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北山峰

      我俩顺着小路往山上跑，那个司机和几个搭车的人在后面追。跑一段路，我俩就停下来喘口气，然后手拿着石头往下扔。其实，我们往下扔石头并没有打伤他们的意思，只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他们追我们，我的想法是双方尽量脱离接触，谁伤着谁也不好。谁知，那个司机不甘心，决心要报复我们，一个劲儿的往上追我们。当我们快要退到山顶时，只见太阳也快下山了，再往后退，我们就将走下山的路了，那时我们将失去有利的地形，处于被动爱打的地位，他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他们要真的拿石头砸我们那可太危险了。我赶紧和孟祥青商量，咱们不能走小路了，顺着大路往下跑，才能防备他们用石头打我们。孟祥青火气还挺大，不服气的说：“甭怕他们，咱们就在山顶等着他们，如果他们还追就用石头砸，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他们。”为了别出大事，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我拉着他顺着大路往山下跑。我们跑了好大一会儿，回头看了看，不见他们几个的踪影，等我们下了草屿岭，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紧挨着草屿岭的西坡是草屿村，那里也有二十多个知青插队，我们本想在这里留宿，可又怕那几个家伙追到这里给人家添麻烦，我们决定连夜返回村去，虽然白走了八十多里路，可终归心里更踏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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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

     我从小没跟人打过架，这次和司机打架是头一回。孟祥青性格直爽，火气大，一点火就着，他和别人说：“我从不干那缺理的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谁也别想欺负，否则我和他没完。”据他自己说，上学时和同学打过架，不过每次都不赖他。他插队后和同学们以及社员们都相处的不错，没有发生过打架的事。不过，他在村外打过架，算上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说来也巧，这三次都是和司机打的架。
       去年春天他和几个社员到外地去拉反销粮，他们拉了两辆平车，牵着一头毛驴，车是社员拉着，孟祥青一手拿着鞭子，一手牵着驴。孟祥青的外号叫孟驴，又是他牵着驴，社员们一路上总和他开玩笑闹着玩。当他们走到草屿岭的半坡时，山上开下来一辆大轿子车，离着老远司机响开了喇叭。那条不多出门的驴一听到喇叭声就慌了，趁孟祥青没注意，猛的挣脱了缰绳向山下跑去。那个司机看驴跑了，故意不停的使劲按喇叭，把驴吓的一个劲的跑个不停。孟祥青急了，只身一人站到了路中间，手中不停的摇着鞭子，大声的呵斥着让大轿车停车。那个司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错，不情愿的把车停了下来。他傲慢的把头从司机楼里深了出来，大声的说：“你他妈找死啊，靠一边去！”孟祥青二话没说伸手就是一鞭子，那个司机赶紧把头缩回去。孟祥青又大声呵斥：“你他妈的给我滚下来！”司机吓呆了，在老驴的呵斥下不情愿的下了车。孟祥青几步蹿到司机身边，一把揪住了他，急赤白脸的说：“你把我的驴吓跑了，你给我追驴去！”司机开始还狡辩，说驴跑了不怪他。孟祥青急了，伸手向司机打去，司机见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认了错，不停的说好话，看在一车乘客的面上，孟祥青才没再逼着他去找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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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有几个女同学回京探亲，我和孟祥青等一大帮知青去古县街上为她们送行。由于汽车站没有停车牌，有时在街中心的粮站门前停，有时在离粮站二百来米的食品站前停，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决定在粮站门口截车。头一趟是一辆大轿子车，我们顺利的把车拦下了，可是车里的人挤得满满的，下车的人一个也没有，上车的人却有七、八个，我们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把她们送上车。到了快吃晌午饭的时候，第二趟车来了，老远看着是一辆卡车。我们分了一下工，我和几个男同学在前面挡着，孟祥青和另一个男同学站在车的侧面，只要车一停下来马上上车，在车上接迎回家的同学和行李，这样可以保证以最快的速度上车。
