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特别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图为伍修权（左一）乔冠华（左二）、龚普生在联合国。 1950年11月24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抗拒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等提案，严正要求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召开有关讨论美国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会议，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 11月28日，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发言，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罪行。伍修权在演说中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和派遣空军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杀伤我国和平居民的罪行。伸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驳诉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指出台湾是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3项提议：①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和制裁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②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自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③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 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和平处理朝鲜问题。 老革命家伍修权轶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我国的古老谚语,其实不然。近朱者未必都“赤”,近墨者赤必都“黑”。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伍修权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赞许与信任 1925年,年仅17岁的中学生、共青团员伍修权,被党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他同期同班的同学有王明、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伍修权与其中有的成了亲密学友、战友甚至挚友知交,如王稼祥。在中大学习期间,个子小野心大的王明,笼络和纠合了一些人,把持了中大党组织支部局,结成了所谓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回国后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占据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形成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小宗派,在党内实行了“左”倾错误统治,上述几人曾被称为这个宗派的“四大金刚”,以致后来他们都被认为犯了错误,并且因此检讨了几乎一辈子。但是与他们一直关系密切的伍修权,却并未受影响。毛泽东曾当他的面对外宾说,许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反对过我,伍修权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却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这表明伍修权并未参与过王明等的宗派活动,因而深得毛泽东的赞许与信任。 伍修权在中大同班同学中,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同龄。曾与伍修权一起出国进中大的,共有11个湖北老乡、老同学,学习几年后其中有的人,竟投靠了国民党,跟着蒋经国跑了。这几人与伍修权关系很好,但是他们的政治转向丝毫没有影响到伍修权。直到他们晚年,才向已成为中共要人的伍修权表示要落叶归根回大陆,并一起做老同学蒋经国的统战工作。 良知和勇气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伍修权从莫斯科中大和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派到苏联远东地区。在“中东路事件”后,苏联红军占领了我国东北一些地方。作为苏联红军随军翻译的伍修权参与了审讯和处理被俘的中国军民。在此期间,他虽受到苏军信任并重用,却没有追随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反而利用机会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国同胞的事,如将苏军虏获的仓库粮食,分发给了当地平民等等。 伍修权在苏联远东地区时,为正在那儿的中国同志及华侨华人,做了许多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密切合作的事。由于他的积极工作,苏军边疆保卫局党组织发展他为“联共(布)党”党员。正当他在苏联发展顺利将获升迁时,他又坚决要求回到祖国。1931年5月,抛弃了相对安定优裕的生活,伍修权只身冒险回国,当年夏天进入闽赣中央根据地,投入了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首次参战就负了伤。 追随毛泽东 1931年底,伍修权从闽西调往赣南,在瑞金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兼学员连队指导员。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久已闻名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错误中央领导的排斥打击,“红校”让他给学员讲课,其讲题是帝国主义侵略,怎样破坏了我国的民族经济。这本来是个政治经济学课题,内容比较枯燥,带有学术性和理论性。伍修权在莫斯科学习时,只见来讲课的苏联老师抱着大堆马列原著和摘录卡片,拿着写好的教材文稿,不断引经据典。但是毛泽东来讲课时,手头连一纸提纲也没有,更没有什么洋书巨著和卡片之类,一上来就聊家常似的,他指着身边农家的木桶、竹篮等等讲,我国南方的老百姓,都是用竹篾来箍木桶、木盆,帝国主义入侵后,带来了西方生产的铁丝,使我国改用铁丝来箍桶箍盆,这就挤垮了中国的竹篾市场,造成了广大竹篾手工业者失业,侵犯了我国的经济利益。毛泽东就这样把本来比较深奥的问题,讲得生动活泼又幽默风趣,连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使刚见到毛泽东的伍修权,马上被其吸引并由衷敬服了。这次讲课,毛泽东就以自己的才华和思想,影响了伍修权的一生。伍修权由此决定自己将一生追随毛泽东,从此跟毛泽东干了一辈子。 翻译加战友 伍修权在中央苏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他见李德其人凭藉权势作威作福瞎指挥,动不动就训人骂人处分人,连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都不放在眼里,红军将领萧劲光竟几乎被其枪毙。李德所有这些活动,并未使伍修权接受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反而对其反感。他常在工作中力求缓解李德与周围同志间的矛盾冲突,设法保护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李德骂人的话,伍修权尽量不给翻译,以求稳定党和军队的大局。