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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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7日 "好学生"徐力不堪学习重负杀死生母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1-11　　发表评论>>

2000年1月17日，一名17岁中学生因不堪忍受学习重负杀死生母。 　　徐力是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父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上是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成长的。母亲吴凤仙工资不高，就帮别人加工毛线衣赚点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初中升高中时，徐力考进了学校的重点班，但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名。通过努力，高一下半学期，徐力一跃到了第十名。吴凤仙喜出望外，要儿子以后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排在班级前10名。然而，悲剧也就从这时候埋下种子。 　　1999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议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十八名。回家后，吴凤仙很生气，狠狠地打了儿子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说：“以后你再去踢足球，我就把你的腿打断。”重压之下的徐力感到母亲对自己管得太严，而且母亲提出的目标无法实现，深感委屈和压抑。 　　2000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中饭后，想看会儿电视。吴凤仙提醒儿子期末考试要考前10名。徐力回答说：“很难考的，不可能考得到。”母子之间再次为学习发生顶撞。绝望中，徐力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头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后脑砸去，将母亲活活砸死。 　　悲剧发生后，在浙江省引起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徐力杀母案震惊了社会。在徐力就读的金华四中，同学和老师们反映，徐力平时在学校十分刻苦和节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性格文静，初中时期一直是三好学生，初二就入了团；进入高中之后，也一直勤奋好学，集体活动很热心，也乐于助人。他们不解地问：为什么这样的好学生会干出如此暴行？ 　　当地有关专家认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子女心理承受力脆弱和缺乏法制观念，是导致这出悲剧的主要原因。金华市公安局和市教委的人士分析说，从徐力身上可以看到一对矛盾：他一方面似乎“训练有素”，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脆弱，仅仅因为母亲对他学业上的压力，就灭绝人性地杀了生母。这说明他的心智并不健康和法制观念淡薄。 　　金华市教委的人士认为，现在的青少年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家长对子女往往期望过高。子女考试不理想，就有一种愧对父母的感觉，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心理扭曲；而现在社会上凶杀、言情等读物泛滥，许多青少年经过不良文化的耳濡目染，又在幼稚中平添了几分“早熟”。因此，加强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非常重要。

文章来源: 人民网

责任编辑: 老北

张永柱

老总辛苦，谢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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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柱 发表于 2018-1-17 10:12
老总辛苦，谢谢介绍！

谢谢张永柱老师跟帖。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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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大事记

前154年1月17日 中国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

395年1月17日 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1786年1月17日 法国天文学家梅尚，在巴黎用小望远镜发现了在宝瓶座β星附近有一颗不大的彗星，亮度约5等，没有彗尾。这颗彗星就是恩克彗星。

1897年1月17日 谭嗣同重要哲学著作《仁学》编写完成。

1912年1月17日 斯科特比阿蒙森晚一个月到达南极

1917年1月17日 美国用2500万美元从丹麦手中得到西印度群岛。

1920年1月17日 美国禁酒法案正式生效。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抗议非法逮捕北大教师。

1931年1月17日 左联五位作家被捕。

1933年1月17日 中共发表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月17日 德国纳粹戈培尔要求扩张殖民地。

1939年1月17日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逝世。

1945年1月1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攻占华沙。

1945年1月17日 瑞典外交官瓦伦堡失踪，引发瓦伦堡事件。

1966年1月17日 美国飞机相撞造成所携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失落。

1972年1月17日 第一批350名前苏联犹太人抵达以色列。

1973年1月17日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无限期延长其任期。

1974年1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

1986年1月17日 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

1991年1月17日 海湾战争爆发，战争持续到了2月28日。

1992年1月17日 中美签署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

1997年1月17日 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2002年1月17日 刚果（金）戈马市以北１０公里的尼拉贡戈火山突然喷发，戈马市大部分地区已被火山熔岩掩盖，造成至少45人死亡，50多万人逃离家园。

2009年1月17日 俄罗斯、乌克兰、欧盟3方在莫斯科举行天然气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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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