     眼看车到了，我和几个知青站在路的中间拦车，不管司机怎么鸣笛，我们谁也不动，汽车无可奈何的缓缓停了下来，但发动机还在不停的响。我们挡车的人见汽车停了，就把路让开了，都跑到车的侧面。这时孟祥青的双手已扒上了车梆的上沿，一只脚踩在车轮子上，另一只脚正准备向车里边迈。就在这时，司机紧踩油门开起了车，孟祥青的那只踩在轮子上的脚立即滑了下来，整个身子悬空了，全凭着两只手扒着车梆。只见孟祥青使劲儿的抬起腿来，两只脚睬到了车梆的下沿，手和脚倒替着向司机楼迅速的靠近。我们在下面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要是摔下来那可太危险了。那个司机在反光镜上明明可以看到扒车的孟祥青，可他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不但不停车，反而加快了速度，我们心急火燎，跟着汽车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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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孟祥青的一只脚蹬上司机楼的踏板后，他腾出一只手来用拳头狠敲司机楼的窗户。当窗户被司机打开后，孟祥青的拳头狠狠的向司机的头部打去，司机实在招架不住了，不得不把车停了下来。到这时候，汽车竟然开出了二百多米远，当我们赶到时，孟祥青已经把那个司机拽下了车，嘴里一边骂，手里一边打。那个司机自知理亏，不敢还嘴，也不敢还手。赶来的男同学非常气愤，也跟着孟祥青一起又是拳打，又是脚踢。我作为知青的头头没有动手，看大家的气出的差不多了便叫大伙停手。我对司机说：“我们同学的脚在车轮上站着，你竟敢开车，多危险啊！出了人命你负的了责吗？”那个司机连声说：“都赖我，都赖我，下次不敢了。”我说：“我们是谢家庄的知青，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人打架，你说，你这样做该不该打？”司机一个劲儿的说：“该打，该打。”有的同学还想再教训教训他，让我给拦住了。虽然司机认错了，但为了防止他到临汾报复我们回京的同学，没敢上这辆车车。
     第二天，当我们的同学乘车到了临汾汽车站时，刚下车就被车站的人扣住了。车站的领导和她们谈话，详细问了事情的经过，我们的同学如实做了回答。车站领导说：“你们说的和司机反映的不一样，司机说你们强上车，他不让，你们就打他。”同学们说得显然和司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后来，车站领导把派出所的两个警察请来，让他们处理问题。我们的同学强调打人是不对，但事情是司机引起来的，如果把我们的同学甩下车，那可不光要挨打，还得负刑事责任呢！不管怎么说，这几个回家的女同学并没有参与打架，警察对她们也没有办法处理，虽然被扣了将近两个多小时，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她们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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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九

     对我们来说，参加工作队培训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没能按时报道，太遗憾、太不应该了，我俩心里别提多着急了。我们到家后睡的挺晚，又困又乏，但为了早点报到，我们天不亮又上路了。这次我们算是有点运气，走了几里遇上了公社的一辆拖拉机，司机很好说话，让我们搭了他的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了县城。
     我们急匆匆的下了拖拉机，赶紧往报到的地点跑。工作队的第一次大会早上九点召开，我们到了住地，人们正要往会场走。我们刚跨进屋，还没来的急喘口气，公社领队的干部立即把我们叫住了，劈头盖脸的问：“你们昨天为什么没来报到？你们在路上是不是和人打架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在路上因为搭车是和人打架了，可不赖我们！”领队气愤的：“有个洪洞粮食局的司机把你们告了，说你们把人家打的不轻，昨天晚上公安局的人来了，让你们到公安局交代问题。会，你们先别开了，你们给咱们公社丢大脸了，也给你们谢家庄的知青丢大脸了。公社领导说了，如果事情属实，就取消你们参加工作队的资格。”我一听，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如果公安局不听我们解释，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想了想，先不去公安局，还是先到县知青办找景主任说说，让他帮我俩出个主意。
     到了知青办，景主任正在办公室，他开口就问：“昨天和司机打架的是不是你们？”我说：“是。”他接着说：“昨天晚上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说有两个参加工作队的知青在草屿岭拦汽车，司机不让搭车，他们就把人打了，而且把人打得还挺厉害。警察让我帮助查一下是谁干的，结果查出来是你们俩个干的，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你们怎么能干这打人的事呢？这一段时间咱们县的知青发生了好几启打人的事情，公安局的领导找了我好几次了，让我好好管管知青。你们听说了吗？石壁公社有三个知青嫌到山里打柴太累，以破四旧为名去拆村外的一个庙，想拿拆庙的木材当柴烧。村里的老百姓不让他们拆，结果这三个知青用斧子把一个老汉砍成了重伤，现在那三个人还压在拘留所呢，可能得判几年刑，在这种时候发生打人的事对你们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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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事情的经过仔仔细细的和景主任说了一边，我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司机不让我们搭车可以，但不应该开车轧我们，这是事发的原由。二是我们被激怒了，跑下山拦住了车，我只是骂了他一句，让司机讲一讲为什么轧我们，说什么也不该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吧！