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在下属的眼里，赵树理是可敬的领导。汪曾祺先生说：“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他还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中回忆，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想到有趣的事自己就会咯咯地笑；赵树理穿着一件很豪华的狐皮大衣下乡体验生活，却不怕农民见外；赵树理吃饭很随便，常常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和二两酒中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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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喜欢上党梆子，但奓手舞蹈的“起霸”却有点像螳螂；赵树理喝酒划拳有一绝，善于左右开弓，拳法精到的老舍往往败北；赵树理讲话很“随便”，他称自己的手表是农民可以买五头毛驴的“五驴表”，以此暗示农村很穷，农民真苦，城乡差别很大；赵树理嫉恶如仇，但表达的方式却很特殊，市文联有一个专搞男女关系的干部，跟大家一块为调回山西的赵树理送行，赵树理却趴在地上给他磕了一个头，说：“×××，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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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一位“有趣”的作家，让人感到亲切；但他又是一位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领导，令人由衷佩服。
    在子女眼里，赵树理是宽厚的父亲，他的儿子赵二湖说：“我有幸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没人逼我背唐诗、练钢琴，尤其是逼着门门功课得一百分。他认为60分是及格，及格就是基本合格了。他也向我介绍一些课外书，其中也有翻译作品，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能感觉到，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真真实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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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的眼里，赵树理是真诚的朋友。沈彭年回忆当年编辑《说说唱唱》，“主编、副主编、九位编委，除赵树理同志一位经常来关心工作之外，从无别位光临本部。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老赵从即将退稿的稿山中挖出来的！” 赵树理和老舍是朋友，二人均以描写劳动人民见长，又均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大师”，二人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说笑话，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兴致所至，又都喜欢唱上一段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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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赵树理送给老舍一个绘有九个桃子的瓷瓶，彩釉鲜亮。据说是件仿品，至多是仿得不错，总之是赝品。可赵树理是当真品买的，也是当真品送的，老舍更是当真品收藏着。老舍的女儿舒立说：“自从这个大瓶子来到家里后，它就享有特殊的待遇：它一直占据着大条案的突出位置，不管其它的瓷器怎样定期轮换，惟独这个大桃瓶站在固定的位置始终不变。现在它依然静静地陈列在‘老舍故居纪念馆’它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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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眼里，赵树理是大众的知音。赵树理生在农村，家境贫寒，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革命与战火的洗礼，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赵树理更是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指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而且成为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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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说过：“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怎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 赵树理选出版社的原则是便宜，因为便宜一分，农民买书就可以少掏一分。
    赵树理写农民看得懂的书，出农民买得起的书，他与农民息息相通。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树理正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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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说过：“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怎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 赵树理选出版社的原则是便宜，因为便宜一分，农民买书就可以少掏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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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树理写农民看得懂的书，出农民买得起的书，他与农民息息相通。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赵树理正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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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杆胡同——“五四”运动的大本营
    北京故宫的东边，是个典型的胡同套着胡同的地方。在这片胡同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胡同的原名叫“孟公府”，后来叫“智德北巷”。智德北巷中间有一条向南去的狭窄的小胡同，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箭杆胡同。
    箭杆胡同原来写作箭竿胡同。“箭竿”，就是将高粱竿刮光溜后，糊上纸，用来扎纸人、纸马，或者糊房子顶棚做龙骨用。这条胡同中据说原来有卖箭竿的小店，人们就把它叫做“箭竿胡同”。后来才演变成“箭杆胡同”。箭杆胡同离紫禁城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