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难忘的纪念

北山峰

北山峰 发表于 2015-9-30 10:09
由于家务事多，又要抽时间修改作品，外出机会很少数，我也十分遣憾。

  有许多网友我也想見，会有机会的，谢谢天蓝版主。

北山峰

                                      四十一

     吃早饭的时候我到家了。一推门，只见爸爸、妈妈正在收拾屋子，他们见我先是吃了一惊，而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到家后，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家里失去了以往的热乎劲儿，我走时还是一大家子人，可这一年我和妹妹们先后插队，家里只剩下父母两个人，能不冷清吗？我走的那年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四十五岁，按说年龄不算大，可我离家不到一年父母变得苍老了许多，尤其是母亲，走时一头乌黑的头发，已有不少变成了白发。
      爸爸上班去了，我和母亲聊起了家常，为了不让母亲为我担心，我只讲好的说。我对母亲说，那里的老百姓特实在，待我们特别好，有一个叫逮柱的社员和我关系最好，我们成了知心的朋友。我打开提包让母亲看，说这些带来的核桃就是逮柱让我孝敬您的，那些苹果是队里分的。我边说边拿起一个核桃，用手一攥皮就破了，我母亲一尝连声说好吃、真好吃。我说这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核桃，北京可买不着。接着我又拿起一个苹果削了起来，苹果虽然在车上挤着有些烂，但并不影响味道，母亲高兴的吃起来。我还对母亲说，在农村有一个比城市好的地方，能够吃上新鲜的粮食，当年产的玉米、小米特别香、特别好吃、还特别有营养。我们这些下乡知青都比以前胖了，尤其是女生比下乡前胖多了，个别的女生胖的连旧衣服都穿不上了，社员们都说这是吃新粮食吃的，谁说我们农村不好，这点就比你们城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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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一天的火车我真有点累了，吃了晚饭便倒头睡觉去了。谁知睡到半夜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敲们声，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在里屋住，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父母赶紧起床开了门，只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们俩是治安巡逻队的，奉上级命令查户口！”母亲回答：“前两天不是刚查过了吗？怎么又查呀！”那人说：“这不是快到国庆节了吗？为了保节日安全，这次重点查在外地回京的探亲人员，你几个儿女在外地插队，有回来的没有？”我母亲说：“我儿子在山西插队昨天才回来。”那人说：“让我们看看。”我听到外面的声音，起床开了里屋的门，只见两个带着红袖标的男人进了屋。那个刚才和我母亲说话的人拿着象审犯人的口吻严厉的问：“你叫什么名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如实的做了回答。“你有证明吗？拿出来我看看！”我从衣袋里找出证明给他看，那人仔细的看了一遍，鸡蛋里挑骨头的说：“按规定外出应该盖县革命委员会的公章，你的证明信怎么盖的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章呢？是不是县里不批准你回家呢？”看他的口气十分强硬，我心里立马有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我不满的说：“我们回家探亲是合理合法的，有统一的规定，用不着县里盖章，公社的证明就行。”那人强词夺理的说：“你的证明管用不管用还得另说，我们还要听派出所的意见。”接着他下命令似的说：“明天你要到派出所办临时户口，你的假期是一个月，到时必须按时离开北京，别给我们添麻烦。”本来一场好觉让他们给搅和了，我心里十分不是个滋味，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怎么才走了不到一年却把我们当外地人看了呢？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天早饭后，我奉命到派出所办理了临时户口。按规定国庆节有一些节日补助供应的商品，如每人供二两香油，半斤花生、半斤瓜子，还有增供的鱼和肉以及一些副食品等，但没有临时户口的事，唯一的一点待遇是拿三十斤全国粮票买粮，可以供五两油。早在五几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国家的计划安排之下，而且计划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大。到我们插队时，除了吃菜没有规定的供应量外，其它生活必需品每月都按计划供应，每家手里都有供应的凭证——本、票和圈。粮食管理最严，不同人有不同的供应标准，即有粮本又有粮票，到指定粮站买粮，粮本、粮票缺一样也不行；穿衣、做棉袄、做棉被要凭布票和棉花票买材料；买肉要肉票；买鱼、糖、粉丝、豆腐、果酱等要凭副食本；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要凭工业圈。我们家仨个插队的，每年探亲一次呆上一个月，在家吃的、用的加上走时带的东西，实际上父母应享受的待遇等于让我们拿走了至少一半。我们在外插队，不仅在精神上给父母带了痛苦，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他们带来困难，做儿女的不但不能给家里做点贡献，还要分享父母应享受的待遇，我们怎么能忍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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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呆了几天，我看望了儿时的伙伴的朋友张国强和冯奉昌。
