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第三十五章 承包工厂
任书则从香港回来，办了一个针织厂，与我所在的化工厂为邻。我问他这几年到香港做什么“营生”，书则说：“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没有见到我伯父，”——他叫李真元“伯父”，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他还是把我安排在他的一个工厂里打工。许多朋友对我说：‘你那伯父太无情了！你爸爸用生命换了他的命，他就是把总裁的位子让给你都是应该的，怎么能够让你干体力活呢？’我想，我本来在地狱里干活，煤矿就是地狱，随时都有可能塌方死得不明不白，现在能够到香港，对我来说已经相当于上天堂了，还敢有什么奢望呢？所以就安心做工，其实在厂里打工虽说是体力活，比起在煤矿里挖煤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一点都不苦，真的。直到前不久伯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那真叫豪华，我早就知道他是香港排名前十的大富豪——对我说：‘你爸爸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的生命，在这里尽人皆知，我不是无情无义，但你在‘铁幕’下生活了几十年，我对你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先让你在厂里做工。其实这几年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给我汇报。现在我完全放心了——你是你爸爸最值得骄傲的儿子，也是我最得意的侄子！从今天开始，你不必打工了，回去一趟，看看有什么值得投资的、你喜欢做的生意都可以向我提出，我能帮你实现所有的愿望。’我回来跟几位朋友谈了，觉得办一个针织厂不错，所以到香港向我伯父要了一百万港币，伯父说：‘太少了，至少也投个一千万吧’，我说：‘让我试试看，如果生意不错的话，再增加投资吧。’于是回来办这个厂了。”
吕培明的爸爸吕贤君一九五二年逃过一劫后，先到香港，后来辗转到了缅甸，同缅甸的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仍旧经营着中药药材生意，做得很红火，成了缅甸最大的中成药制造和贸易商，当上了缅甸中医中药协会主席。七十年代中期来过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中药会议，但不敢回来古镇，怕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一次回来了，请我爸爸到他家参加一个小聚会——我爸爸是他的“换帖兄弟”也就是拜把子兄弟——他们这一辈人的请帖很有趣，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日×时在××地方小聚，下面是被邀请的人员姓名。我爸爸接到“请帖”后在他的名字上面签“到”交给来人就行了。
爸爸参加几个换帖兄弟的聚会回家时显得异常兴奋，给我们讲了吕贤君的家事：吕贤君迟迟不敢回古镇还有一个原因，怕培明的妈妈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再婚”。这一次回到家里先给“原配夫人”赔不是，道出了原委——他从香港去缅甸时身无分文，像个叫花子一样，在仰光流浪了几个月后遇上了一个药店的老板，是这位“伯乐”慧眼识珍珠，从他短短的几句话里看出他的天分，于是请他先在药店里当店员，很快就提拔到经理的位置上，又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老实说自己家里还有“发妻”在翘首等待着他，药店老板说：“你要回中国看来是遥遥无期了，说不定此生回不去，难道就这样打光棍到最后？”
他还是犹豫不定，后来听说自己的老婆在一次运动中被整死了，才“勉强”答应再婚。在缅甸已经育有三男一女，都非常孝顺，这一次听说他要回中国看“大妈”，也都很高兴，一再请求以后带他们来中国见见中国的“大妈”。
吕贤君的原配夫人原谅了自己的丈夫，只要求给一笔钱让他们唯一的儿子吕培明到香港去“发展”。吕贤君对夫人的宽宏大量感恩不尽，当场就应允下来。
后来听说吕培明同他妈妈一起在香港定居，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又在深圳办了几家工厂，成了富豪。
有一天我到古镇一家理发店里修剪头发，看到理发师用烧红的铁板给顾客烫头发，就说：“不能用药水烫吗？”
店里的理发师说：“自古以来烫发都是用‘火’的，不然怎么叫做‘烫发’呢？”
我回到家里，找来一些资料，觉得不用“火”烫头发是有可能的，于是买来几种试剂，做了几十个实验，果真制造出一种“冷烫液”出来。
陈丽邀来几个好友，在家里用我发明的“冷烫液”给她们烫发，取得成功。父亲非常高兴，把原来的染布作坊改造成小型的“冷烫液生产车间”，带领全家老小生产、销售冷烫液，不久全省的理发店都用上了我们家的产品，家庭经济一下子好了起来。
报纸上报导四川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芒硝矿，硫酸钠的价格一落千丈，化工厂经济效益不佳，我提出用自产的硫酸钠配制洗衣粉、自产的氯化镁生产菱镁瓦的建议，因为一般的洗衣粉里含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硫酸钠，而菱镁瓦的主要原料就是氯化镁，其他配料国内也都不缺。黄书记和高厂长都不同意，他们正张罗着要把化工厂改成食品厂——后来我才弄明白，对干部们来说，办食品厂的“猫腻”较多，因为收购农副产品可以“打白条”。
我见大家已对化工厂不感兴趣，就提出自己愿意承包化工厂，黄、高一致同意，拟了一个“承包方案”：我每年上缴三万元，厂房由我自己去租赁，投资是负数十万元（因为化工厂的“净资产”已经是负数），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办法融资办厂，融到的资金先交十万元给化工厂，然后才租厂房生产、上缴利润。
方案上报公社党委，其时刚好有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在报导着“改革开放、一包就灵”的“事迹”，所以公社很快就同意这个“承包方案”了。
林霍金听到此事后，赶到化工厂劝我“别干这种傻事”，“天下哪有不出钱还要人家填补亏损、上缴利润的‘承包’？！简直荒唐至极！”
我说：“这个厂是我一手操办的，有感情，我不让任何一个自己做过的事业毁掉。”
于是我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席，邀请了镇上十几个比较有钱的亲朋好友来讨论办厂的事，提出“每人出资一万元，组成股份制公司”，没想到亲友们都不买我的帐，还取笑我是个“大笨蛋”，“只有傻瓜”才会“拿到”这么一个“承包方案”。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父亲商量，把兄弟六人全部召来，除了还在上大学的老六以外，其余的都到全国各地推销冷烫液，我在家里组织生产，有时候亲自出马去给一些大型理发厅的师傅们讲解冷烫液的性能和“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并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由于这种新产品利润高，那时候的税负也不重，一年下来，一家净赚了几十万，发了！成了全市“首富”、“纳税大户”。

