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吉安东夹道7号是一所不大的长方形四合院，北边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毛泽东就住在靠西的那间北房里，房子很小，只有十多平方米。地面铺着青砖，纸糊的顶棚，一铺通炕占据了房子的主要地方。八个人挤住在三间小屋里，人多炕窄，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当时的毛泽东，用现在的时髦语言形容，也属于“北漂一族”。京城“米”贵，“白居”不易呀。毛泽东得在北京找个职业。一方面协助勤工俭学事宜，一方面在职求学。于是，他请杨昌济帮忙找个事儿。杨先生就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李大钊身为教授，当年才29岁，比25岁的毛泽东只大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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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知道李大钊。他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了解的。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等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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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乐于助人的李大钊请校长蔡元培批了个条子，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差事。每天在北大红楼新闻纸阅览室，将订阅的上海《申报》、《民国日报》、《京报》等15种报纸夹上去，登记、管理，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帮助整理李大钊办公室的书刊报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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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所左巷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以后，几乎所有的书刊，都异口同声地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的是“图书馆助理员”。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根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的记载，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就是在整个北京大学也没有“助理员”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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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中，规定图书馆设立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四课，另附讲义收发、缮写两室。图书馆除了主任外，工作人员分四类：助教，负责收集书籍，指导学生阅读，人员必须从北大毕业生中录用，自1920年9月设立；事务员，由资深的图书馆人员担任；书记，一般由增聘的新手担任；杂务人员，包括装订匠、打字员、缮写员等。
　　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七、八舅父母信》中也提到“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也没有说自己是“助理员”。
    此外，当时担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也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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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担任“助教”、“事务员”，也不会是“杂务人员”。他只能是“书记”。
   那么，“助理员”一说是怎么来的呢？追根溯源，“助理员”一说最早出自斯诺的《西行漫记》。而当时的情形是毛泽东口述、黄华翻译、斯诺用英文记录，个别词语翻译不正确也是可能的。《西行漫记》英文版的“assistant”一词确有“助手、助理、助教”的意思，后来的人直译成中文时，就成了如今流传甚广的“助理员”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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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的不是“助理员”，而是“书记”。不过，当时的“书记”可不同于现在的书记。现在的书记一般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头儿，毛泽东当时担任的“书记”，只是个管理报纸、登记阅览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当时的月薪是8块大洋。“8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块大洋；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300块大洋；教授的月薪起码是200块大洋。当时北京一个4口之家，每月12块大洋伙食费，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如此说来，毛泽东的月薪在当时不高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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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逐渐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逐渐得到了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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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大钊成为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除了李大钊，另一个对毛泽东产生深刻影响的人，就是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是《京报》主笔，又在北京平民大学、政治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书。邵飘萍思想进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后来成为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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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