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东 山 公 社 的 日 子 里 余颖华 辗转又去了东山公社搞社教运动,那是搞社教最艰苦的地方,也在那里把胆子炼得极大,把身体搞得极垮。 东山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最残酷的是没有水!一次,我下乡到村里,晚饭后,主人给我提来了一桶洗澡水,我洗完后习惯地把剩下的水痛快地往身上一倒,马上后悔了——已没有水洗衣服。那桶水还不知道主人从多远的地方给我提来。 也在缺水的东山,我目睹了一家人用一盆水洗澡的景象。一天晚上吃过饭,我习惯地亮起手电筒出门照路,谁知电筒往外一照,两排屋之间的巷子响起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惊叫声。对山区里没有洗澡间我并不陌生,但一家人围着一盆水洗澡却令人难以想象。 在东山,我还有睡“特殊床板”的经历。一天,去到一个离公社很远、与英德岩背交界的小村寨,晚上给社员开完会就无法回到公社大本营,只好在村里过夜。我已习惯了下乡的生活,随便在那里过一天两夜不是个事,可这次却是个事。那村子没有多一铺床可接待我,准确地说,那村子没有“集体财产”。但说没有也不全对,它仅有一副门板属公家。队长就把门板一摆,成了我的床。 在这辈子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被虱子咬得最最惨痛的晚上:我完全不能躺下,一躺下,整个背部的每平方毫米都像给无数的虱子拼命地嚼啄着、争抢地吸吮着,它们像很久没吸过人血,正好有机会开大餐,直咬得你发痒发痛,令你眼睛没法合一秒钟。我只好坐起来,以最小的身体面积接触门板,一直熬到天亮。后来我才知道,村里那唯一的“集体财产”——门板,是去世的人被抬出“厅”时用的。 我再也不敢在村子里过夜,以后哪怕三更半夜,我也会赶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公社自己的窝中。为了赶蛇,我会拿着棍子一路“打草惊蛇”;为了挡住山里一种据说可割破眼膜的蜘蛛丝,我会戴着一顶大竹帽。每经过村子,狗群就向我围追堵截,我会“旁若无狗,我行我素”。 在东山的日子,我的胆子越炼越大,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的身体却越搞越差,内分泌全乱了,以致在辫子尾轻轻一拔,就可以拔下一撮头发…… 在身体快垮掉的时候,许多相识不相识的朋友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东山的老伯扒下阳山特有的棕榈树皮,烧研成炭给我煮水喝;宣传队的同事抓来了不知名的山草药;钟如芸的妈妈亲自为我诊断;杨宇萍的叔叔学的是生物,研究的是药用植物,他从南京给我邮寄了特效药。 后来才知道,那特效药的主要成分就是阳山的棕榈树种子。其中还有一段插曲:阳山的棕榈树满山遍野,石头缝里也能长得郁郁葱葱,人们只知道它的皮可以做棕绳,棕绳用于海军舰艇比尼龙绳还好,而知道它有药用价值的人不多。一年日本人到阳山考察,提出把全部的棕榈树种子购买下来,国人很奇怪,那东西硬邦邦砸都砸不烂有什么用?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我国没答应日方要求,一班学者埋头研究了几年才知道棕榈树种子有止内出血的特殊功效。 “扎 根 阳 山” 余颖华 满怀扎根粤北山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雄心壮志,阳山知青28人,在那天下之穷处安下了家,但是最终“扎根”的,只有一个半人!我佩服沈苏民,他没有我们那样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却真的在阳山安了家,陈挺算半个,因为虽说老公是阳山人但家却安在香港。 沈苏民选择下到生产队的纪念日11月15日举行婚礼,以表示他安家阳山的决心。那天新四甲萧静斐刚好来阳山探望我,我们一起参加了唯一的一位扎根阳山的知青婚礼。 革命年代的婚礼自然有意思:先是新人双方介绍恋爱过程,接着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革命到底……最后同声合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尽管,唱着语录歌我也觉得好笑,但内心不得不佩服沈苏民扎根阳山的勇气。 “扎根阳山”,何等的豪言壮语!据说广州原打算安排一批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到阳山,最后,一个“打砸抢”分子也没去成,倒去了28个先进知青。28个知青大都是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去到阳山。我和钟如芸曾亲自跑到广州西片军训团,请求要到阳山插队当农民。记得当时在广雅同学中也有过辩论:一帮人说应该去海南农场,开发宝岛;一帮人说农村更落后,到农村更能锻炼人,农村也更需要我们…… 一切都发自内心,热血方刚朝气蓬勃的我们决没有半点的虚假。 但是发自内心的誓言终于没被我们实践,别人离开阳山怎么想我不清楚,而我发誓一定要离开阳山且再也不回头的原因,决不是阳山的生活艰苦而是阳山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在文化局宣传队,我不能表示渴望读书,那是“向往大城市和资产阶级生活”。尽管我参加阳山工农兵学员考试成绩出众也被阳山判了死刑:即使考上了也不能给你去,一来你已不是知青,二来机会要留给贫下中农的后代。有人和我一起考试得了零分却被送到华工自动化系,他决不是什么贫下中农的后代,只是朝中有人当官而已。在阳山拖到28岁不谈恋爱也会被指责为“不想在阳山扎根安家”。更甚的是,在追查周总理遗言的日子里,我的信件全被拆查,“天安门事件”的日子里,没有人能谈一下国家大事、个人前途,我跑到从北京回来的张萃、赵利平那里,才知道那件“反革命事件”的真相。那段日子比什么都难熬:我把床整个地转了180度,令自己面向墙壁,在宣传队集体宿舍不能读技术书,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总可以吧,于是把《中国通史》、《世界简史》刨了一遍。 我终于找到机会,离开那个不是发自内心却整天要为文革甚至为种“科程米”唱赞歌的宣传队,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下乡“社教工作队”。在那里,我可以捧起《高等数学》,尽管不知那条虫子“∫”是什么。后来,我终于彻底离开了人人以为是好单位的文化局宣传队,调到建设局,从事不但辛苦而且被认为属下九流的建筑工程工作,开始了我从事建筑业的生涯。 1978年,户口在阳山镀了整整10年金后,我把户口从阳山迁回广州。我至今不忘当年阳山那些“放我逃回广州”的通情达理的顶头上司方行、杨雄等人,他们理解我们应该读书,应该离开大山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说了一堆,并没有想为自己不实践誓言辩护,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谁也难以评价。而沈苏民的“扎根阳山”无须评价,他是我们中唯一实践誓言的人。 尽管根没扎下,但我们把相当多的情感留给了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至今仍很贫困的人们,以至日常谈吐中经常冲口而出说“我们阳山”,弄得家人有意见,屡屡反问:“你是台山人还是阳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