龙行天下

形势慢慢在变化，
私营企业露头啦，
发明独家冷烫液，
积累资金靠全家。

林翔云

第三十六章 家族企业
在生产冷烫液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有毒的废渣——碳酸钡，起初我把它用几个大缸贮存起来，后来生产量大了，贮存碳酸钡的大缸把仓库都占满了。我开始做实验，用盐酸把碳酸钡溶解变成氯化钡，再把氯化钡用氢氧化钠转化成氢氧化钡，作为生产冷烫液的起始原料。这个方法既解决了污染，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按照先进国家的做法，我起草了一个冷烫液的技术标准，送市标准化所检测并由市科委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冷烫液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审定会”，市科委主任说这应该是全国第一个由民营企业起草、审定的标准，所以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地媒体都做了报导，引起不小的轰动。
我想要申请国家级专利，科委主任说，现在《专利法》还在讨论中，等它出台以后就可以申请了。我傻傻地把所有的技术内容都发给参会人员，后来有人把冷烫液技术工艺和配方卖给一些“社队企业”和私人作坊，起初这个技术可以卖到十万元，慢慢地降到三万元、五千元、甚至几百元了。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生产冷烫液，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良莠难分。
我担心这些小厂、小作坊生产冷烫液会把有毒的碳酸钡随便处置造成污染甚至可能出现中毒事故，就写了一篇文章《冷烫液生产中钡渣的回收利用》发表在轻工业部的刊物《日用化学工业》杂志上，全国推广以后，这个污染算是解决了。
冷烫液并不是我的看家本领，工厂不能全靠它维持，所以我又做了一些实验，有几个实验很快就成功了。工厂又增加了一个项目——开始生产染发粉，起先只卖给各地的理发店，很快就供不应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要货单像雪花般飞来。我向公社租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瓦厂，把它改造成“日化车间”，生产冷烫液、染发粉、洗发水，很快就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厂。
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又想安插自己的亲友进入我的化工厂，都被我断然拒绝，最后逼着我修改承包合同——每年上缴利润五万元，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再为原化工厂还掉二十万债务。为了一顶“集体经济”的红帽子，我只能咬牙应承下来。
我想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一个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应该带个“黑”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头发用品，而中国人的头发以黑为美，想到了“黑牡丹”，觉得还不错，便到县工商局注册。
工商局企业股股长刘得志正要出门，看到我就笑着说：“你是我们县第一个来办理注册商标的，你看县里现在已经办了几千个工厂，他们连工商执照都不要呢——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他们送执照。你说你要注册的商标叫什么？”
“黑牡丹。”
“你真够大胆！还记得一九六六年我们写你的大字报吗？”
原来刘得志跟我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那个时候他和几个同学说我下棋时总爱执黑子，又赢得多输得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喜欢黑色，喜欢黑帮、黑五类等等，“痛恨”红色政权……
我说：“再来一场‘运动’的话，我完蛋，你也完蛋，彼此彼此。”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陈星有钱有“势”以后，“富贵思淫欲”，同兴南化工厂厂里的女出纳员勾搭成奸，被人捉奸在床。出纳员喝了“一点点”工厂自产的敌敌畏，竟一命呜呼死了。死者家人到陈星家里“吃人命”（这里的一种习俗：有人非正常死亡的话，亲友们要去“嫌疑人”家里借故闹事），陈星逃到我家求救，我托人送了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又介绍陈星到乐东化工厂当销售科长。兴南化工厂也就树倒猢狲散，厂里所有人员各奔东西走了。
乐东化工厂那一年生意非常好，到年底结算时，净利润高达一百多万元。陈星特地来古镇对我说：“要不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工厂哪能赚那么多钱呢？按说我应该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厂长也来了，说“要不是我领导有方，哪来的一百多万元利润？我应得利润的一半！”