可他不但不认错反而先动手打了我们，并且企图使用撬棍这种凶器来伤害我们。景主任听完我的话紧接着问:“你说的是属实吗？”我说：“绝对属实。”“那好，我马上给公安局打电话。”一边说着，景主任要通了公安局的电话：“你是老孔吗？昨天那两个知青和司机打架的事儿，我和你说一下，这两个人现在就在我这儿，据他们说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应该由司机承担。这两个知青是谢家庄的，一个是知青点的负责人，另一个也是知青的骨干。这两个人我都挺熟悉，他们在队里表现相当不错，而且谢家庄知青点是咱们县的先进典型。我可以负责任的担保，这两个知青绝不会干出阁的事，现在我让他们过去，千万不要因为这事影响他们参加工作队。老孔，拜托了！”景主任的一番话，使我们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我俩一口气跑到了公安局，那个叫老孔的负责人正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呢。
     老孔不是外人，一进他的办公室我就认出他了，他曾在我们公社当过书记，前不久才担任公检法的负责人。孔书记对我也印象很深，孟祥青他也认识，我们俩一进门他也认出了我们。我们叫了他一声孔书记，他吃惊的回答：“怎么是你们俩呢？”接下来，我把事情的原委详详细细得说了一边。孔书记坐在椅子上思索了一会儿，说：“那个司机昨天晚上开着车来了，说你们非常野蛮，不让搭车就动手打人，把他的后脑勺打了一个大包，还有三个搭车的人给他作了证。”“那三个搭车人是帮助司机打架的，他们是当事人怎么能作证呢？”我不服气的说。孔书记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不过是核实一些情况，其实，在你们来我这里之前，有一个搭车的人找了我，这个人是咱们县里一个单位的局长，他向我反映的情况和你们说的差不多。不过，你们把那人打得挺厉害的，他让我看了看后脑勺，那个包比一个鸡蛋还大呢！”我说：“既然打了起来那就不好说轻说重了，如果我们被他拿撬棍抡上，可能就得腿折胳膊断，那后果就太严重了，我们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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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有惊无险的风波终于过去了，我俩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踏踏实实的参加了培训。一共要培训五天，吃了中午饭没事干我就到街上逛逛。当我走到县医院的那条街时，老远看见有四、五个女知青在拉扯一个坐在地上的女知青。我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们公社前家屿大队的知青，那个坐在地上的知青是曾和我一起搭伴回京的吴小宝。只见她披头散发，满脸是灰，衣服裤子都是土，不管你怎么拉，她就是一个劲儿的往后仰。看到她似乎疯了的样子，我心里不觉感到一阵阵的凄凉，我叫了她几声，可她并没有回答，似乎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连忙问她怎么了，有个女同学告诉我，她疯了，恐怕是得了神经病。“怎么能得上这种病呢？”我追问起来，据那个同学说，吴小宝是我们学校初二年级的学生，这个人性格内向，很少和人主动接触。许多年龄比较小的同学插队时都互相结伴，唯有她一个人不吭声，结果她们班的同学只有她一个人分到了前家屿，这样她就更觉得孤独了，一天价也和人说不上一句话，久而久之，她慢慢的患上了忧郁症。我想起来了，头一年回京探亲，她们队就是她独自回家的，虽然偶然间和我们搭伴回了家，但一路上任凭别人说什么话，她从不搭言，那时候我就怀疑她有些不正常。
     吴小宝出身军干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级别比较高的干部，按说要把吴小宝从插队的地方弄到部队上去，不会费太大的事，但这个正直的父亲并没有这样做。在她第二次回京探亲回来后，她的病情陡然加重了，已经没有办法在队里参加劳动，后来成了严重的神经病人。同学们劝她回北京看病，可她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是不走，只好先把她弄到县医院治疗。精神病这种病，大城市的医院都看不好，何况条件比较差的县医院呢。
     从那次见到吴小宝后，我再没有见过她，后来听说前家屿的同学们把她强行送回了北京，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可正当她的家人精神上得到一些宽慰时，她却在卫生间里服毒自杀了。当这个消息在同学们中传开时，大家都带着几分伤感，吴小宝成了我们学校插队知青中第一个进了天堂的人，那年她才不到二十岁。虽然她死后安葬在北京，但按户口所在地说她终归还是前家屿的人，她把自己短暂的青春永远的留在了这片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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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与日夜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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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插队四十七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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