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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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京城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多是官妓。现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如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之所。
　　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以 后“勾栏”成为妓院的别称。 明清时期，当官的和有钱的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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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顺胡同 ：到了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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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30年代末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还不算“野妓”和“暗娼”。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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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常出入的地界。
　　前、后孙公园胡同：由著名文化街琉璃厂往南，南新华街西侧，有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这就是前孙公园胡同。该胡同北即是后孙公园胡同，亦是东西走向，不过比前孙公园胡同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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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两条胡同的得名，皆来源于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的作者孙承泽。孙承泽字耳泊、号北海、又号退谷。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崇祯四年登进士，清顺治十年“休至”，卒于康熙十五年，终年八十四岁。他祖籍山东，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命户部迁徙山东青州等府民隶上林苑（时北北京南苑），所以，到孙承泽这一辈，也算是“老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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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泽在顺治年任吏部左侍郎时，题奏保举大学士陈名夏担任吏部尚书。顺治以侍郎保举阁臣，有违体制，认为孙另有所图，心术不端。之后，便有孙承泽“引疾乞休，（上）允之。”孙承泽“退休”后，便在梁家园以北这片高岗地区建别墅名孙公园，以著书立说二十余年至终。此时，他在京西也建有别墅，名“退谷”。京西樱桃沟原名退谷即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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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清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图》上已标有前孙公园胡同和孙公园了。这说明此胡同成名较早。孙承泽是饱学之士，他的藏书也颇丰。藏书处名“研山堂”、“万卷楼”。他的著作每有题为“记于城南书舍”。孙承泽死后，他的住宅有清一代一些著名文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如翁方纲、叶继雯、刘位坦等。到了清末，孙公园的房舍大部分又都改做了会馆。因为孙公园占地几连一条街，可谓会馆如林，有泉郡会馆、台州会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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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子胡同：复兴门内城方街（原城隍庙街）西口里路北，有小胡同名“百子胡同”。这条胡同现在共有南、北、西三个口，呈“丁”字形。过去从南到北一段称“铁匠营”，由北口向东拐去，可达城隍庙西侧的“花园宫”。至于旧时的百子胡同，仅限于铁匠营以西，只有几户人家的大院至西口一带。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铁匠营名取消，合并一起称百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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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考百子胡同的由来，与元明时代的城隍庙有关。明末时的邹元标、冯从吾两位学者，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应召入京，余暇时在城隍庙百子堂会讲，听讲者有数百人之多。同时在百子堂议定，兴建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由此不难推断，早先的城隍庙占地范围要比后来大，今日的百子胡同，有可能就是在未建首善书院以前的百子堂讲学之所，可惜这里没有留下什么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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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胡同：元大兴县治所在大都城南（今宣武区东北琉璃厂南），明洪武三年（1370）始移县治所于北城教忠坊（即今东城区大兴胡同）。明清两代大兴县先后隶北平府、顺天府，其治所一直未变动。 　　辛亥革命后，于1914年10月4日废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大兴、宛平等二十县。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令，直隶改称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划北平为特别市，京兆所辖大兴等二十县划属湖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