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1990年11月26日晚，一代学术泰斗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溘然长逝。 国学大师冯友兰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广州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教授。1947年应邀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等校任客座教授。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会理事、民盟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至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和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0年11月26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科学初稿》等。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30年代初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思辨方法解决中国哲学问题，对许多旧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女儿忆父冯友兰：蜡炬成灰泪始干 宗璞在病榻前伺候老父 2000年春，我患目疾，好几个月都在奔走医院。住医院，上手术台，对我都不是新鲜事，这一次却怀着极大的恐怖，我怕变为盲人。我怎能忍受那黑洞里的生活，怎能忍受那黑暗，那茫然，那隔绝。 我在等待第三次手术，日子一天天过去，还在等待。一个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幸，我不会死，可是以后再无法写作。模糊中似乎有一个人影飘过来，他坐在轮椅上，一手拈须，面带微笑，那是父亲。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我的心听见他在说。此后，我几次感觉到父亲。他有时坐在轮椅上，有时坐在书房里，有时在过道里走路，手杖敲击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点和开导。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而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的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考入北大时，报的是文科。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转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父亲依言报了法科，考取了，但他还是转入文科。如果他要进仕途，可以从入法科开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父亲那样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他在1942年写的《新原人》中写出了他的境界说———他的哲学的灵泉。此书自序一开始就写了张载四句，接下去便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我一直认为，贞元六书的几篇短序都是绝妙文章，表现了父亲的心胸气魄。听人说有哲学教师讲张载四句竟至泪下，可知怀有为国家致太平，为亿兆安身立命这种深情的人并非少数。 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三十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当时，我为这句话大恸不已，现在想来，如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而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那生命的灵气绝不肯离去。他最后的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就是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决不甘心。 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 1982年，父亲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首诗：“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薪火相传的意思出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他要像浇了油的木柴一样，前面的木柴烧完了，后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父亲那一代人责任感太强了。他们无暇逍遥。其实父亲心底是赞成孔子“吾与点也”那一句话。曾点说，他的愿望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父亲是欣赏这种境界的。 四十年代，常有人请父亲写字，父亲最喜写唐李翱的两首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有一首是“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这两首诗，父亲写过几十幅，现在家中只有“月下披云啸一声”那一幅，没有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一幅。父亲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后面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很多年以前，父亲为我写了一幅字，写的是龚定庵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后来父亲又为我和外子做过一首诗，“七字堪为座右铭，莫抛心力贸才名。乐章奏到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父亲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谆谆教诲，不要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在寂静中也许会有更好的音乐。想到这些常觉得是父亲坐在那里，以手向上一指向下一指，在沉默中，让人想到“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诗句。可是那涵义，那境界，有谁领会。 我做了手术，出院回家，在屋中走来走去，想倾听原来的父亲卧房里发出的咳声，但是只有寂静。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成为盲人，我都会这样坐下去。（文/宗璞）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