会计员紧跟着也找到了我，说：“几个月前我找到一份税务局的内部档，今年就少交五十万利润，奖给我一半不算多吧？”
派去乐东化工厂代我当技术总监的林华也对我说：“要不是我们的技术，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最少也应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我把他们都召集到自己家里，然后对大家说：“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你们有两个人要利润的三分之一，一个要利润的一半，一个要二十五万元，加起来是多少？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呢？难道他们就没有贡献了？”
几个人都不听我的劝告，陈星说了一句：“争气不争财，不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明年我就不干了。”
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的工厂就这样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而倒闭了。
我由此回想自己的工厂，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苦思冥想了几天后，我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工厂为父亲与全体兄弟共同所有，平均分为八个股份，也就是每人拥有工厂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包括还在上学的六弟也有份。父亲认为不妥，建议改为我拥有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其余七个股东都拥有百分之十二股份，我为工厂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个方案得到“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林霍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古镇对我说：“你不应该给你的兄弟们股份，以后会出乱子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才对，即便你给他们高薪或者偷偷给他们发红包也行。”但我坚持己见，以为自己“发明”了一种“克服家族式企业内在矛盾”的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了，不同意“再议”。林霍金说了一句：“中国的家族企业全都倒于内乱。”我也不在意，把好友的话当耳边风。
林霍金此行还有一个任务：他两年前承包了东兴化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做了一个项目——润滑脂，请市里有名的一个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工作，谁知这个工程师只会吹牛，技术不过关，生产了一百多吨钙基润滑脂全是不合格品，人也连夜逃跑了。林霍金又找了好几个熟悉石油加工的工程师来看过，都摇着头说没有法子处理这些“废品”。工厂频临倒闭，找我是来讨救兵的。
我到了东兴村，才知道化工厂已经不在破庙里了，搬到不远处的公路边，新盖的厂房倒也壮观，霍金领着我进了厂房，只见所有仓库到处堆放着像豆腐渣一样的废品，令人心酸。我取了一些样品测试，发现问题在于“缺水”，就叫工人把一些“废品”投入反应罐里，加热到“沸腾”，再加入一点点水，十年前的一幕重现在众人面前——几公斤的水让一百多吨的“废”润滑脂全部再生！林霍金感恩不尽，激动万分地对我说：“原来他们都说你是神仙，我今天再一次看到真正的仙了”。
霍金跟我一起去看我们原来住的破庙，只见那地方已经彻底改观，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原来是十三个村子的农民们和海外华侨集资重修庙宇，已经接近完工，新寺庙金碧辉煌，光彩夺目，令人赞叹不已。
霍金说：“过几天保生大帝要‘进殿’，将会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我请老木匠王元木以我们俩的名义做了两块牌匾，让他们分别立在适当的地方，以表示我们对保生大帝的敬意。”
我说：“谢谢你，这两块牌匾的钱我们各出一半。”
霍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两块牌匾做工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中间四个字和落款不一样而已。”
两天后，主持庆典活动的头头突然通知保生大帝要“提早进殿”，我们请王元木连夜加班刻上我和霍金的名字。霍金原来交代王元木他送的牌匾应该挂在大殿上方最显眼的地方，而我送的牌匾则会挂在大门后面，拜佛的人回头时才能看到。没想到王元木一着急，竟然把我们俩的名字贴错了——我送的牌匾挂在大殿正上方，所有来拜保生大帝的人们一走进大殿第一眼就看到我的名字！
据说牌匾挂上去的时候，王元木看到错了，想取下来重新制作，霍金说：“这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小林才有这个福气，不要换了。”
