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东堂子胡同51号

    东堂子胡同——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此诞生。
    东堂子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
１９２２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车，车夫就看出他是乡下人。他花了两元钱，稀里糊涂坐上专门用来拉猪的排子车，住进了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后来又住进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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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３年９月９日，沈从文宣布与张兆和结婚，住在西城达子营２８号，在老槐树下，他支起一张红木小桌，在秋日阳光映照下，创作文学名著《边城》。
东堂子胡同５１号，是沈从文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８０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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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号后院的三间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１９７１年，年近７０岁的沈老先生从湖北咸宁返回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他只好给李季写信，请求作协为夫人张兆和安排住房。这才有了小羊宜宾胡同的两间共１９平方米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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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堂子胡同５１号的这间小屋，屋子的墙壁上、窗棂上，挂满了中国各朝各代的文物图样和文字说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书。沈从文凭着“耐烦”的毅力，从春到冬，做着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初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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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深处胡同　　

    1920年，黄浩、王佩芝夫妇俩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开了一个小诊所；1927年又迁居德胜门内簸箩仓胡同，创办了一家挑补绣花厂。由于黄浩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堂主办的崇慈小学校舍，当上了崇慈小学校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这两个身份，为他日后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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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42岁的黄浩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路经陕西三原县时，黄浩遇见了彭德怀。彭德怀在他的纪念册上题写了“坚持抗战到底”六个字，鼓励他坚持走抗日的革命道路。七七事变后，黄浩秘密返回北平，在八路军冀中军区卫生部长张珍的领导下，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黄浩在北平设立了10来处秘密掩护点，百花深处的明华斋古玩铺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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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抗日根据地物资紧张，尤其药品奇缺。根据张珍部长的指示，黄浩在同乡、亲友、工商界、抽纱界、教育界、侨胞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筹集经费，为根据地秘密购买药品。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对药品控制很严，尤其是西药，禁止西药流入根据地，市面上也很难买到西药。1939年张珍部长通过秘密交通线，转来一份药品清单，要求黄浩抓紧筹备，运往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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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一看单子脱口而出：“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一看，他更兴奋了：“消灭鬼子，仗越打越大，‘家里’太缺药。胃口再大，也得想法子满足需要。再说，这可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原来，1939年白求恩大夫来到冀中军分区战地医院视察，希望搞一批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开了药单，交给张珍部长。张珍立即派人把密写的药单带进北平，交给了黄浩。
　　要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买药品、医疗器械，困难可想而知。大胆机智的黄浩，自有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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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派女儿黄曙鸣骑自行车，到崇文门泡子河14号和东柳树井17号，分别通知李庆丰、刘仁术两个联络点，购买药品。李庆丰利用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关系，购买了西药及医疗设备；刘仁术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设在王府井大街的“陆军御用达”药店买来了药品。
　　夜深人静的时候，黄浩夫妇带领姚文清、黄曙鸣，将药品和器材分类，分别打成包裹或装入柳条箱。根据地来的交通员，以联系生意的名义，到百花深处明华斋古玩铺找叶少青，取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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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交通员先将药品运到河北满城，然后再运到平西情报站的秘密地点。辗转几天之后，药品就摆在白求恩大夫战地医院的药架子上了。
　　看到这些宝贵的药品，白求恩大夫热情地赞扬：“真了不起！”
　　黄浩还通过法国医生贝熙业大夫为根据地搞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