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延安时期，他担任鲁院文学系主任。后来相继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朱德秘书。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汉园集》、《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日记》、《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星火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一个平常的故事》、《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的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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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何老亦在劫难逃，受到“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迫害，被打成“走资派”，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在吉祥戏院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的押解下，何先生垂头站在台上，身上穿着七零八落的纸衣，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还打着叉。他们还逼迫他敲着小锣学猴子绕场转，逼迫他跪在有玻璃茬的地上，打他，折磨他。”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任务是喂猪。有回忆说：“他养猪像写研究文章一样认真，伺候猪像伺候人一样充满了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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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何老等十一位著名老学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从河南“五七干校”提前返回京城。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何老的。当时我刚十几岁，已知道他是位大诗人，也读过他写的《秋天》，更经常看到这位老人孤独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何老头发有些花白，略微秃顶，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黑边眼镜，矮矮胖胖的身材，背有些驼，穿着很随意，说着一口浓浓的四川话，全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风流倜傥的诗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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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我每天放学后写完作业就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舞刀弄枪地疯玩，所以，经常能见到何老。只见他走路时头微微后倾，嘴巴一张一合，身体摇摇晃晃。他手里拄着一根深色木拐杖，看见有小孩靠近，就抬起拐杖左右挥舞，做驱赶状，吓得我连连后退，唯恐挨上一棍。但我又很想见到他，觉得他是个神秘的老头，所以总喜欢在他的身旁绕来绕去，看着他挥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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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邻居大伯告诉我，何老由于受到迫害，他的身体、头脑已大不如前，不仅患有心绞痛、脑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而且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精神上也出现了错乱。和邻居聊天，有时会多次重复同一句话；有时竟然停顿下来，不知自己该说什么；据说有几次下班回家的路上，竟认不出方向，还是由别人帮助送回家的。真是太可惜，太可怜了。从那以后，我似乎懂事了许多，在何老面前，我再也不那样淘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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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明媚夏天(1977年)，身心饱受摧残的何其芳先生，竟然没有等到改革开放的曙光，竟然没有实现他“再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写一部长篇回忆录”的美好夙愿，便因心绞痛和晚期胃癌的折磨，含未竟之志于7月24日深夜与世长辞，离开了他无比留恋的世界。终年65岁。好在，他的著作六卷本《何其芳文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他去世后出版发行。这是值得告慰何其芳先生在天之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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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享有“中国桥梁之父”盛誉的著名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先生，就居住在西裱褙胡同43号的四合院。茅以升先生在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了杭州钱塘江大桥，这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国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他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标志建筑的顺利竣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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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他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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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先生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大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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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茅老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尽管许多革命老前辈、科学界人士或被关押，或被致残，或死于非命，但茅老却因多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铁道部党委对茅老也是极为爱护和保护的，但他们因自身难保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