发生在2013年1月17日（距今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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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初六)，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
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2012年底，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实名在网上发声，称自己与衣俊卿有婚外情。2013年1月17日，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2013年1月1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新华视点”官方微博在衣俊卿被免同日发布一则“新华微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被免职，应与前不久网上一篇举报长文有关。对官员来说，自重、慎行要时刻谨记，贪一时之欲只会后悔终生。”
2012年底，时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的常艳，实名在网上声称自己与衣俊卿有婚外情，吸引大批网民围观。舆论哗然之后，常艳很快道歉，称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所写为虚构。2012年12月13日，她在博客中说：“对他的暗恋直至病态的崇拜，是真实的；与衣老师以及众多其他同学去开会，也是真实的。人一旦陷入一种境地，确实很可怕。”
新华社其后发布的消息只是称“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官方报道并未披露衣俊卿被免与常艳有直接联系。
衣俊卿被免职后，名字依然出现在中央编译局官网专家学者名录中，为正高职称的研究专家。而开设了微博的常艳表示：“请各位不要在我的微博里再讨论过去的人与事，也不要因我开微博而对他人造成新的困扰。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有权利翻开新的一页。”
2014年第11期的《学术交流》杂志显示，被免职22个月后，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首次出席公开学术活动并作主题报告。澎湃新闻检索公开报道发现，这是衣俊卿被免职后首次出席公开学术活动。
公开资料显示，衣俊卿出生于1958年，衣俊卿40岁时担任黑龙江大学校长，49岁时晋升副部级，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后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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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同志逝世 终年85岁

