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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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岚子监狱东西长，南北窄，占地约13000平方米。四周是3米多高的砖墙，上面拉着电网。院子的四角建有岗楼，显得阴森恐怖，犹如幽灵地府。监狱分南、北两廊，中间有一条走道。东边大院是单人监房，关押所谓的“重要犯”；西边靠后院，是三四个人的大房，关押所谓的“次要犯”。中央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下层为监房，上层办公。监狱西北部有一个坐南朝北的黑色大铁门，进监狱的、出监狱的、探监或行刑处决的，都从这个大门进出。黑色大铁门，仿佛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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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上半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包括顺直（河北）省委、省军委、团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薄一波、殷鉴、杨献珍、周仲英、刘澜涛、张友清、胡锡奎、刘锡五等300余人相继被捕入狱。
　　共产党人在敌人的监狱中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故事，您可能听得多了。可是，在国民党戒备森严的监狱中，秘密开办共产党人的党校，您恐怕觉得新鲜。草岚子监狱就有一所共产党的“狱中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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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院”自然有“反省”的“特色”，政治犯的学习受到严格的控制。如规定只准看古文、英文教科书、数学书。而有关时事政治的书报，无论其内容如何，一律不准看。为了麻醉政治犯，消磨斗志，狱方还给在押的犯人每人发一本《太上感应篇》，企图收到“反省”效果。另外，在饭厅一个月上一堂大课，大讲《大学》、《中庸》、《三民主义》，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课后，还要求犯人写心得体会，发表反共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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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抵制敌人不断的“审查”，粉碎敌人瓦解共产党人意志的阴谋，中共党员在狱中秘密建立的党支部（当时叫“干事会”），深感加强全体党员的党性锻炼、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重要，提出“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的口号，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规定每个党员不论文化水平的高低，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文化水平低的还要补习文化，有条件的要学习外语。决定由杨献珍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党校办起来了，教材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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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和安子文经过观察，发现一个姓牛的看守比较同情革命。于是，就和他交朋友、拉关系，通过他高价买来报纸，把重要的新闻撕下来，当做教材。看守不懂外文，狱中党支部就通过探监的人，秘密带进少量的英、俄、法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杨献珍和廖鲁言懂英文，殷鉴懂俄文，李楚离懂法文，由他们负责译成中文。然后再由傅雨田等人用工整的小楷，在麻纸上抄写出来供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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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岚子胡同(2)刘岳 中共党史出版社
　　
    在狱中搞翻译是相当不易的。没有任何工具书和参考资料，还要时时提防看守，困难可想而知。尤其是杨献珍，脚上戴着12斤重的大号脚镣，只能趴在炕头翻译。当时肺结核被视为不治之症，看守害怕传染。杨献珍就利用看守的这个弱点，躲在病号房里翻译。杨献珍的精神使大家非常感动。一天放风时，冯基平将一双毛线手套塞给杨献珍，恳切地说：“请接受同志们的敬意。”杨献珍很感动，但他只是小声说：“没什么，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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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的囚徒生活中，这批特殊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等。几十种翻译成中文的马列书刊，成为狱中党校学员的珍贵教材。

　　教材有了，怎么传阅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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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党支部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相邻的两间牢房，山墙上有一个小洞，挂着一盏照明的电灯。他们就利用山墙上的小洞，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传递资料。并规定这些活页资料，在每个牢房传读不许超过一昼夜。放风时，看守害怕政治犯相互串联，规定南、北监分别放风。他们就利用放风蹲厕所的机会，故意蹲着不走，等第二批人来时交换材料。为了防止看守发现学习材料，规定狱中一切学习资料，都属秘密文件。在单人号房，只阅不读；在多人号房，只能由一人低声读，而不再传阅。各牢房学习完以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传回杨献珍，由他将材料泡在水里，搅成纸浆，倒进厕所彻底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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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需要上课，在敌人的监狱中怎么上课呢？
    狱中党支部选几个理论水平高或者在国外学习过的同志当老师。放风的时候，各个“号子”选派几个“小教员”，听老师讲课。监狱不许政治犯集会交谈，放风时看守还不停的巡视，怎么讲课呢？为了扰乱看守，大家有的跺脚，有的来回走动，故意将脚镣弄得哗哗乱响。这种噪音，扰得看守心烦意乱，躲得远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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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此机会，老师就边走边讲，“小教员”边走边听。薄一波讲党的战略和策略，殷鉴讲党的建设和职工运动史，刘锡五讲中共党史，胡锡奎讲党的宣传工作，张友清反复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