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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北京知青代言人陈兵
陈兵,男,1951年5月生于北京。读完一年级,全家由南城搬到西直门内马相东巷一栋三层楼房,当时是马相胡同最高的建筑。1959至1964年在西直门一小读小学。1964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因“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到山西榆次县石圪塔公社上庄大队侯峪小队插队。1974年到临汾铁路分局任养路工、机关干事、铁路中学教师等,凭自学取得大专文科毕业证书。1990年由晋返京工作,又回到右安门内市政一公司老楼居住。近些年来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新闻报道近百篇。退休前任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高级经济师。现家住北四环一套三居室。
陈兵的长篇博客《梦的诉说》,以5万文字较详细地记录了1984—1988年山西原北京知青四年抗争的全过程。但由于六年前写作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有当事人均使用了化名。
袁立本,是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北京乃至全国人都知晓的人物。他当时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政府秘书长,参与处理非常棘手的山西北京知青要求返京的问题,并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与大学生对话,中央电视台几乎每天播出实况录象,吸引了全国人的眼球。
袁立本,1941年出生在北京西城,其父母曾是解放前策反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地下党。在北京四中读初中和高中。196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这位“文革”前北京航空学院(现叫北京航空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确实有水平。1984年底至1989年,滞留山西的原北京老知青要求返京,进行上访、拜年、游行、签名等一波又一波的活动,震动了全国,影响了世界,确实给袁秘书长造成很大的麻烦,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知青上返上访人员,采取说服教育、批评打压等各种方法,不过最后,全国范围内的知青问题遗留性终于得到彻底解决,这与袁秘书长的工作分不开的。
这其中至少包括两条。一是知青在农村插队期间“算工龄”,这条政策(1995年6月18日以国务院文件下发)涉及全国1700万人。其二,原知识青年要求返城,各级政府本着“哪来哪去”的原则,只要有单位开出接收证明,各级政府部门一律“开绿灯”,这条“不成文”的政策,没有具体文件,但惠及全国总人数约800万人,现在还在执行。
事实上,山西原北京知青通过四年的不断努力取得的成果,为在文革中的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了一个句号。
几番交手,袁立本跟山西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2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年的知青代表特地请他吃饭,这也是他们20多年后的,第一次再相聚。
午宴在北京南城一个背静的餐厅举行。老袁虽面容显老了,却精神矍铄,话语洪亮,侃侃而谈。他不愧受过高等教育,又当过京城秘书长的人,反应敏捷,知识渊博。他说,他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平稳”地解决了滞留山西北京知青返京问题。
袁立本说:各位,咱们先把杯举起来,咱们叫酸甜苦辣过去了。这20年没见你们,你们今天几个老知青,而且包括若干个当时知青的小领袖,能想起来看看我,我非常的感动非常激动。第二我老想找你们找不着,今天你们找到我了所以我特高兴 ,这么着咱们剩下的话一会慢慢聊,咱们先为咱们见面干一杯好不好?
老秘书长说,当时很难,怕波及全国,又要解决问题,他采取的办法是在取得市委领导支持,有关部门配合后默默进行,除解决一个知青子女进京发文件外,再没发过什么正式文件,但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杨存问:“这么大的事,上报中央了吗?”他说:“从来没上报中央任何文字材料,都是我顶着。”当时的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对他是支持的,对知青是同情的,所以事情最终办成了。老头很开朗,说:“等我离世走的那天,你们要来送我,带来最大的花圈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非常活跃,想着八几年知青上访时箭拔弓张的紧张气氛,真感觉人生就像一场戏,你上来了我下去。
他表示当年知青闹事时,他动用了公安警察暂时拘留了闹事带头人,是为平定情绪,等平定后才进一步解决问题,不要叫老百姓产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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