同时他又一再向上级反映自己对李德的不满,并曾请求调动自己的工作,他表示宁去当马夫、伙夫,也不想当这个洋大人的助手。中组部长罗迈(即李维汉)劝他安心工作,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来接替,他只得服从了组织,一直工作到遵义会议后李德下台,他才去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成了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的亲密战友。 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伍修权如果受影响和积极效劳,很可能因此受重用以致青云直上。他在中大的老同学都当了大“官”,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更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伍修权虽是他们的好友、老同学,却并未追随和依仗他们,从不跟着他们的错误跑。 长征中由于减员很多,不得不将部队缩编。红三军团撤销了师一级领导,原来的师级指挥员黄克诚、李天佑等,安排到军团司令部当作战、侦察等科长,都成了伍修权的下级。但他们毫不计较,照常积极工作并服从领导,这使伍修权很受感动。爬雪山过草地时部队再次减员,伍修权主动要求下放,调到所属十团担任团参谋长,使自己一下降了几级。正是过草地中,他运用在苏联学到的骑兵知识,带部队打垮了反动武装的骑兵袭击,还缴获和打死了一些战马,让饥饿的红军分吃了不少马肉。 “近墨”却不“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伍修权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原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去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改由张国焘来当代理主席。这时的张国焘,是党和红军中“右倾分裂”和“右倾逃跑”的代表人物,更犯了“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中央分配他工作,也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伍修权被调到张国焘身边,不只作他的直属下级和亲密助手,还与他共居一屋,张国焘夫妇在东间,伍修权就在西间,中间的堂屋办公和开会用,这使他们从日常工作到生活起居都在一起。最初张国焘猜疑他是毛泽东派来监视自己的,他却以自己的勤奋工作和谦和态度,赢得了张国焘夫妇的好感与信任。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竟要把她正在延安学习的妹妹,介绍给伍修权为妻,张国焘也很乐意。其实这时伍修权已结婚,妻子还怀了孕,“官僚主义”的张国焘却毫无所知,竟要伍修权当自己的连襟,实际是企图拉拢他,只是没有达到目的。 1938年2月,伍修权被调出边区政府,成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两个月后,张国焘利用去黄陵祭扫黄帝的机会,投入国民党叛变党,此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虽说伍修权曾监视过自己,却又对他赞许有加。伍修权用自己的工作和行动,证明他虽“近墨”却不“黑”。 井水不犯河水 解放战争时期,伍修权调到东北地区,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军区参谋长,一度曾是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分部我军的代表。在林彪成为东北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后,他当然地成为林彪的助手之一。但是因为他不是原红一军团的人,又曾与东北局原书记彭真合作很好,林彪对他并不信任。军区政委罗荣桓就让他去管军工生产,以自造的武器弹药等军事装备,来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他很快就作出了成绩。由于战事和工作需要,特别是几次陪同军调部的美军代表去见林彪,使他与林彪仍然接触不少,只是他与林彪一直格格不入。在林彪成为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大权在握又功成名就时,他始终没有主动去巴结和投靠,只做好了自己分内的工作。直到“文革”中,林彪及其妻子叶群,还说伍修权是反对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表明他与林彪一直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后来林彪事件牵连了很多原东北局的人,却都与他无关。 无懈可击 1954年中共中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这高、饶二人与伍修权都有过“亲密接触”,并曾长期共事合作,然而这二人的问题,也从未牵连到他。1946年,饶漱石受命来到东北,成为军调执行部东北分部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伍修权担任他的助手,不断共同对付美、蒋两方的代表,两人配合默契,结成良好关系。饶漱石离开东北后,伍修权才成为我方代表团负责人。高岗继林彪之后,成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担任军区司令兼政委,伍修权则是军区参谋长。由于高岗别的事情太多,就把军区的工作大都推给伍修权来干,使他一度也大权在手,更深得一把手的支持信任,连高岗夫人李立群,都成了伍家孩子最尊敬的老师,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后来高岗和饶漱石结成“反党集团”,曾与他们密切合作的伍修权,却与其活动毫无关系,因为伍修权从不参与任何非组织活动。他与高岗、饶漱石虽熟悉和友好,却谁也拉不了他。他只是按照原则做分内工作,别人的什么黑心事,都不能向他透露。他一生也从未成为任何“小集团”的成员,使人一直无懈可击。 拒绝“保护” 1958年,伍修权从外交部调到中联部,专职从事党内外交工作。这时在中央一直不务正业的康生,依仗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一直想插手“国际共运”和中联部的工作,在各种场合利用机会拉拢伍修权,多次和他一起出国访问,常当面说他许多好话,直到“文革”初期,还与他同赴阿尔巴尼亚。康生这时已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顾问,他们回国经新疆在乌鲁木齐停留时,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求见康生,康生委托伍修权代表自己接见来人,伍修权向红卫兵们转达了康生的“指示”,公事公办地做了各项应做的事。康生曾向他许愿:只要他能紧跟自己,就能保他在“文革”中不受冲击。他自己却表示,我如没有问题,用不着谁来保;要是真有问题,就谁也保不了。这实际拒绝了康生的“保护”。 伍修权对康生一直自有看法并保持距离,他曾轻蔑地称此人为“智叟”,将其喻为毛泽东在《愚公移山》 中的反面人物。康生一再拉他不成后,中联部另一位副部长和王力之流上了钩,那些人靠着康生爬了上去,在中联部攻击部长王稼祥,对群众组织打一派拉一派,伍修权公开为王稼祥辩护,说他虽然有过错误,对党却是立过大功的,遵义会议以来是支持毛主席的。他又仗义执言为受压的群众组织说话,公开和康生等“对着干”。这激怒了康生。他被揪斗示众,关进“牛棚”,后被押送卫戍区“监护”了8年。直到1974年国庆节时,才“解放”出来。后来由叶剑英将他调回军队,成为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长,康生于1975年在中央副主席高位上死去,直到此时,伍修权也从未说过此人一句好话,可见他嫉恶如仇的坚定立场。 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伍修权并没有任何个人目的。所以他才能一直“近朱者赤”,虽然“近墨”却又不“黑”,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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