发生在2005年1月17日（距今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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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初八)，赵紫阳同志逝世终年85岁。
2005年1月17日电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赵紫阳同志的遗体1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等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赵紫阳同志1919年10月生于河南省滑县，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在赵紫阳同志患病和病重期间，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的生活和治疗作了妥善安排，并专门成立医疗小组进行积极救治。在赵紫阳同志弥留时，曾庆红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单位送了花圈。赵紫阳同志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生前友好、家乡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表也前往送别。
去世十年的赵紫阳和去世一年多的妻子梁伯琪的骨灰至今还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的赵紫阳的家里，他的子女前不久曾提出，希望父母的骨灰“入土为安”，也就是希望赵紫阳的骨灰能被安葬在中央最高领导人应该被安葬的八宝山公墓。
中央办公厅对赵紫阳子女这个要求的回复是，“中央会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包括鲍彤和苏晓康在内，普遍理解就是：目前不是让赵紫阳安葬在他应该被安葬地方的时候，也不是在赵紫阳问题上显示松动的时候。延伸阅读：紫阳病逝，官方沉默也是态度延伸阅读：紫阳病逝，官方沉默也是态度
由于到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病逝10周年的日子，境外一些媒体围绕他的报道又多了起来。赵当年的秘书鲍彤对“美国之音”发表谈话。鲍**入狱，1996年刑满释放。他是在外媒上挺赵的积极发声者之一。
中共中央在**6月撤销赵紫阳所担任的总书记等党内职务时，对他做出“在关键时刻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定性评价，同时肯定了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过的“有益工作”。中央的那次报告继续称呼“赵紫阳同志”。这一评价格局大体延续了下来。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告别仪式，新华社发的消息写道，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过有益的贡献，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
2005年那次是官方最后一次公开评价赵紫阳。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其他争议人物都露面并被标出身份，有台词，只有赵是个例外。他出现了几个镜头，没标出姓名身份，也没有说话，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能认出他。
中国互联网上这些年不时有人发**的帖子，发帖人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微信上一些热衷政治的朋友圈在特殊时候也会谈论赵，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他的看法是分裂的。
中国官方2005年以后像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一样，一直避免谈论赵，这种沉默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官方已宣布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但对赵紫阳逝世10周年，直到昨天官方没有提及。这让人想到，2005年官方对他的评价大概也是今天的态度。
从**夏天至今过去了25年多，这期间中国变化很大，社会更加自信，对历史人物的宽容度大体都在增加。比如华国锋在《邓小平》一剧中的镜头很多，反映了社会对他记忆的微妙变化。随着时间的拉长，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而赵紫阳似乎是个特例。为什么会这样?官方没说，从民间的角度，可有如下分析。一是官方对他的评价很稳定，没有通过某种表态向社会发出调整信号的需求。二是赵的事情一旦出现误读，会有一定的现实牵动性。25年前中国社会迈过了那场危机，但中国内外一直都有人希望那样的危机能够重来，并且为此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做意识形态铺垫。
25年来中国按照赵和他智囊们在重大关头所反对的政治路线和哲学，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奉行“不争论”政策，中国把行动和不断取得的成就作为了对那些问题的回答。
不仅官方，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看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也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对中央关于赵做过“有益贡献”和“在关键时刻犯了严重错误”的评价，社会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中国这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也无声地支持了这一评价。未来修改这一评价的空间，很可能远远小于因时过境迁事情被淡化、人们更多记住一位老同志曾经所做好事的空间。
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变化只有中国长期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才会有可能。如果真像少数人联手境外势力所鼓吹的那样根本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被妖魔化。[lsjt.org]延伸阅读：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延伸阅读：赵紫阳的主要政治遗产
(注：本文作者吴伟，中国现代史学者，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鲍彤的秘书，《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鲍彤在80年代曾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赵紫阳的一生，曾经经历了两次“大彻大悟”。第一次，是他经过十年文革，对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进行反思之后，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徒，转变为一个以民本主义为思想特征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经过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和改革实践，特别是经过**的那场巨变，使他从体制的改良派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经过这场失败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失去自由16年中对中国政治问题所作的反思，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要建立起“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在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际操作的那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跳出了中共传统体制和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认同现代政治理论和观念，认同宪政民主和现代议会制度。
据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刚刚进入高层领导核心圈子的1980年9月，赵紫阳就说过：“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赵紫阳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在赵紫阳的晚年，离开了政治权力核心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他所为之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做了彻底的反思，他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历史上今天）297页)第二，要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逐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最基本的内容，叫做党政分开。赵紫阳主张的党政分开，与邓小平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以实现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目的的，其基本涵义，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主张，在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凌驾于宪法、法律和国家政权之上的问题，解决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中央决策和宪法名义上的全国人大和政府决策这样两个决策中心的问题，实现国家权力重归人民代表大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撤销党委中与政府重叠的部门，撤销各级行政、司法机关中的党组，撤销各级政法委，实现党的组织属地化，把国家公务员分成政务、业务两类，中共组织部门不再掌握政府系统人事大权，改革人大选举制度，逐级实现真正自由选举等等，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上今天）
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顺理成章的就是在开放人大中实现党派活动、党派竞选；权力重归民意机关及其选举出的行政、司法机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受到民意的制约，也有下台的可能，也要开放党禁。只不过，后面这些内容，赵紫阳、鲍彤等都已经意识到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说出来的而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总之当时设想，在共产党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
当他离开权力核心成为一名囚徒，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他对中国应该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就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第178页)第三，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国家
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之一，就是“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赵紫阳：《改革历程》，（lsjt.cn）第293页)
他在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法制建设必须贯串于改革的全过程”，“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他认为，“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赵紫阳强调，要“改善执法活动，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和各级政法委，以保证法院、检查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权，保证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同时，赵紫阳还主张，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企业行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形成“商品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政治新秩序”。
在建设法治国家问题上，赵紫阳特别注重强调，“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认为，“这非常重要。我在88、**就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为此，他在十三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在当时长期舆论管制、媒体管制的情况下，要保障公民权利，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公民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提出，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他说：“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5页)第四，通过制度化限制公权力，防止腐败发生
邓小平在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经济改革开路。他的“两个基本点”，在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的主张从来就没有变过。市场经济加独裁政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权力腐败、权贵集团形成和社会分配不公。邓小平没有去想这一点，而他选择执行他改革主张的赵紫阳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赵紫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就必须在中国同步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不建立民主制度，不实行宪政和法治，执政者的权力受不到监督，那么中国就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可能，中共很可能就此失去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执政者走向腐败就是必然。当时还在台上的赵紫阳虽然还没有完全跳出共产党传统理论和观念的圈子，没有明确说出“不限制公权力，腐败就是必然”的结论，但他在1988年初已经看到了发生腐败的危险性，并且由此提出了“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的口号，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廉政建设的问题，后来在他又提出“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问题。**5月他又提出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取消特供、设立人大廉政委员会等，并把这些，都看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的措施。第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方式方法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多次谈到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搞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1988年3月中旬，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赵紫阳再次指出：“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赵紫阳之所以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那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
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要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第六，用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在赵紫阳晚年，他经过长期思考，已经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而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页)
赵紫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他当年主持改革研讨时，对此的态度就十分明确。研究当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七次会议记录，特别是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的讨论记录，可以看到，近年来我们在政治改革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当时的政治改革方案研讨过程中都讨论到了。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纳入方案时，就要有取有舍。在这种艰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这个方案首先必须考虑到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应该说，对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的大部分同事们在当时都是明确的。第七，（lsjt.com）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的关键在执政党
在赵紫阳的晚年，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能否实现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关键在执政党。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在共产党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共产党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即便是在自己成为国家囚徒的晚年，赵紫阳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这个党仍然寄托着希望，他真诚地说：“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9页)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表明，由执政者主动进行政治改革，果断放弃集权体制，是有可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也有可能得到成功的。1980年代台湾、韩国等向民主社会成功转型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陆1980年代那场由赵紫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也为执政党主动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顽固坚持极权统治，拒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当政者也有许多，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民众和历史所抛弃，这种结局，也是有目共睹。为了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在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动乱造成的痛苦和损失，避免由此产生的经济上的滑坡和国力上的倒退，应该承认，赵紫阳所主张的由体制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良，是实现向民主化转型的一条社会成本最小的道路。
当年赵紫阳和鲍彤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期，就曾经设想过，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想法和他在当年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时的主张，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第八，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向宪政民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
从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极端化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化，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出现了体制性的腐败，导致了权力的市场化、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了权贵利益集团的形成。于是，贫富鸿沟扩大，权贵贪婪掠夺，官员腐化堕落，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社会矛盾加剧。随着权贵利益集团的产生，权力腐败加速，也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中国开始进入“维稳压倒一切”的“准紧急状态”。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迅速向“党国一体化”的“维稳体制”演变，集权程度更加趋向极端。这些情况，赵紫阳都看到了，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的《赵**中的谈话》、杜导正的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中也都有记录。
赵紫阳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经济上放活，政治上收紧”，以经济发展代替政治改革的政策完全是一条死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社会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国“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这个目标，就是“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8、299页)。
赵紫阳为中国政治转型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丰富的，这里概括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如果要对其进行一个总的概括，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