霍金说东兴有个农民的孩子有“特异功能”，不用眼睛就能“看到”文字和画图，邀请我同他去“见识见识”这个小朋友。我也早就看到这方面的报导，只是没有亲眼目睹——一般对没有实际看到的事物我总是不太相信的——所以一到傍晚我就同霍金、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到了这孩子的家。孩子还没有回到家里，估计还在从学校到家里的路上，我们抓紧时间在大门外的树下每人写了几张字条，有的画图，折叠或搓成一团，待到孩子到家时，我看着孩子吃完饭，然后才拿出一个小纸团给孩子，请他“猜”字。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纸团里写的是什么字。
孩子把纸团捏在手心里放到耳朵下面猜字，一分钟，两分钟，二十几分钟过去了，我看到孩子脸上都是汗水，就说：“猜不出就不猜了吧？”但孩子坚持要“猜”，说：“第一次都很慢，而且搓成团的不好猜”，言外之意是折叠的好“猜”一些。又过了一会儿，孩子突然说：“有了，有了，是个‘大’字”。我取来纸团展开一看，果然是我写的“大”字，一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霍金和另外两个朋友给孩子的纸团、折纸也都一个一个被“猜”出，准确率百分之百！最快的不到两分钟就“猜”出来了。霍金的一个纸团里面画着太阳、树木、小鸟也全部被孩子“猜”出，众人激动的心情不可言表。
我算是一个“科研人员”了，用严格的实验程序测定孩子的“特异功能”，可以说完全是科学的，排除了所有作弊的可能。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虽然我还不能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说明这种“非眼认字”的“特异功能”，但我相信我的实验，相信我的眼睛。目前不能解释的现象不能武断地斥之为“骗人”、“迷信”，或简单地说是“魔术”，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向前推进，现在所谓的“特异功能”以后会得到合理解释的，也不再有什么“特异”了。如果不是这样看待的话，“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这一句话怎么理解呢？
为此，我写了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在国内一个不太出名的刊物上发表，题目是《为了和平》，讲述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有敌对的两方军民各自用“特异功能”发展出来的技术、武器和设备互相窥探对方的情报，破坏对方的设施，甚至给对方人员催眠等等，最后“正义的一方”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
故事是虚构的，但我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却没有虚构，只是在小说了里吹吹牛皮而已，告诉读者我有这方面的设想，也许明天就成为现实。
从东兴回古镇时，在车站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好像是小铁匠郑斌，几年不见他变化太大了，以前瘦瘦的，现在怎么胖了，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样子，要不是他叫我，我还真不敢认。
寒暄后我问他现在做什么，郑斌说：“几年前我们老家有人带我到东三省做水龙头生意，没想到生意这么好做，我们那个镇子所有的人都发了，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在做这生意。”
我问水龙头生意怎么做，郑斌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工厂、机关、单位，就把所有的水龙头拆下来换上我们的，一笔生意有时就赚好几万了。”
“怎么会那么好赚？换上的水龙头不要成本吗？”
“被你说对了！我们把换下来的水龙头用砂纸擦一擦就当成新水龙头给第二家换上去。”
“人家又不是傻子，不会想到你们在骗钱吗？”
“傻子肯定不是傻子，我们要给头头一半利润。”
原来如此！
在路上我又看到有人用“茶枯水”洗头，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情形，记得那时候没有洗发水，甚至没有肥皂，人们普遍用油茶饼煮水滤出“药水”洗头、洗衣服，洗后头不痒，而且可以去头皮屑，衣服洗得更干净，要是把这种天然的物质提取出来配制洗发水、沐浴液、洗衣液多好。于是我回到古镇就直奔农贸市场买油茶饼，迫不及待地到厂里试验去了。
经过几个月实验，我从油茶饼中提取了几公斤茶籽皂素，又用这茶籽皂素配制了几十瓶天然洗发香波，自己洗了以后感觉不错，再发动全厂工人试用，都觉得“可以”，缺点是色泽不佳，黑不溜秋的，气味不甚美好，泡沫不丰满。虽然我试验了成百上千次，这些缺点还是不能完全克服。优点是：洗后头发柔顺易梳理，可以去头皮屑、止痒。
我到乡下收购了几十吨油茶饼，制造出几百箱茶籽皂素香波，发给北京、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商场试销，几个月才销完。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经理道出销售不佳的真相：这产品太超前了！过二十年也许好销。

