖就煮熟了。先给我做了一碗，我吃完后把碗放在桌上，等待第二碗。女主人却把碗收了，“你们学生吃的少，以前来的几个男生就吃一碗，女生一来就说少做点，我就给她们做多半碗。”这是真的，肚里有油，碰上不习惯吃的，还真是吃不下，我开始几天也这样。这几天已经接触体力劳动了，积肥，就是把各家的猪圈鸡窝里的粪便清理到村外集中沤肥，就是担粪。我的胃口已经投降了，需要且可以咽下两碗红面擦尖，尽管只有葱花、盐和醋拌面。我微笑，点点头，向后错错，离桌子远一些。她又从瓦瓮里取了些红面，掺了些榆皮面，温水活起来，准备家人的饭。红面就是高粱面，不加榆皮面是不能做擦尖的，掺少了都糊锅（一锅糊糊）。榆皮面也不能多加，据说易导致便秘。她活好面后转身对我说，你再吃些吗？我赶忙起身，谢过，告辞，这顿饭我也没有吃饱。
很快知青就集体吃饭了，队里派王立俊给我们做饭，伙房就在男生这头。

天蓝

         邓小平第二次站出来工作后，我作为地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到汾阳县的离县城十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下乡，在哪里也是吃派饭，轮到我吃饭的哪户农民家，哪个穷、哪个脏、哪个恶心，都无法形容，我感觉队里是故意整我们，故意把我们分到最苦、最困难的家庭。
         那家居然连炕席都没有，窗户都是破的，吃的是擦尖，煮白菜，很难下咽，苍蝇像战争年代的日本飞机轰炸，一群一群的，个个都是绿色的大个苍蝇，吃半截饭，炕上的孩子就拉开稀了，那真是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我们插队的村里可比汾阳县穷多了，可老百姓不管多穷，也把最好的吃食给客人，和汾阳县的老百姓相比，我感觉：还是山里的人实在、厚道啊。

晋阳秋

天蓝 发表于 2015-2-3 20:03
邓小平第二次站出来工作后，我作为地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到汾阳县的离县城十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子 ...

版主受委屈了。汾阳曾为州、府，汾阳人就会感觉高下面一头，确实。
晋商一般爱提祁、平、太，其实汾阳也是晋商聚集之地，汾酒厂就是一例。汾阳人在外很多，颇有见识，也带了各地的习俗回来，比如城里穿衣只落后太原半月左右。
汾阳老乡忆苦不太追诉解放前，只恨战乱不恨地主。对运动应付自如，有异议也不言，趋利避害。我们学校高中同学为他们代言，进过监狱；这种事他们不会做。
他们世故圆滑，但对人还不至于像对您那样，那真是恶心死了，有可能是故意为之。
同意你的说法：还是山里的人实在、厚道啊。

晋阳秋

破旧立新  娱乐靠球

在知青网上看过一个视频，说到我们插队那个时期的农村，其中一句解说词很有趣。“耕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耕地靠牛，点灯靠油”一般是对的。没错，几千年农耕历来如此,字面也没有误导。可他们解释“娱乐靠球”就差了事儿了，因为字面理解的话，多是最先想到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等，以为那时农民就参与或观看。其实当年一般县城玩儿过篮球足球乒乓球的大约是少数中学生了，农村则是盲区。当时也没有电视，报纸也少，直观看到球赛或练球的也稀少，没有看过球赛的人听收音机能想象出那个场面的可能没有。这么一说“娱乐靠球”靠的是什么“球”呢？那句解说词的后面接着说，“这样的夜晚，除了造人，还有什么追求。”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与造人相关。这个“球”是挂靠生殖方面的“球”，而“球”字做生殖方面的释义，使用范围很大，山陕内蒙，湖北四川，再往西好像都是这样用。
当然这种娱乐是入夜后的事，且与未婚及孩童无关。那时人们怎样消磨睡前时光，麻将、扑克是被禁了，象棋是小范围的，剩下就是瞎聊。人们吃过晚饭，便三三两两的聚到一些人家。靠被摞的，坐炕沿的，蹲条凳的，站地上的，都会瞎谝（当地发音piē）。破旧立新了，老故事老戏曲是不敢说了，但是古今中外俗话雅词山南海北道听途说的还是很多，什么方面的都有，还有当时的特殊的小道消息及手抄文学。
我们最早熟悉的老乡是王立俊，他给我们做饭，上老乡家聊天当然第一家就是他家。家里就他一个人，那晚他的小侄子在。我们相互询问些事，聊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当然又是当时我们害怕听到的今不如昔。他侄子就在一旁剝葱，从最靠近根部开始，剥去一层干枯的表皮，然后，从未干枯的部分向上撕去已干枯的部分，一层一层，由外向里，直至剥完。他不要的那些基本都是枯叶，没有葱白。我们中有人说，原来看到剝葱都是从上面开始，捏住上边往下一撕，又快又干净。“那样扔的葱白太多，”王立俊不急不慢的说，“过去我们也从上面剥，现在不是葱分的少吗。”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让种自留地了，有自留地时，地头地边的种点什么就够吃了。现在不仅是葱分的少，连菜也少的多了，油更是不够，还有红薯、花生等等都因为“以粮为纲”不能多种了。说到红薯，罗剑之就势问了一句，家里有红薯吗，能不能烤几个红薯。老王吩咐侄子去拿红薯，好一阵拿了两个胡萝卜。我们中有人后来分析，孩子可能不想叫我们吃，于是当时就说晚饭吃过没多久，不要再拿红薯了。王立俊大约抹不开面子，厉声呵斥，最后还是给我们烤了几块红薯，他自己和侄子都没有吃。
临走他嘱咐我们，刚才说的别到外面去讲，学大寨收自留地，搞大寨工都是“上边”的新政策。

