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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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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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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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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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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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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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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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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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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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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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