龙行天下

各类人等都伸手，
只知抢夺收益走，
继续发明成就显，
家族分股自得悠。

林翔云

第三十七章 盖房风波
美山公社张社长来古镇找我，说他们想办一个化肥厂，最好是“投资少”、“获利高”又“不愁销路”的项目，我建议他们生产过磷酸钙，用我提供的方法，只要一个搅拌机，两种原料——硫酸和磷矿粉，把这两种原料按配方搅拌均匀堆放“熟化”几天就可以包装出厂销售了。张社长投了一点钱叫几个人去买设备和原料，试产了几批产品，送检“合格”，就开始批量生产了。
赚了一点钱以后，张社长又来找我，希望“再上一个项目”，我建议用我实验改良的“侯德榜法”生产氯化铵副产纯碱。张叫人买了一些原料试产，获得成功，但氯化铵送检时却被告知“不含氮”，我说不可能，让张放一点试产的氯化铵在碗里，加一点石灰，马上就闻到浓烈的氨味。在旁边看的的农民都说：“有氨味就是含氮，不容置疑了。”
张说：“不含氮的结论是县化肥厂的检验科长说的，我们去找找他，看是怎么检测的。”
我们到了化肥厂，找到检验科杨科长，杨说：“我是严格按照标准检测的，不含氮就是不含氮，哪会错呢？”
我让杨把氯化铵样品放在烧杯里，加入一点氢氧化钾，马上又闻到氨味了，杨连声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说：“你用什么方法测氮含量呢？”
杨说：“按测碳酸氢铵的方法检测。”
我说：“这就错了，我告诉一个检测氯化铵的方法吧。”
杨按我说的方法检测，果然测定结果是“送来的样品含氮量超过26%，符合国家标准。”
我同杨聊起天来，杨抱怨说他“怀才不遇”——全厂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整天就是检测一个碳酸氢铵的含氮量：“太没有意思了。”我说：“你应该把这种极其简单的工作交给低学历的工人去做，腾出手来做点真正的技术工作多好。”
杨说：“厂这么小，设备、技术都是移植省化肥厂的，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就是中国大学生的现状！
张社长回去以后马上张罗投资生产氯化铵、纯碱的事，不久就投产、规模化生产了。我一直兼着这个工厂的“技术顾问”，时不时给张提个建议，后来又上了几个化工产品项目，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我自己的工厂也在不断发展着。“茶籽皂素香波”虽然销售不好，没有取得期望的经济效益，但我并不气馁，又想到小时候看到奶奶每天早晨用芦荟汁涂头发的情形，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用芦荟汁涂头发有许多好处——好梳理、干净、去头皮屑、头发健壮、不容易白等等。我们这里至今还保留着不少跟芦荟有关的俚语、风俗等，比如“爱美抹水，爱嫁抹芦荟”、“芦荟成不了风水树”，有的地方芦荟是少不得的嫁妆，婚礼上新娘子进入夫家要跨过熏燃的芦荟炭炉，每年端午节家家在门上挂艾蒿、芦荟等辟邪，等等。这些都说明芦荟是这里妇女们最喜爱的宝物，古镇的老人们还提起几十年前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有人手提装满芦荟叶子的竹篮沿街叫卖，一个铜板可以换两片芦荟叶子。至于芦荟的药用功效，我在插队务农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已经熟知并使用过，用它来实验做一些护肤护发品应该是可行的。
我发动厂里所有的工人到各地乡下寻找芦荟，几天后才搜集到几十株。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又配制了几瓶发给几个大商场的柜台长试用并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试用者的好评，建议大量生产供应。
要大量生产，缺的是芦荟植物。我到厦门、福州、广州等地的植物园求助，答复是可以“试试”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方法），要我拿出几十万作为这个科研课题的“开题费”，哪来这笔巨大的开支呢？没办法，我只好拜老农民为师，用“土”办法——分蘖培养法慢慢扩大植株数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育出了数百万株健壮的芦荟苗，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山区种植了一千多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芦荟生产基地。
我们家在古镇里祖祖辈辈租房过日子，现在“发”了，母亲张罗着要盖房子。我让大哥负责基建，先向镇郊的农民买了一小块地，向镇政府申请了盖房手续，交了一些款后，就请工程队画图纸，开始施工。
兄弟们计划盖三层楼，谁知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公社副书记李庆带了一群人来了，命令我们马上“主动”拆房，否则“后果自负”。大哥赶紧发电报给我，其时我正在上海举办展销会，接到电报急匆匆赶回家，看到李庆正在指挥推土机冲向刚砌好的石头墙，我问李：“我们盖房子又不犯法，你为什么拆房子？”
李从裤兜里拿出一份档，我拿来一看，是几年前公社“关于农民建房的规定”，就说：“这是‘十年浩劫’时制定的法规，现在不行了。”
李说：“只要上头没有通知作废的档都是有效的。”说完又指挥推土机“向前冲”。
我觉得跟这种人讲不清道理，就去找正书记张建斌。张来到现场，把李庆拉到一边说：“人家已经交款，办好了有关的手续，你就不要再管了。”
李恶狠狠地说：“我们贫下中农都还没有盖房，地富反坏右却在盖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容许他们翻天！”
张书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央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越富越光荣。他们能够盖房子也是好事，公社还增加收入呢。”
李庆还是坚持要“先拆再说”，否则“我一个副书记说话不算数以后怎么做人？”
张说：“你的脑袋瓜怎么就不会开窍呢？”命令推土机开回去，拆房的人员也撤了，李庆骂骂咧咧地回去公社。
这李副书记的头脑果然有问题——此事发生后不久，李突然头痛不止，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癌晚期”，手术后几天就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
盖好了一栋楼房，兄弟们还是不能全部住进去，我又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一块地申请盖房，这一次办手续、盖房子都非常顺利，没有人阻扰。有了两栋“全镇最亮丽”的楼房，兄弟们全都住进了宽敞的新家。北京来的客人都说这样的房子在京城要“部长级”官员才住得起。

龙行天下

事业发展有艰难，
努力克服拼命干，
病房碰到神经病，
千辛万苦双楼现。

雾梦

林翔云 发表于 2015-6-22 08:46
第三十七章 盖房风波
美山公社张社长来古镇找我，说他们想办一个化肥厂，最好是“投资少”、“获利高”又“ ...

      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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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翔云