拥抱快乐

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发生在1997年1月17日（距今21年）

在19年前的今天，1997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初九)，国家电力公司成立。
1997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公司成立题词：“发展电力工业，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新贡献”，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1月17日，在电力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李鹏总理指出：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这一改革将促进电力工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当好国民经济的先行。
国家电力公司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企分开等原则组建的，并由国务院授权经营电力部所属的国有资产，是经营跨区送电的经济实体和统一管理国家电网的企业法人，按照企业集团模式经营管理。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将对推进全国电力联网，实现能源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重要作用。座谈会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主持了会议。
李鹏总理在听取了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史大桢及部分电力企业负责人汇报后指出，组建国家电力公司不仅是电力工业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政府机构改革、促进管理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的需要。国家其他专业经济部门也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或改为行业管理组织，将原有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政府综合部门负责。因此，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国务院总结以往机构改革的经验，并听取了各省市意见，决定电力体制改革分两步走，做好衔接和平稳过渡。
李鹏说，组建国家电力公司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电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新的企业机制，注入新的经济活力，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办电的积极性，更好地执行多家办电、多渠道筹资办电的方针，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电力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行作用。
李鹏指出，根据我国能源资源的分布状况，要逐步加大水电的比重和坑口电站的比重，为此必须加强跨地区电网的建设。国家电力公司的组建，将更充分地利用能源资源，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李鹏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以后，要处理好与各省市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与跨省电力集团、省电力公司以及下属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的作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要进一步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更好地为电力企业服务。
李鹏指出，不仅要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还要促进电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实现开发与节约并重的原则，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消耗与成本，提高发电的效益，同时也提高社会的用电效益。
李鹏强调指出，电力是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它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多年来，电力行业提倡的“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优良传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后，要继续得到发扬光大，以便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日前，吴邦国副总理为国家电力公司的成立揭牌，并讲了话。他说，这次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是电力工业生产关系的一次重要调整，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实践。这次改革也是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革的重要一步。电力部从政企合一转变为只行使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独立履行全行业管理和服务职能；国家电力公司是国务院界定的国有资产的出资者和投资主体及资产经营主体。他要求电力部下一步认真进行职能分解，明确电力部和中电联、国家电力公司的职责，每项职责都要高标准完成，不可偏废。国家电力公司要尽快完成组建工作，努力实现规范化运作。
国务委员李贵鲜、罗干等出席了昨天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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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阪神发生大地震

