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们在劳动之余学习。 大学数学教师童会文（右），1955年时还是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扫盲教员。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经过速成识字法的高潮，各地扫盲的热情多少有些降温。可各地的文盲数量仍然很大，还有许多人因为没有及时巩固出现复盲的情况。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颐和园一边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 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看到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社员们学习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一名叫王守经的学员用小车往地里送粪，车襟往脖子上一搭，忽然想起“车襟”两字怎么写呢？撂下车赶紧去问辅导员。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把扫盲与合作化运动相结合的想法，带到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教育部成人教育司一直负责成人教育的李吉元和高教出版社的几名同志来到河北省农村实地考察，打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编写一套新的扫盲教材，以此给全国新教材做一个范本。可就在他们的新教材还没出炉时，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事隔多年，李吉元已经记不清教材中的内容了，但他记得这套教材最终没有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各地都用上了有自己特色的新教材。 石景山区麻峪村也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特征改进了教学方式。李芳华记得，那时他们把门上贴一个“门”字，壶上贴一个“壶”字。学员们在平时生活中就能巩固学到的生字。他们形象地把这个方法称为“拐棍”。 扫盲改变命运 1955年1月，由于在扫盲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石景山区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民校教师奖状。50多年过去了，老人一直把这个奖状珍藏着。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掀开衣角，把珍藏在衣服里的奖状拿了出来。奖状是用红色的绸子制成的，上面写着“优秀民校教师”几个金字。老人曾当过劳模，做过人大代表，一生中得到的奖状无数，但她最珍惜的还是这个优秀民校教师奖。 李芳华记得，1955年北京市优秀民校教师表彰大会在长安大戏院举行。当时，她刚刚生了大女儿在坐月子，没能亲自到现场领奖。“村干部去替我领回来的，还发了50块钱奖金。”没能亲自领奖，一直是老人的一个憾事。 有了孩子的李芳华，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了民校的讲台上。以前是学生们写作业，她帮着学生看孩子，现在却是她在上面讲课，学生们帮她照看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就这样，互相扶持着，李芳华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 扫盲刚开始时，中央没有确定脱盲标准。直到扫盲工作进行两年后的1952年，教育部才规定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写三五百字的短文，即可认定为脱盲。 根据这个标准，1956年石景山全区完成了扫盲任务。 在石景山区北辛安镇民校教书的刘兰也因为所教班级极高的毕业率，被市里评为优秀民校教师三等奖。刘兰还记得，其他村的教师来她课堂上听课，教室里坐了一片人，而她以自己高超的讲课水平受到了在场民校教师的一致好评。 1956年，石景山区完成扫盲工作后，民校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民校教师们因其在扫盲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统一分配了工作。刘兰被分配到了市里的东方饭店工作。但那时她女儿刚刚出生四个月，因为单位离家太远，她最终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此后，她做过会计，当过教师，还做过石景山区百货公司的经理。 刘兰说：“其实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我自修了电大的课程。就是因为在民校当教师的经历，在教学生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提高。” 从刘兰手中毕业的学生前后一共有4批。原先他们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扫盲后他们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进了工厂，还有的在村里做了会计。牛淑芬便是其中一位。 扫盲运动开始时，牛淑芬只有十四五岁，由于父亲早逝，兄弟姐妹众多，身为老大的牛淑芬早早地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可每天晚上忙完了家务，牛淑芬便会带着妹妹来到扫盲班学习。经过几年的学习，牛淑芬从一字不识成长为一名扫盲教师。白天，她经常把一些年纪大或家务活重没法去夜校学习的妇女组织起来，在家里教她们识字。这种形式，当时被称为炕头小组。 民校结束后，牛淑芬被村上推荐到市里参加拖拉机手培训。“当时开拖拉机可是件特别光荣的事。要求有文化，能看得懂说明书，还要会一些简单的数学。如果不是那几年在民校的学习，我绝对考不上。”不久，牛淑芬便成为了一名时髦的女拖拉机手。 后来，她又进了拖拉机修理厂，最后在首钢退休。牛淑芬说，她的文化都是在扫盲班上打的基础。 “现在回想真要感谢共产党，如果不是解放了，我们能识字，能参加工作，我还不知道早就嫁给谁了，生一大伙孩子，整天就是伺候公婆。是扫盲班改变了我的命运。”牛淑芬感慨地说。 “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信” 石景山区的扫盲工作全部完成了，但在许多偏远山村，扫盲才刚刚开始。 1958年春，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苏联“在十五年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中国也掀起了一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工业跃进，农业跃进，文化教育也要跃进。扫盲运动也随着这股席卷全国的洪流，开始了一场不切实际的“跃进”。 1958年2月，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 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如果要在5年内扫除文盲，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人。这比以往的速度快十倍。 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为了完成指标，浮夸、虚报的现象在所难免。1958年7月，在省城读高中的孟祥才回到老家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度暑假。他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秀才，首当其冲地被任命为扫盲骨干。 如今已是山东大学历史教授的孟祥才对那次村里的扫盲高潮记忆犹新，“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别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 走进公社大院，眼前的情景让孟祥才吃了一惊。主席台上红旗招展。写着“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苦战三个月，扫除全公社文盲！”的条幅贴了一墙。大会开始了，首先公社书记做动员报告，号召全公社敢想敢干，在三个月内将文盲扫光，每人都能识字三千，能读书看报。接着文教助理布置了扫盲的组织领导、工作步骤和检查验收等有关事宜。最后，几个大队代表上台表决心，调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证超前完成任务。 散会后，往村里走的一路上，孟祥才心里直打鼓：小孩6年小学毕业，还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读书看报。现在要求三个月扫光文盲，简直是开玩笑。 回村他向大队长汇报，说三个月扫盲根本完不成。大队长苦笑着说：“现在什么都跃进，上面怎么布置，咱就怎么干。反正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 第二天中午，孟祥才发现全村八九个树阴下的教学点都开始看着黑板学识字了，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起劲。他心里暗自高兴，觉得照这样下去没准还真能完成三个月扫盲的任务。 可到了第四天中午，大队长心急火燎地找到孟祥才，说：“坏了！咱们大队的扫盲落后了。人家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你快去大队办公室，用红纸写一份报捷的喜报，就说我们大队经过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扫盲任务。然后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公社。” 看孟祥才愣着不动，大队长急了，说：“快去办！再不快点，咱就更落后了。” 当天下午，孟祥才和几个年轻人就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公社大院。这时，他们才发现，公社大院墙上贴满了报捷的“喜报”，他们村还真落后了。 喜报送出后，扫盲班再也没人去了，北老屯村的一场扫盲大跃进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据当时报道，仅仅1958年1月到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主席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也经历了不少风雨和曲折，但扫盲运动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2009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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