三十八章 芦荟的恩赐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海南和云南可能有野生芦荟，就同陈丽到海南，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以前“曾经有过”，现在见不到了。又从海南到广东，乘了几天汽车到云南元江，终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芦荟。我写了一篇《云南元江野生芦荟考察记》在《科技日报》上登出，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几十家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报导。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国精细化工技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自己写的论文《中国芦荟的开发和利用》，与会的八百多位专家学者很感兴趣，我乘机呼吁成立“中国芦荟协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位代表回应。
过了三个月，“中国芦荟协会筹备会”在厦门召开，会议期间我带着几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芦荟基地参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看到报纸上的报导和基地的照片以后，派人到古镇找到我，说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都想拍一片有关芦荟的科教片，他们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来了，要我尽快写出“脚本”。
我用了几个晚上写好了“脚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灯光等十几个人组成的拍片小组来到基地，我准备安排他们住在古镇侨联招待所，谁知导演说：“我们想住在你家行不行？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一些。”
我同意了，家里成了“摄影棚”，我也同这些艺术家们成了“一家人”。跟他们同吃同住忙了一个多月，我既当“科学顾问”，又是“副编剧”，还在片子里当了几次“演员”，实实在在地过了一回“拍片瘾”，学了许多电影知识。导演程典默、摄影师彭大生、编剧辛耀华和制片主任陈剑永都成了我的好友。
程导演喜欢开玩笑，刚开始辛辛苦苦拍了几天以后，按惯例要先寄些拷贝到制片厂里冲印，看看有没有问题。几天以后，接到厂里来电，彭师傅问他“拷贝怎么样了？”他竟哭丧着脸说：“完了完了，全部完了！”害得彭师傅差点撞墙！
辛耀华和陈剑永多次拉着我到处去“踩点”，趁机玩了几个好地方——我这个“导游”可不是吹的，闽南各地的地理地貌、植被景观、风俗人情、历史传说甚至闽南话的来龙去脉我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他们经常听得如痴如醉，一再说这一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又多交了我这个“有趣的”朋友。
程导演每天拍摄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几个部位涂抹芦荟叶汁，到了影片拍好大家依依不舍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原先对芦荟的功效是有所怀疑的，没想到这一个多月用下来，我真正成为你和芦荟的粉丝了——你摸摸我涂过芦荟叶汁的地方，是不是像婴儿的皮肤一样柔润？”
科教片《芦荟在我们生活中》先在全国各地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里放映至少一次（那时候电影院放映故事片之前都要加映一片新闻纪录片或科教片），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里播了几次，芦荟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东西，各地的化妆品厂、食品厂、制药厂都到我的芦荟基地要芦荟原汁、芦荟粉等去开发各种新型的化妆品、洗涤剂、食品饮料、保健品，刮起了第一场席卷全国的“芦荟热”。
母亲从小就经常带我到离古镇不远的“灵应寺”拜佛烧香，后来我也常常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去游览、瞻仰，给他们讲这寺院的历史——一九四一年弘一法师驻锡灵应寺半年余，闭门著述，研究佛理，在寺中写下一些佳联：“即今休去便休去，若欲了时无了时”、“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等。
弘一法师还亲撰“唐神僧灵应祖师现化记”刻于真身塔，全文曰：“温陵自古多佳胜，灵秀所钟，圣迹弥着。世传有三真人六祖师，灵应即其一也。师字文愈，示迹唐代诞生仁宅李家，幼有孝行，迥异群伦，常现神变，事迹昭闻，如：渡溪飞笠、行陆鞭瓮、立石朝天、插竹茁地、逮及示寂、坐化枷吊藤、异香远闻。乡人柯长者感其灵异，因奉真身而建伽蓝，迄于近世，香火因缘，普被遐迩。有仁宅沐恩弟子黄种树、黄书汉景仰慈光，冀报大德，募建浮图永镇山中，爰略纪事实以示将来，使见闻瞻礼获福于无穷焉。”
文中提到灵应寺的“三大宝物”之二——“倒抛竹”和枷吊藤，还有一个宝物是寺院后高耸入云的一株杜松树。文革期间灵应寺被彻底毁坏，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枷吊藤已经无影无踪，再也无处寻觅了；“倒抛竹”从几丈高的石头上掉下来，也只留下竹根和几个竹笋；最令人担心的是那株巨大的杜松树，靠寺院的土墙已被掏空，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来撞坏整个寺院。
我请了几十个工匠，再发动附近村子里的“志愿者”来帮忙，把寺院后的土墙改成用花岗岩砌成的石头墙，把杜松树下遮阴的地方用鹅卵石铺好，上面置放石桌、石凳给游人闲坐、泡茶；“倒抛竹”也在原处填土、施肥，请我爸爸在竹子后面的大石头上题了四个大字“千年奇竹”，不久这“倒抛竹”又长的生机勃勃、枝繁叶茂了。
灵应寺成了外地人来古镇必定会到的旅游胜地，导游们一遍一遍地给游客们讲解寺院的“三大宝物”：这杜松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多少灾难而顽强地活下来，一次次的“运动”都有人想打它的主意——“大跃进”的时候，有人要把它锯掉当柴火去炼钢铁，几个年轻人爬到树上，已经锯了一段，再锯的时候“不小心”摔下来负了重伤，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爬上去了；文革时又说这树代表“封资修”，要砍掉，村里的老人们宁肯被批斗、被关押，还是把它保护下来了，现在你们看，它还在前面招手欢迎我们的到来呢；这“倒抛竹”最神奇，据说是祖师公圆寂成佛时，手上带的竹棍倒着插到地里长成的，你们看那竹叶都是朝下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它可以预示我们中国的命运：只要竹子长得郁郁葱葱，中国就富强；长得“面黄肌瘦”老百姓就遭殃；“十年浩劫”的时候它几乎死了。可现在，你们看它又长得那么好了，意味着什么？大家慢慢琢磨吧。最令人痛心的是寺里的第三宝物——枷吊藤现在已经不见了，但是在弘一法师撰写的碑文里还有，这才多久的事啊。