烛光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是铁的东西都要上交，就连做饭的铁锅都被弄走了，更让人无法理解的就是农业生产放卫星，于是亩产从上千斤开始，不亭的放，河北省徐水县亩产三万四千斤后，河南紧跟着就放出一个亩产十万斤的高产卫星。有一个农业科学家实在看不下去了，献言，你们用装满粮食的麻袋往地里码，码满一亩地，看看有十万斤吗？这时毛主席发表了毫言壮语，人有多大胆儿，产有多大产儿。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个科学家没有好日子过了，日子更不好过的是农民，有上千万的老弱的农民跟着粮食高产卫星升上了天，四淸运动刚结束，紧跟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曲沃县是产粮大县，很多农民都断了顿儿，就知青还能保证每月四十五斤小麦。北京知青网为葛元仁写的我的知青知路一本书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了一次发布会，请了一个资身的老知青，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某党校的校长，他讲们很多，而且非常激动，我只记住两点，第一点，他讲到，中国共产党讲了几十年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真正与工农兵想结合的只有我们知青，其它人都是走过场。第二点，共产党是魚，广大劳动人民是水，水里没有鱼仍然是水，鱼没有了水就无法活下去！
那时候的大人物不知道都怎么想的？为了争夺那把龙椅，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顾，伟大，光荣，正确，由何说起？

晋阳秋

烛光 发表于 2015-2-5 13:25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是 ...

您介绍的老知青讲的那两点很精辟。您提到的龙椅很形象。

晋阳秋

最初邻居  好耶坏耶   

说起娱乐，村里真有象棋高人吔，比如李承银，他若不高抬贵手，知青里没有人能赢他。刚刚下乡时，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姓郝，老郝的棋艺就不错，时常在他家里或者到我们这里杀一盘。一对一时知青输的多，于是若在我们这儿下棋，观棋的知青就开始支招儿。老乡也都会两手，于是每次都形成双方成批参战的混战局面。总算是互有输赢吧，我们输的盘数还是要多些。一日，又摆开战场厮杀，局面对我们不利，老乡李兆生又发现一步致命的棋，“走这里！”，声到手到，“啪”，看来我们又要输了。在他的手离开棋盘时，我们不约而同的看见他袖筒里甩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兵”——白白的，小腿乱动的大虱子。我们傻眼了，讶异，想笑，忍着，无语，认输。一是这“着儿”（zhāo，象棋的步数）真的很凶，二是凭空添了个“小兵”，焉能不输。
说到虱子，就多说两句。虱子，在大串联时已经认识了。那时挤火车，睡课桌搭的通铺，还有“长征”睡老乡家大炕，都有见过此虫或引虫上身。江青说它是“革命虫”，可是我们很讨厌它。其实虱子吸人们血，瘙痒人们，应该是“反革命寄生虫”才对，不过那会儿不敢说。
随着卫生习惯的转变和农药的大量使用，身上和家里的虱子与跳蚤臭虫蚰蜒（钱串子）等都逐渐消失了。
大院坐北朝南一溜儿平房，有两间一家的，也有的三间一家。老郝家东面一家人很低调，模样名字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我们洗完衣服经常晒在他们家门前廊下的铁丝上。老郝西面是我们房东的旧房，因为无意的扒门缝看了老郝女儿洗澡，被我们叫做“大色”（shǎi），当然是玩笑，太熟了。他家西面还有一家，是“坏分子”王万有家，水井就在他家前面。我第一次打水，胆小且生疏，我的动作想必笨拙而可笑，由于我站的离井台稍远，拉上来时洒了不少，水桶还磕到井口。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看着我，是关心？是担心？还是什么？我不敢与其搭话，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机械的划分了人群。
不久我们就知道错了，全村老乡根本就不歧视他，还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王万有同志过去领头组织互助组、高级社,自1958年开始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因地制宜,科学种田,粮棉产量逐年增产，社员收入逐步增加，群众生活逐渐提高。这个村成为当时汾阳农业战线的一杆旗,分别于1960年,1962年1964年三次获山西省政府授予的“农业先进集体”称号。
王万有是“四清”时被划为”坏分子”的，大家觉得他比较冤枉，认为是错划的。后来，在1974年的确给他平了反,1977年还重新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苦干二年，使村经济恢复元气,分红值提高，还清了村集体的2.7万元贷款，添置了19头大牲畜。1981年,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年份的7.8%，棉花总产比历史最高年份增产15.3%。这一年省政府又授予他农业劳动模范称号，他这一生曾先后四次荣获省级劳动模范称号。王万有1998年病逝。（有关平反后的这一段材料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