     张国强和我从小学一年级起一直在一个班里上学，上中学后仍然在一个班读书。我们家搬来搬去始终在厂子的家属宿舍居住，而且我们两家离的也不远，我们经常在一起，从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虽然到外地去插队，但我和张国强以及冯奉昌一直有书信联系。张国强虽然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上的是中专，和我们上高中的没办法相比。在分配工作上，我们只有智取华山一条路，而他们只不过是没按期毕业分配工作，在学校多混了两年，耽误了两年多的工龄而已。不过就是在文革其间，学校还是每月照发十五元的饭费和生活补贴，所以对他们来说文革给他们个人带来的损失不是太大。在我们插队后不久，张国强分配到北京无线电厂，当了车间的一名技术员，工资拿到了三十五元。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告诉我，他的工资过两个月就可以涨到四十一元，到那时以后就可以考虑交女朋友了。
    冯奉昌和我同岁，小学和中学都在一个年级读书，但从来没有在一个班上过学。不过我家和他家离的很近，每天上学我们俩都搭伴一起走，俩人很投脾气，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插队时，冯风昌已交上了同在一起工作的女朋友，这次见到他俩时他们已成了夫妻，和父母一起生活。他们的工作稳定、生活稳定、工资待遇也高，我真羡慕他们，看看自己没有着落的困境，说什么也没办法和他们相比。想想自己真是一无是处，堂堂一个高中生还不如一个初中生，竟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心里不免一丝丝的酸楚。奉昌也为我惋惜，说初中毕业时你干吗非要上高中呢？可他们也清楚的记得，初中毕业时他们参加工作的同学对我们上高中的同学多么羡慕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谁也没长前后眼，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想这辈子能赶上人家一半就心满意足了。今后怎么办呢？垂头丧气是没有出路的，顺起自然也不行，不能消极等待，还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为了父母、为了自己也要往前奔、往好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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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呆了几天后，我到吴宝荣家串门。宝荣家是个大家庭，有姥姥、父母和五个子女。她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姥姥和母亲没有工作，在家操持家务，妹妹上中学，两个弟弟上小学。父亲在区服务公司的一个商店工作，是一名老实巴交的工人，那个年代商业部门的工资待遇比较低，一个月只挣四十八块钱。她的哥哥和我同岁，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邮电技校，他比较幸运，在文革开始前的几个月分配了工作，在电报大楼上班。哥哥是个大孝子，从工作的那一天起就很顾家，他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尽最大的能力照顾弟弟和妹妹们，尽量帮助家里解决生活困难。
     我到她家后，只有她和她的母亲在家。那年宝荣的母亲不到五十岁，可由于多年来家境生活十分困难，早早的因为操劳过度而长了许多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十来岁。
      宝荣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别看家里生活困难，有时后钱紧接不上下月，但她母亲对人十分热情，待人十分厚道，既使借钱也要让来客吃好、喝好。宝荣不大爱言语，但她母亲很健谈，一看就是家里的主事人。我到她家后，她母亲非常高兴，马上忙活起来，又是买肉又是买菜，一定要我在她家吃午饭。这顿饭是宝荣的母亲特意为我做的，可能是宝荣事先打了招呼吧，虽然只有我一个客人，但她妈却给我炒了四样菜，两荤两素。她妈很会做饭，肉片切得特薄，肉丝切得特细，炒得菜真可以说是色、香、味聚全，吃起来特别有滋有味。快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饭量大增，但初次在人家吃饭，饭再好吃我也得悠着点，米饭只吃了一碗，菜吃了不到一半。宝荣知道我的饭量，说什么也不让我撩下饭碗，在宝荣和她妈的劝说下我只好又多吃了一点。饭后，我和宝荣的母亲聊起天来，听她说，宝荣打小身体弱，胃也不好，一顿饭吃不了二两粮食，农村活儿那么累吃那么点粮食怎么行呢？难怪宝荣的母亲对她特别不放心。她妈对我说：“你年龄大，又是高中生，自制能力比较强，我们丫头年龄小，体格又不好，我把她托付给你，你尽量照顾她行不行？”我特别体谅老人家的心情，让她放心，我会很好的照顾宝荣。
     休假其间，我和宝荣搭拌到各家看看，不管是回了家的还是没回家的同学，我们都去看望了他们的亲人，不管怎么说作为知青点的头头我有责任这么做。当时在京的有张京平、孟祥青、米青海等十来个人，为了增近我们的友谊和团结，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在张京平家搞了一次聚会，然后一起到北海公园逛了逛，这是我们在插队其间的第一次聚会，实际上也是仅有的一次聚会。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一个月的假期快到了。我妈让我多住几天，可我还是打算按时回村，我这个知青头超假怎么能行呢！我问了问当时还在北京的吴宝荣、姚桂荣和王合莲，她们也不打算多住，我们四人约好一同返回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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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