全国百货订货会在南京举办，我突发奇想，如果在会上给所有与会代表们洗发、烫发、染发，我们产品的优点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邀请了漳州一位理发师傅同他太太一起到南京参加订货会，这理发师是个大学生，原在一个中学校里当老师，由于在某一次“运动”中说“错”了一句话，差点被打成右派，干脆不当老师当理发匠了。他和他太太不但手艺好，而且善谈，在给代表们做头发时把我们产品的优点说得恰到好处。没想到这一“怪招”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回厂时组织工人们加班加点好几个月才完成任务。
全国有名的百货商店、百货批发公司一夜之间都知道有个新的牌子“黑牡丹”横空出世了。我们生产的头发用日化品开始出现在全国最大的几十间百货大楼的显要位置上。
厦门日报有位老记者赶来采访，用他那支热情洋溢的笔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黑牡丹一枝独秀”发表，之后又连续“跟踪”报导我们在各地的销售“盛况”，“黑牡丹”产品很快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名牌”了。
到了年底，我发请帖邀请全国十大百货商店来厦门参加我们的“新产品发布会”，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还是很少见的，结果十大商店竟然都派代表来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销售科长和我的三弟在往厦门运送样品和宣传品时遇上车祸，车上有个小孩当场死亡，其余的人员都是重伤。“发布会”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上海第一百货商店铺面商场朱经理带着十几个得力干将前来参加会议，很快就跟我成为莫逆之交，热情地邀我去他们商店展销促销。我发了几车产品后，又亲自押送一卡车的芦荟小苗到上海——这又是我的一个“怪招”：顾客买一套芦荟产品我们就赠送一株芦荟苗。朱经理请《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和电台、电视台同时发布有关芦荟的科普文章和展销消息，展销会当天上海一百铺面热闹非凡，数千人排队购买，离“一百”不远的一个花鸟市场所有种花草的泥土也被抢购一空——都被买去种植芦荟了。
同时在“一百”展销的一种“永香真珠膏”也很畅销，这是广东梅县一个化妆品生产厂制造的，老板名叫姚美亮，这次也亲自到上海指导促销。我同姚交谈起来，姚显得信心满满，他说根据最近的销售情况，一年卖几亿元都没有问题。我对“真珠膏”在台湾的运作有所了解，就对姚说：“这真珠膏的美白效果是靠汞化合物对人体皮肤细胞的杀灭作用达成的，我觉得这会给人们的健康造成损害。”姚说：“中国到现在连‘化妆品法’都没有，怕什么？！”我劝他做其他化妆品，即便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特色”的产品也比害人好。姚不高兴了，说我“不像生意人”，我问什么才算是“生意人”，姚回答是“唯利是图才是生意人。”我说：“唯利是图如果害人是会折阳寿的。”
后来姚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果然大发其财。姚出了一次国，很快就成了马来西亚公民，回国后开始大做广告，纪念永香公司“成立三十周年”，过了两年，又开始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了。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皮肤科天天有数百人被诊断出“皮肤中毒”，中的就是由于使用真珠膏带进皮肤的汞毒。医院和医生们把这重大事故反映到卫生部，恰好碰上“西方国家联合抵制中国”、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资的时候，姚频繁到北京活动，又出资在自己的家乡创办大学，变成“爱国侨胞”，卫生部竟然拿他没辙。医生们只好在他们撰写的论文和医学书里创造了一个新病种，叫做“永香病”，专指使用含汞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病。
我搜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芦荟的资料，连同自己几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一本《神奇的植物——芦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芦荟专著，出版发行以后，成了畅销书。
国人历来有“我也来一个”的“习惯”，几年内书店里就冒出几十本介绍芦荟的书籍，有《芦荟治百病》、《芦荟百科知识》、《芦荟治疗与妙用》、《芦荟》、《天然芦荟健康法》、《家庭医生——芦荟》等等，琳琅满目，这些书的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神奇的植物——芦荟》，有的甚至全抄，只是多了几张照片或漫画，著者和出版社换了，后面一大堆《参考文献》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吉林有一个工程师为了“评”上“高工”，花了一个月抄《神奇的植物——芦荟》，错别字也一字不漏，连书名都不改，加了几张漫画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竟然也卖出几万本！据说此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抄了另一本别人的专著，顺顺当当地成了大学教授！但她还是太懒了，否则多抄几本就可以当院士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官员在国家科委、省市科委一大群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古镇参观芦荟基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联合国的官员们当场提出要我到第三世界国家传授芦荟生产利用技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龙行天下