发生在1995年1月17日（距今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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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年前的今天，1995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七)，日本阪神发生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清晨5时46分，一场里氏7.2级的强烈大地震袭击了日本繁华的关西地区，震中靠近神户，大阪等大城市。这是近70年来日本最大的一场地震。这场地震灾情惨烈，灾情最重的神户市近万栋建筑物被摧毁，地震造成近5000人丧生。2万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近10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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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风暴”行动开始

发生在1991年1月17日（距今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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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年前的今天，1991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初二)，“沙漠风暴”行动开始。
海湾战争殃及池鱼，使起义库尔德人处境更加艰难在土耳其南部，当美军的直升飞机飞来时，饥饿的人们哄抢食品。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数百架飞机对伊拉克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该行动旨在解放科威特。此前，多国部队以实施了“沙漠盾牌”计划；此后，即2月24日，多国部队又实施了“沙漠军刀”行动，迫使伊拉克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海湾危机的12项决议。2月28日多国部队宣布停火。
这次“沙漠风暴”行动共出动作战飞机7.6万架次，使伊拉克军队失去40%以上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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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

发生在1987年1月17日（距今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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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9年前的今天，1987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八)，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作出开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党籍的决定，原因是其煽动学生闹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改变共产党，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等。
此前，1月13日，上海著名作家王若望也被开除出党，其罪行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等。随后，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刘宾雁也被宣布清除出党。刘的问题与方、王两人相似。
对上述3人的情况，邓小平早就洞若观火.上月3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谈话，邓小平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言论行为也受到批判。方励之简介
方励之(英语：Li-ZhiFang，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
1971年起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曾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
1987年被开除党籍并撤职。**6月5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窜入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叛逃美国后，曾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2012年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死亡。王若望简介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距今98年）-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江苏武进人。作家、原中共党员。历任西安工委委员，中共宝鸡县委书记，山东省城工部干事，《文化翻身》主编，新华通讯社淮海前线支社社长，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艺日报》副主编，《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五届理事。
1957年，因写作《不对头》、《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等杂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1962年，因写了小说《一口大锅的历史》反映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写了杂文《小火表赞》批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又遭到点名批判。“文革”中再次受到残酷迫害，被监禁4年之久。
1979年平反，任《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然而自1979年以来，经常在一些大学、文化团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大学生和青年“跟着自由化走”。上海市委领导对于王若望的错误曾多次给以批评教育，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的批评文章，言词很“激愤”。说“歌文(即《“歌德”与“缺德”》)”犹如春天里刮来的“冷风”，是貌似正确的“谬论”，“其语气又何等霸道!”“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使不同观点的争论带上浓重的火药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强调:“歌文”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就“歌文”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周岳的文艺短评《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并转载了王若望的文章。周岳的短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这篇文章是打着“歌颂社会主义”、“为四化服务”的旗号，散布极“左”思潮，反对解放思想，反对“双百”方针，抵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随后，不少省、市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展开了对“歌文”的批评。
1979年8月2日，上海市文联举行有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各界50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身体不适的巴金仍赶来主持会议并发言。同一天，上海《戏剧艺术》编辑部和《上海戏剧》编辑部邀集戏剧界人士也举行座谈会。两个座谈会众口一词批评“歌文”的观点，认为“这是一股与当前的形势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极不和谐的冷风”。1979年8月10日至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除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著名人士以外，文化部和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六省的文联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再次批评“歌文”，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繁荣文艺创作的途径。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辑“时代与选择”编好了。王元化请人把清样送给魏承思。这期有两篇重要文章：童大林的《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王元化的《为五四精神一辩》。王元化还在“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正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刘宾雁简介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吉林长春人。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
1956年，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首开中国暴露文学之先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改革开放以来，写作了大量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其中《第二种忠诚》、《人妖之间》等，成为那一时代中国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刘宾雁也因此成为家传户晓的中国作家。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的日记》，1986年10月又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了《未完成的埋葬》。这三篇涉及到上海海运学院人和事的稿件，引起了学院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响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时海内外议论纷纷，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刘宾雁这三篇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内容严重失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团结，干扰了实际工作，给这所学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摘自1987年02期《中国记者》郭礼华《刘宾雁怎样歪曲事实》一文)
1987年1月23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出中国共产党。
1988年3月，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仍然坚持自由化思想。
**6月，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
**1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做出决议，取消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
2003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并称为“无所畏惧”、“不可腐蚀”的中国的良心。
2005年初，病逝，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