      回山西带什么东西好呢？我妈没事老问我。我们插队那边吃饭没滋味，主要是没有调味品。北京人炒菜离不了酱油，可是瓶子怕打又不好带，幸好那时出了固体酱油，立马成了知青风靡一时的强手货。我们家那儿住的南方人多，他们爱吃糙大米，不爱是面食，就拿白面换大米吃，这样供应他们的碱面就吃不着了。我妈认识一些南方人，用他们手里的副食证买了一斤硷面，我准备给灶上用，让我的同学们在山西也能吃上发面馒头和硷面窝头。那时知青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插队的地方生活的好一点，挖空了心思琢磨给孩子带些什么东西。知青们回村带什么的都有，有带炸肉酱的，有带挂面的，有带粉丝的，还有的带比较便宜的动物饼干，一大袋十斤五块钱。这些带回来的东西有不少是凭证凭票供应的，这意味着父母还要从嘴里把这些东西省出来。不仅带吃的东西，而且还要带用的东西，香皂、肥皂和洗衣粉是不能少的，此外，还要靠家里买衣物、鞋、袜等生活必需品。说是出去了，实际上很大程度还要靠父母养活。我们虽然已长大成人，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不但享受不到儿女的福，相反还要让父母来为儿女操心，继续为儿女们付出。我们知青心里谁也不落忍，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心想，等有出头之日的那一天，我会身心的报答父母。
      来时带回了一个能装三十斤东西的大提包，可回去时需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只好又买了一个提包才勉强把东西装进去。当我们在火车站集合时，我一看每人至少带两个提包。幸亏是从始发站上车，各家都有人送，否则上车太困难了。从北京上车比在临汾上车好多了，不用抢，大家都有坐位，把提包放在行李架上看起来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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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上，我们遇到两个到临汾出差的女同志，她们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一路上聊的很投脾气。据她们说经常到临汾出差，有一家常住的旅馆，如我们在临汾不方便的话，可到那家旅馆找她们帮忙。火车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临汾，我们和那两个出差的女同志一起下了车，她们看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主动帮助拿，说什么也要把我们送到汽车站去。我们推托了半天宁不过她们，只好让她们帮忙。说心里话，要不是她们帮助，这些东西是一趟拿不走的，靠我一个男的还不把我累趴下。
     汽车站里的人虽然不少，但由于我们有人帮助来的比较快，还找到了能坐两个人的地方。当天晚上，我们轮换着睡觉看东西，不知不觉到了天亮。为了能有把握上车，我们早早的到站牌下面排队，排了头一个。我们满心欢喜的排着队，眼看六点的发车时间快到了，可是这时风云突变，本来晴朗的天竟然很快阴云密布，雨点很快的下了起来，雨越下越大很快淋透了衣裳。我们一看再等也没戏了，只好拿着各自的东西又回到了站里，可是由于我们进来的晚，连个坐位也没找到，只好找了个墙角把东西紧放在一起，人只有席地而坐了。我们人人叹气，怎么那么没福气赶上这么个天呢？到了中午，天还是阴沉沉的，一点也没有停雨的意思，今天肯定是走不成了。我们耐心的等到第二天早上，可雨还是在稀稀啦啦的下，这一天又白等了。由于发不了车，滞留在汽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多，别说坐在地上了，连站着的地方都难找到。两天两夜了我们睡不了觉，大家又困又乏，眼都快睁不开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两个出差的女同志，决定请她们帮帮忙，让我们几个女同学去睡个觉。这件事办的很顺利，三个女生在白天睡了会儿觉，这可比在车站呆着强多了，体力和精力恢复了许多。她们也劝我到旅馆去休息，我觉得不方便执意没去，我一个人看着东西，几天来基本上没有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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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早上，雨终于停了。我们向车站的工作人询问看什么能发车，得到的答复是今天肯定发不了车，至于明天早上能不能发车得看道路的情况而定。我可真有点顶不住劲儿了，坐在地上一个劲儿的打盹。汽车站候车室的人有增无减，进来候车的人更多了，我怕丢了东西，让她们一个人去旅店休息，留下两人看东西。