芦荟效用大发展，
全国效仿挺喜欢，
却有多人来抄袭，
联合国请对外转。

林翔云

第三十九章 “黑牡丹”
康梅公社发动农民们大种蘑菇、香菇、草菇、白木耳等高等真菌，成了远近闻名的“食用菌之乡”，但农民们的经济效益并不太好，主要是单位产量不高，有几个种植户来古镇找我，希望我帮他们想办法提高产量。我建议他们生产“蛋白胨”，方法是我在几年前的一个实验成果，原料是理发店每天扫的垃圾——头发屑和屠宰场的垃圾——猪毛，用磷酸水解生产，因为原料几乎不花钱就可以得到，所以生产成本很低。
康梅化工厂采用我这个方法到各地收购人髪和猪毛，生产的蛋白胨用于各种食用菌“根外施肥”，效果极好，产量增加一倍以上，而增加的成本只是一点点，因为这种蛋白胨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后来我又建议康梅化工厂用人髪和猪毛生产各种氨基酸，销售全国各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再后来又用这氨基酸生产“美拉德产物”作为饲料香精的添加剂，这都是后话。
中央电视台来到古镇，拍摄了一些有关芦荟的景物，准备在央视的几个节目里播放。摄制组住在古镇的一家招待所里。有一天，我们公司一个员工的祖母去世，这老人家高寿，而且德高望重，她的亲戚朋友遍布全镇。按这里的惯例，丧礼举办的非常热闹，送葬的队伍排了几公里长——前面是几百个单位的花圈，一个花圈要两个人抬着；接着是乐队，吹拉弹唱、东西方管弦乐、南音清唱应有尽有，包括歌仔戏《五子哭墓》及《梁祝》里英台哭山伯的一段戏——“十八拜”；然后是摩托车队、汽车队；后面才是十六人抬的棺材和紧跟着步行的送葬亲友。摄制组人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世面”，请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帮忙，让他们爬上街边的骑楼，从各个角度、各个路段把这壮观、冗长、喧闹的场面拍了下来。
过了以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播放了“芦荟和它的知音”。在后面的节目里出现了一个专题报导——“不该有的浪费”，把古镇的一个老人的丧礼全过程展现给世人欣赏、评判，央视的解说词明显是批判这种行为的，说“人死了，亲人哭一哭，烧掉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折腾，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我刚刚看完这个视频，马上接到市政府办公室一个来电，说“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央视来拍片为什么没有报告我们？而且还让他们做了我们的反宣传？！”
我说：“中央级的媒体到我这里做报导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没有必要每一次都麻烦你们吧？至于他们顺便拍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风俗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妥，我哪知道他们的想法呢？这里的丧礼不是自古以来都这样办吗？不然为什么有那么一句俗语‘生要生在苏杭二州，死要死在福建泉州’呢？”
过了几天，省、市、县政府派来了一个“调查组”来到古镇，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不知做啥用途。但我很快就接到市文明办的通知，罚我们十万元，说是我们“给市政府抹黑”，要我们“以此为戒”。看到白纸黑字的罚款通知单，我真是哭笑不得。心想：也好，今后我如果写一本新时代的《官场现形记》，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题材。
《官场现形记》还没有写，我倒是想折腾一下电影或电视剧了——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第二天我带潘虹等人去雪峰寺游览，顺便物色几个拍摄外景。有一段小路不好走，需要手脚并用攀登上一块大石头，潘虹不小心被一种带刺的小草刺伤了手指，还流出血。我刚好带着几片芦荟叶子，就用芦荟给潘虹疗伤，让潘虹亲身体验一下芦荟的“妙用”。
潘虹问我“什么化妆品最好，对人有没有伤害？”
我说：“我个人一直反对使用化妆品，自己也出来不买化妆品。但是你是演员，不可能不化妆。我只能告诉你：你在化妆前、卸妆后最好在脸上和化妆的部位涂抹一点水果或蔬菜的液汁——苹果汁、柑橘汁、胡萝卜汁等等都行，如有可能，涂抹芦荟叶汁就更好。”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
盛开在闽南，
你用美丽的画笔，
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
绽放在心坎，
你用青春的旋律，
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演出是在古镇影剧院里举办的，全镇市民都想观看，由于座位有限，只能发邀请卷。邮电局里一个年轻人打电话向我要邀请卷，我说：“这事是×××在办，你找他吧。”
那位年轻人不高兴了，说了一句：“不给我票，走着瞧！”
果然演出后第二天，工厂的电话不响了——明显是这个年轻人在“报复”。求人、请人，忙了一星期电话才又“接通”了，工厂损失惨重。
我爸爸以前开照相馆时雇用的“小伙计”高庆杰从供销社退休，不想呆在家里，就来找我要个工作。我安排他在厂里当仓管员，成了我的“老伙计”。他一生诚恳谨慎，做事有条有理，跟古镇里所有的人都拈亲带故，俨然是工厂的“老管家”。以后再出现类似“电话不通”这种事都有他去找人协商解决了。
邮电、交通、信息的闭塞严重制约着工厂的发展，这里毕竟只是一个农村集镇，要出一个全国性的“名牌产品”谈何容易！一个电话有时候打三天不一定会打得进来；加急信件也要七八天才能送到，而且常常被邮递员“不小心弄丢了”；货物托运到火车站有时候要十几天，然后又在火车站排队等发运；偶尔来一场暴雨把路、桥冲垮了这一带的工厂就得停止运转好长时间……
有一次我在省城，有急事要打电话给厂里，到了邮电局门口，看到要打长途电话的人群排了一公里长，我跟在队伍里排了两个多小时，好像没有走动的样子。叫人帮我“看着位子”，我到柜台前看到一个年轻人把唯一的话筒放在耳边，正在跟谁聊天。我听了十几分钟，都是：“你吃了吗？”、“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吃了？”全是废话。旁边排队的人们等的不耐烦，一再叫他“有话快点说！”他不理会，还是我行我素继续聊天。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再啰嗦三分钟就打断你的狗腿！”才把他轰走了。
城里开始有了“程控电话”，我很想在工厂里也安上这种先进的通讯工具，到市邮电局询问才知道：我必须自掏腰包出几十万元买电线杆、电线等等然后他们再安排人来架设、安装——我只能耐心再等几年让程控电话通到古镇才能享受到这种“现代化”装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