到了下午，我发现有几个知青模样的人总在我们周围转游，当时我想，车站那么多人他们总不至于敢下手抢东西吧！只要看紧点别让他们把东西偷了就行了。可从这几个人的举止看，没有偷东西的意思，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了解我们的底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同伴。当他们知道我们只有四个人并且只有我一个男生后，决定对我们敲诈勒索。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凑到我面前和我搭上话，他说：“我们几个弟兄在这儿呆了好几天了，手头紧，请你们帮帮忙，咱们都是知青，没的说，我们也不多要见面分一半，够我们哥几个吃几天玩几天的就行。”我当时有点傻了，这不是遇到劫道的了么，头一回遇到这种麻烦事，我一时不知所措。在我身边的两个女生更胆小，听到他的话后吓的连脸都变了颜色。我虽然胆子不大，但让我们把父母辛辛苦苦买来的东西随便的让别人抢走，我心实在不甘。我想打是不能打，我也打不过他们，不如先和他聊一聊，到时看情况再说。
     我主动和那个知青搭起话来，我对他说：“咱们都是知青有话好说，哥们儿你在哪个县插队？”“在安泽县。”我惊奇的说：“我们也是安泽县，你们在哪个公社？”“在府城公社李家村”我接着：“我们在古县公社谢家庄。你是哪个学校的？”“十二中初二的。”我说：“我是丰师中学高三的，认识你们学校的不少同学，你们学校有个叫刘雪的高三学生你认识吗？她就在我们公社西堡插队。”“你说刘雪啊，知道，这个女的在文革其间可是全校有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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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越聊越来劲儿，他告诉我他的名子叫崔振龙，家住桥南铁路宿舍。我说我们点的知青大多数也在那块住。我向他提起了在我们村插队的李殿英，崔震说他也认识，说李殿英在圈子里也挺有名的，不少人都怕他。我问他：“怎么干这种劫道的事呢？”他说：“哎！别提了，我原来在学校也是个好学生，后来一插队受不了农村的苦，慢慢的跟着他们学坏了。我们知青点有十六个学生，开始还行，可没过上几个月就过不到一块去了，仨一群俩一伙的把灶分了。我和这俩个哥们一个灶，谁都懒的做饭，也懒的干活，队里拿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仨越学越坏，想吃肉了，就摸着黑偷老乡家的鸡，没菜吃了,趁菜地没人就去摘。那个村的老百姓都怕我们，没人敢和我们知青叫板，不过惹急了，老百姓也他妈的够狠的。夏天西瓜熟了，我们十几个知青一起琢磨偷队里的西瓜，到了深更半夜，我们从老远脯腹前进，慢慢的向西瓜地里爬，谁知看园子的早有准备，架起土枪向我们来的方向瞄准。结果是偷鸡不成反失把米，爬在前面打头阵的屁股上挨了一枪，把屁股打成了麻蜂窝，到处都是铁沙子打破的地方。那个挨枪打的不敢嚷嚷，只好忍着疼往回爬，我们连夜把他送到县医院，大夫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只好说是误伤。”我问他：“你们什么时候来临汾的？”“我们仨人从村里出来已经十几天了，先在县里的知青点串了串，混了几天饭吃，各点的人大多数都回家了，我们也想回家，可我们这个德行怎么有脸回家呢，父母问咱们说什么呀？索性到出瞎转游呗！前天我们到的临汾，想找点外快，这不盯上你们了吗？闹了半天咱们都是自己人，没的说，日后有什么事咱们互相照应点，我看你们带的东西不少，如果明天能走的话我们帮你们上车。”
     第四天早上通车了，尽管上车的人特别多，但是有崔震他们仨个人帮忙我们非常顺利的上了车，我邀请他们一起到我们那里玩两天，他们说还得在临汾混几天再回去。说心里话，我真不愿意和这些二流子们打交道，嘴上好言好语的劝他们和我们一起走，其实早就盼他们快点离开我们。

山杏儿

    看完文章，我认识你说的崔振。他和我先生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并且在一个科室工作。他和我先生关系很好，那是在八十年代，我家离他们单位很近，他经常来我家，进门如同主人，做饭炒菜很麻利，一会儿就做好了，我们共进午餐。大家在一起吃的很开心。
      他是个热心人，对我家的帮助很大，我公公有病不能走动，去住院需要有人背下楼，他找来小伙子背下去，亲自开车送医院。出院时，又把老人接回来送到家。
        老人去世后，因我先生有病住院，是他主动去八宝山把亲人的骨灰替我们取回来，让我们感动不已。
       崔振因患肝癌，于2012年病逝。生病到去世只有很短的时间，没有告诉我先生。直到去世后，他妹妹整理遗物看到电话号码，告诉我们这个噩耗，我们悲痛不已。为失去这样的好哥们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